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西族的形成是多元的。從1960年開始，考古工作者就在云南省麗江縣的木家橋一帶，陸續發現了一些人類股骨化石、頭蓋骨化石和其他的古生物化石。

　　近十余年來，在納西族居住的金沙江沿岸和瀘沽湖周圍地區，又發現了許多繪有巖畫的洞穴以及一些新石器時代的遺址，為進一步研究納西族先民的活動提供了大量的物證。見于史籍的有關納西族活動的最早記載，當屬晉朝史官常璩所著的《華陽國志》一書，其中談到的“摩沙夷”早在東漢末年就已活動于麗江周圍一帶地區。

　　根據現有的文獻及考古等方面的資料，可以初步推斷出納西族先民大致是由三部分組成的：一部分是源于甘肅省和青海省的黃河、湟水地帶的古羌人。這些游牧的羌人先是向南遷到岷江上游，又逐漸向西南遷徙至四川省西部的雅礱江流域，再繼續西遷至云南境內的金沙江上游沿岸一帶及麗江等地，最后便在這一帶地區定居了下來。另一部分則系古代我國西南民族中稱為“旄牛夷”、“白狼夷”的一支所謂“夷人”族系。由于這些人居住在笮都一帶，又被稱為“笮都夷”，經多年的發展演變而漸成為納西族的先民。還有一部分據估計是當今云南省麗江縣一帶的土著居民。這部分人世世代代居住在這一地區，當為納西族先民中人口占較多數的部分。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以上述三部分人為主體的納西族先民們，不斷吸納融合周邊一些民族的先民，逐漸發展形成了今天的納西民族。

　　納西族居住的滇、川、藏三省區交界地區，群山聳峙，風景秀麗，平均海拔約有2700米。玉龍雪山和哈巴雪山宛若兩道玲瓏晶瑩的玉屏，巍然矗立并障護著勤勞樸實的納西兒女。早在唐代便以“磨些江”著稱的金沙江，在這一地區蜿蜒流過，形成了“萬里長江第一灣”和“虎跳峽”等世界聞名的奇觀。大致以金沙江為界，納西族地區又可分為東部和西部兩大方言區，方言之間互相不能通話。屬西部方言區的有云南省麗江、中甸、維西、德欽、鶴慶、劍川、蘭坪、華坪、貢山等縣，四川省的鹽源、木里以及西藏的芒康、察隅一帶，主要為“納西”支系聚居之地；而代表東部方言區的“摩梭”支系，則主要聚居在滇川交界處的瀘沽湖周圍地區，學術界多以“永寧納西族”稱謂之。由于諸多的原因，這部分人在家庭結構、婚姻制度、宗教信仰、生產生活習俗，乃至自我意識等不少方面，已同其他支系的納西族產生了較大的差異，往往喜愛以“摩梭人”或“摩梭族”自稱。除上述兩大支系外，納西族還有“喇惹”、“喇珞”、“阮可”以及“瑪麗瑪沙”等幾個較小的支系，亦有一些別稱。

　　納西族約在公元二三世紀開始由原始社會向奴隸制社會過渡，產生了“夷帥”或“豪帥”。公元8世紀初的唐朝開元年間，納西族勢力在洱海東部的賓居(今賓川縣一帶)建立起“越析詔”，為當時著名的六詔之一；歷時70余年后被南詔所敗，部分人渡金沙江北返，另一部分則被南詔統治者遷徙至昆川(今滇池地區)，后來被逐漸融合于其他民族中。唐宋時期是納西族社會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基本上完成了由游牧經濟向定居農耕經濟的過渡。至11世紀中葉(宋仁宗年間)，納西族的勢力又有了較大的發展，已發展到能夠同大理段氏政權分庭抗禮的地步。據《元一統志》記載，十二三世紀的麗江地區已經是“民田萬頃”的農業經濟，礦產有金、銀、滑石、樸硝等數十種，加之畜產品、手工制品及土特產品，已形“土地肥饒，人資富強”的局面，基本上具備了政治上集中統一的經濟基礎。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軍從四川木里、云南寧蒗縣永寧一帶乘革囊渡江，取道麗江而南征大理，分封納西部落大酋長麥良、和字等為土官，使得納西族勢力更加迅速地發展。公元1275年設置麗江路軍民總官府，后罷府置宣撫司，領一府七州一縣，總官與宣撫司均由麥良的子孫承襲。納西族地區自此開始從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從元初忽必烈滅大理至清朝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實行“改土設流”的400余年時間里，中央王朝在納西族地區一直推行封建土司制度，先后有麗江土知府、巨津州土司、通安州土司等十余戶納西族土司受到分封。其中，麗江木氏土司的勢力在明朝晚期曾臻鼎盛，滇、川、康、藏四省區交界處的中甸、維西、德欽、巴塘、木里、鹽源、鹽邊以及芒康等地均被其攻占。納西族地區的農、林、牧、工、商、貿以及文化藝術等各業，在這一時期均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這同木氏土司積極依附中央王朝，大張旗鼓地吸納先進的漢文化與藏、彝、白、回等周邊民族的文化，以先進的生產方式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是分不開的。

　　納西族地區在清朝雍正元年實行“改土設流”之后，社會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的發展大大加快了。在漢族流官的大力倡揚下，中原地區漢文化以及先進的生產技術迅速滲入納西族地區。廢莊園、釋莊奴、減捐稅、勸農桑、修水利、興交通、辦義學等一系列舉措，不僅深得廣大納西族民眾的擁護，而且在客觀上也極大地促進了納西族地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中原地區的佛教、道教等宗教也在這段時期廣泛傳播，同此前就已傳入的藏傳佛教一起，逐漸形成了超越納西族傳統的東巴教的宗教勢力，贏得了許多納西族民眾的信仰，客觀上對漢文化在納西族地區的傳播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民國政府在納西族地區實行了保甲制度，并逐漸輔之以國民黨、三青團等組織的協助控制。20年代在云南設立了麗江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下轄八個縣和五個設治局，其轄地范圍幾乎涵蓋了整個滇西北地區。尤其是到了抗日戰爭中后期，我國東南沿海一帶的對外商貿渠道完全中斷，滇緬公路亦被日軍封鎖，麗江一帶便成為內地通過印度開展對外貿易的重要樞紐。僅麗江大研鎮就設立了大小商號1000余家，其中擁有百萬銀元以上資本的商號達10余家。此外，還興辦了皮毛皮革、紡織、造紙、銀器與銅器制作等一些新行業，并開展了“工業合作”運動。這些都為以傳統農業和畜牧業為主的納西族社會經濟結構開始實現初步的轉型奠定了必要的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納西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展了反對國民黨政府反動統治的武裝斗爭，于1949年7月初宣告了麗江一帶的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納西族人民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進入了嶄新的歷史發展時期。1961年4月，在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光輝照耀下，麗江納西族自治縣正式宣告成立，其后又在其他一些納西族聚居區建立了一批區鄉級的自治政權。經過新中國建立后近半個世紀以來的發展，納西族社會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