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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綿陽永安安置點，在地震中失去女婿的王明潔一家5口人生活在一間板房里。失去親人和生活壓力積聚，是大多數北川家庭震后共同的陰影。 本報記者翁洹/攝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柴會群

選擇死亡的董玉飛是震后北川基層干部的一個縮影——在媒體眼里是抗震救災中的英雄，在領導眼里是災后重建工作的骨干，在群眾眼里，是國家干部。而事實上，他們同樣是在這場大地震中與別人并無分別的災民。

失去兒子的傷心，左支右絀的生活，夫妻聚少離多，父母無暇照顧，除了沉重的工作壓力，這些都構成董玉飛自殺的原因。而這些傷痛，與干部身份無關，實為震區普通災民正在承受之傷痛。

在大地震的陰影下，董玉飛之死，不僅是一個北川干部之死，更是一個震區災民之死。

盡管之前沒有發現任何征兆，但董玉飛之死顯然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10月3日，他以一種被警方認為極為“專業”的方式結束了生命——并非上吊身亡，而是借助一張不到一米高的床和一根棉繩，將自己勒死。這個身高一米八的壯漢如何做到這點，至今讓不少朋友深感困惑。惟一能肯定的是，“他當時是下了決心的”。

死前，董玉飛身兼三職：縣農辦主任、救災辦主任和后來成立的農房建設辦主任。

10月3日，因前列腺炎到綿陽住院治療后，董玉飛返回安昌鎮北川縣政府臨時駐地。董玉飛先去了設在綜合辦公樓的農辦辦公室。當時只有下屬曾國和在，曾正在打電話，董玉飛笑著向他招了下手，隨即離開。

之后董玉飛又到了設在另一座樓上的農房辦，和那里的值班人員見面，并從桌子上拿了一份災后農房建設情況的報表離開。

下午三點左右，曾國和接到董玉飛之妻李照電話，說找不到董玉飛，曾國和隨即趕到農辦租住的那所二層樓房。李照正在打董玉飛的電話，鈴聲卻從房間里傳出來。

二人都沒有鑰匙，李照從房東家找了個梯子，從窗戶里鉆進董玉飛的宿舍。

在下面扶著梯子的曾國和，隨即聽到李照的哭聲。

董玉飛為何選擇死亡？此前官方解釋與媒體報道，均將注意力投向董玉飛的干部身份，而南方周末記者發現，除了沉重的工作壓力，被地震撕碎的家庭和左支右絀的生活，更是董玉飛無法承受之重。

在大地震的陰影下，董玉飛之死，不僅是一個北川干部之死，更是一個震區災民之死。

被忽略的“特殊災民”

“在災民眼里我們是干部，在領導眼里我們是干活的，誰都沒把我們當災民看”；“生活對我而言已經失去了樂趣，活著只是因為身上的責任”。

“5·12”地震發生瞬間，董玉飛和絕大多數北川縣城居民一樣，變得一無所有。不過，由于是農辦主任，對于董玉飛遺書中提到的“生活壓力”，多被外界解讀為系指兒子遇難一事。在外界看來，身為農房辦主任的董玉飛，在基本生活上不會有問題。

不過在一位同事看來，情況并非如此，董玉飛和普通干部一樣，震后一直艱難生活。

地震時，北川農業局副局長趙其洲恰在杭州出差。他于16日返回，因熟悉關內地形，北川抗震指揮部派他和董玉飛為前來支援的部隊帶路。這是他震后第一次與董玉飛見面。據他回憶，當時看到董玉飛時嚇了一跳，因為人“變形了”。

和部隊一起吃飯時，董玉飛端起碗，忽然間流下了淚。“他跟我說，這是地震后吃的第一口熱飯，喝的第一口熱水。”趙說。

地震之后，北川農業局的臨時駐地和抗震指揮部一起在任家坪。當時各單位自謀生路，農業局從農民那找了一口大鍋，一位個體戶捐了許多洋蔥，于是天天吃洋蔥煮方便面，“后來撒的尿都帶洋蔥味。”趙其洲說。

曾國和地震中被埋了四小時，爬出來后送到綿陽，結果醫院不收，因為他的傷太輕了，醫院需要先收治重傷員。曾國和自己抹了點消炎藥，然后被派到九洲體育館幫助安置災民。結果工作兩天下來沒人招呼吃飯，厚著臉皮去問工作人員要，結果對方說飯是給災民的，你是干部，沒有。“5·12”地震中，北川干部和縣城居民一樣損失慘重，公務員遇難比例達20%以上，幸存者僅有的財產往往就是一身衣服。不過，由于特殊的身份，地震后他們身份尷尬，“在災民眼里我們是干部，在領導眼里我們是干活的。”北川某鄉一位副鄉長說，“誰都沒把我們當災民看。”

據北川多位干部介紹，地震之后，北川一度要求，公務員家屬也不能領取各種救災物品。6月中旬，因北川原農辦主任地震中遇難，董玉飛從農業局調至農辦當主任。不過工作任務雖然重了，生活卻一樣艱苦。

據曾國和介紹，董玉飛雖為農辦主任，但工資實際比他還要低。每月只有1400元。與妻子李照的工資加起來，不過兩千多元。而吃飯一天一人至少要二十多元。董玉飛雖然配了車，但一向公私分明，周末到綿陽從來都是自己買票乘車，一來一回就是二十元。加上災后許多生活物品都需購置，董跟多數北川普通公務員一樣經濟上捉襟見肘。

北川臨時政府轉到安縣安昌鎮后，由于各單位都要租房辦公，致使房租爆漲，價格之高甚至超過了綿陽市區。迄今為止，多數北川公務員仍因經濟拮據而過著“集體生活”，夫妻雙方尚不能住在一起。

董玉飛亦是如此。其自殺所在地，是農辦9月份剛分給他的一間房，此前一直和司機合住一間，既當宿舍又當辦公室。妻子李照則住農業局租住的另一所民房里，和兩個女同事合住一間。

出事前一個月，負責農辦后勤的劉開曙剛給董玉飛安排了他自殺所在的那間宿舍。劉是好意，想這樣會方便董玉飛與妻子團聚。此前，因為宿舍緊張，董一直和司機兩人合住一間。劉開曙回憶，董玉飛在這間屋子里，經常把門關上，一個人看報寫東西。而因為工作關系，董玉飛妻子李照一直沒能住過來。

“如果不給他安排那個單間，繼續和司機住在一起，他不那么悶，也許不會出事。”事發后，劉開曙經常為此自責。

北川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中間，地震前相當一部分在綿陽買了房子，某種意義上，他們成為這次災難中的幸運者。不過，董玉飛雖工作多年，但由于多在農口，一直沒有能力在綿陽市區買房。據李照說，就在國慶節前，她還曾跟董玉飛提過，想在綿陽市區租一套房子，過上正常生活。

董玉飛的下屬曾國和地震前剛剛在北川買了一套房子，為此負債15萬元。地震之后，一無所有的曾國和除了要供本碩連讀的女兒讀大學，還得照料年過八旬的父母。重壓之下，曾國和晚上常對妻子垂淚。“生活對我而言已經失去了樂趣，活著只是因為身上的責任。”

與如火如荼的農房建設工作不同，北川城鎮居民的住房——自然也包括公務員住房問題至今未推出具體政策。

曾國和估計，受地震影響，北川公務員當中，可能要有三分之一的人今后永遠無法恢復震前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