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這個汽車社會的后來者，如果我們的刑法繼續對酒駕袖手旁觀，那便意味著國民將為此付出更加慘重的生命代價，這不符合國家保障人權的憲法精神。

    把酒后駕車等嚴重交通違法行為視為犯罪，盡管有不同的意見，但基本已是主流民意，我們是持贊成態度的。

    理由很簡單，酒駕已不是個別現象，已成為汽車社會背景下危害公眾生命安全的大問題，對此，刑法如果不做出必要的回應，就無法滿足我們對公平正義的期盼。在汽車社會快速到來的背景下，一般性的說服教育、一般性的警示，已經很難迅速遏制大面積出現的酒駕現象。常識告訴我們，人們的大多數行為，尤其是那些社會性的行為，主要是由一個社會的政治法律制度塑造的，也就是說，只有現實的政治法律制度，才是改變和塑造人們行為習慣的最后力量。要改變類似酒駕這樣的積習，看得見摸得著的法制力量是效率最高的手段。

    如果我們不能盡快修改刑法遏制酒駕，那我們只能等待隨著血的教訓的日積月累，人們的理性能慢慢成熟起來，酒駕行為會慢慢減少，但這將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當汽車社會飛速來到眼前的時候，這種等待的代價太大了！歐美和日本的汽車文明發育了上百年的時間，這個發育的過程，不是在自然狀態下進行的，而是有國家力量參與的；那些汽車文明先進的國家，都有嚴格的法律制度懲罰交通違法行為，比如日本的法律對酒后駕駛近乎“零容忍”。對中國這個汽車社會的后來者，如果我們的刑法繼續對酒駕袖手旁觀，那便意味著國民將為此付出更加慘重的生命代價，這不符合國家保障人權的憲法精神。

    今天的刑法文本中關于交通肇事等方面的條文制定的時候，中國還沒有進入汽車社會，汽車進入家庭似乎還沒有人敢想，就是想，也只是極少數人的事。多少年前，誰能想到如今中等收入者已成了汽車消費的龐大群體，開車上下班，雙休日開車出游？法律制度及時回應社會生活發生的巨大變化，應該是符合法理要求的。況且從本報的調查看，酒駕入刑確已是主流民意，及時啟動法律的修改，也是對民意的尊重。

    有專家說，超速行駛、吸毒后駕車等，比酒駕的危害甚至還大，因此，在刑法中單列“酒后駕車罪”這個罪名不合適。其實這只是個技術問題，是使用這個罪名，還是用其他的表述涵蓋這種罪名，相信法學精英們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關心的不是這些技術問題，而是酒駕者是不是只有等到撞死了人刑法才去過問。

    普遍遵守公共生活規則這種現代公民品質的發育，離不開健康的法律制度環境，這就是我們支持“酒駕”入罪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