郝東智在彭州通濟鎮采訪。
郝東智（左）在成都雙流機場幫助搬運救災物資。
郝東智身后就是米-26。
本報救援報道特派記者邱志強攝
第二次余震發生在夜間，大約兩點半左右，我在夢中被驚醒，感覺床在左右搖晃。當時我的頭腦一片空白。我一邊聽著自己“怦怦”的心跳，一邊躺在床上胡思亂想。最后，按當地人的做法，我把啤酒瓶子倒放在桌子上，才敢入睡。當時報社只安排我一個記者在彭州采訪，晚上遇到余震我心里特別緊張。
5月20日，是汶川大地震全國哀悼日的第二天。中午12點多，我正在報社寫稿，突然接到電話通知，“馬上訂票準備飛成都，下午4點50的航班。”此后的9天9夜里，汶川大地震不再僅是電視上驚心動魄的場景，它毫無遮掩地把生離死別和悲歡離合展現在我面前，帶給我更多淚水和銘記終生的精神洗禮。
災區人民調侃地震、幽默自己
21日早晨，我從成都出發奔赴彭州，到龍門山附近的通濟鎮采訪。出發前知道震區余震不斷，但余震到底怎樣、震級有多大都是未知數。到彭州后，我才開始領教地震的威力，并且之后每天都領教。
第一次遭遇余震的情形歷歷在目。21日下午5點多我正寫稿，突然感覺椅子向左側傾斜，房間的玻璃“嗡嗡”響起來。“地震了！”一個念頭立刻從腦海閃過。隨后央視播出“17:33青川發生4.5級余震”的新聞，我才意識到剛才真的地震了。
第二次余震發生在夜間，大約兩點半左右，我在夢中被驚醒，感覺床在左右搖晃。當時我的頭腦一片空白。我一邊聽著自己“怦怦”的心跳，一邊躺在床上胡思亂想。最后，按當地人的做法，我把啤酒瓶子倒放在桌子上，才敢入睡。當時報社只安排我一個記者在彭州采訪，晚上遇到余震心里特別緊張。
24日轉戰到綿陽市后，和同事們的“大部隊”會合，我們又遇到了三次比較大的余震。25日青川6.4級余震發生時，我和記者邱志強剛從綿陽機場采訪回來，剛走到酒店一樓大廳，突然腳下傳來“轟轟”兩聲，像在打雷。走到六樓，卻看見胡忠華副總編輯正帶著同事們匆匆往外走，“快下樓，地震了！”我們匆忙通過安全通道下樓，途中看到安全通道的1樓到3樓的墻壁上已經出現裂縫，并且有大片的墻壁脫落。
5月27日下午，陜西寧強5.7級余震、青川5.4級余震先后發生，那時我和彭東正在綿陽市為帳篷學校購買圖書。第二次余震時我們正在一家工商銀行辦理轉賬，眼看銀行的樓房晃動，我們急忙跑到附近的廣場上躲避。“5·12”汶川大地震至今，災區已經發生余震九千余次，那里的居民每天要面對怎樣的挑戰，可想而知。“比地震可怕的是余震，比余震可怕的是預報余震，比預報余震可怕的是預報了余震一直不震。”在綿陽，我收到一個廣為流傳的短信。地震摧毀不了信心，震區居民們樂觀地調侃地震、幽默自己。
北川人，比我們想象的更堅強
走進災區群眾中間，我才體會到他們遠遠比我們想象的堅強。地震后，綿陽市政府廣場成了救援物資的集散地，來自災區各縣的工作人員都在忙著接收物資、協調工作。北川教育局的喬新遠告訴記者，“5·12”那天，他是從三樓跳下來才逃生的，北川教育局的工作人員幾乎全部遇難。“北川只要活著的干部，都在工作。北川還有人在，北川沒有消失。”
北川工商聯的尚女士忙著接收救援物資，一周下來她的嗓音都嘶啞了。“我回家看過一次，房子被大山移出了四五公里，全塌了。房子倒了還可以再蓋，只要有人在，我們就能重建家園。”
在綿陽九洲體育館災民安置點，記者接觸最多的也是北川人。這里最多的時候容納9萬多災區群眾，其中90%以上來自北川。在九洲帳篷學校，記者先后采訪了數十名學生，他們有的老師同學遇難，有的失去父母姐妹。我沒有看到他們哭泣。曲山鎮毛家壩中學初一學生王明地震后成為孤兒，當他睜大眼睛微笑著問我“叔叔，能不能幫我要一套課本”時我真想號啕大哭，他怎么可以還能微笑？我心里祈禱，讓災難永遠遠離這個孤單而幼小的孩子。
盡管家園已被毀滅，但北川人都不想離開家鄉，“我們的家在這里，不會因為地震就離開。再說，地震過去后也就安全了，我們可以重建北川。”地震發生一周后道路打通了，學生的父母們紛紛踏上回家的路，從北川人樸素的話里，我看到了北川的不屈和希望。
“在這里值班是我們的責任”
不僅僅是他們，災區所有堅持在崗位上的人，都讓人敬佩。綿陽市長虹大酒店入住了許多地震專家、救援人員和媒體記者。每次遇到余震，客人們紛紛往外跑，但酒店工作人員沒有。一位大堂值班人員說，自己家在北川擂鼓鎮，家里的房子毀掉了，但一直沒時間回去看看，“在這里值班也是為抗震救災盡力。保證客人的安全是我們的責任。”
是啊，是責任！正是這份凝聚民族之愛和人性之美的責任感，使災區人民挺起了不屈的脊梁，讓全國人民與四川血脈相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