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人醫藥學當開始于遠古時期。傳說“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百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務訓·嘗水草》），表明進入中原地區的羌支姜姓炎帝神農氏已經認識了一些藥用植物并用以治病。秦漢時期，居于今岷江上游地區的羌人冉、駹族群，已積累了較豐富的藥理知識。《后漢書·西南夷傳》：“有靈羊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麂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言其地“特多雜藥”。事實上，有史以來羌族故地川、甘、青等地區一直盛產藥材。除自用外，還遠銷中土、入貢朝廷。唐中葉時，他們進獻的貢品中就有麝香、羚羊角、大黃、當歸等名貴藥材。

　　到西夏立國后，羌人醫藥學有了很大發展。西夏人注意吸收宋金醫學知識，以發展自己的醫學。國家機構中專設有“醫人院”。從成書于十二世紀中葉的西夏文詞典《文海》和其他文獻中的相關資料看，西夏羌人在醫學理論、病理、藥理，以及常見疾病和治療方法等諸方面，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較系統和知識，西夏醫學已頗具體系。

　　如西夏醫學認為，人身由地、水、火、風合成，此四大調和若缺，即所謂“四大不合”，則生疾病。對病理的認識偏重于血脈，認為健壯、疾患皆由血脈通、蹇所致。其用藥處方也頗有特點。如《文海雜類》釋“癩瘡藥”：“松、柏、草、屎糞等之漿是，癩瘡藥用是也”。以糞入藥，本是羌藥傳統，已見前述。由此可推知，西夏醫學當是在羌族傳統醫基礎上的發展。此外，西夏醫學對傳染病也有所認識，《西夏紀事本末》：“或遷之（病患者）他室，謂之閃病”，即是對傳染病患者實行隔離療治。這種傳統療法在羌區一直沿襲到近、現代。如新中國建立前，羌族對“麻風”等傳染病患者的處理：首先移置村外人跡罕至處，實行隔離療治，若死后，必以火葬，以絕其病毒傳染之源。頗具理性和科學性。

　　隨著西夏醫學的發展，藥材的采集、生產和交換日益活躍。麝臍、羚角、柴胡、蓯蓉、紅花、大黃、枸杞等藥材，都是夏、宋貿易中的大宗商品（《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特別是大黃和枸杞，久負盛名，至今猶是當地名特產品。

　　近代以來，羌族地區羌醫、中醫、西醫并存。在農村、山寨，羌醫最為活躍。據有關調查資料看，羌醫與中醫關系密切，有許多共同點，但在采集、加工的方法和用藥習慣等方面，羌醫又逢其特點。羌醫十分重視藥采收的季節性。如立夏挖冬蟲夏草，認為蟲草初生療效最佳；端午挖貝母，立秋挖羌活、大黃、狡活、黃芪、秦艽等。在用藥方面，或是外敷，或是內服，或以水煎，或以酒漬。單味藥使用尤多。經常使用的藥物在百種以上。現附羌藥專家陳保生整理的部分羌醫單、驗方于后，以窺全豹。

　　羌活（羌語稱“寺格”）：將羌活根部曬干、搗爛，成粉末狀，用紙卷成卷煙狀，平常用抽煙的方法，治療風寒感冒、咳嗽、頭痛、咽喉痛、四肢酸等癥。

　　大黃（羌語稱“崇隔”）：將新挖出的大黃根，除去泥沙，洗凈后用水煎煮４０—６０分鐘，然后取出切成數片，熱敷患處。治療扭傷、無名腫毒、癰疽、瘡瘍。

　　貝母（羌語稱“葛白”）：將挖出的貝母除去泥沙，曬干，磨成粉末，粉末用雞蛋清調勻后蒸，治療久咳痰喘、咳嗽咯血、老年性慢性支氣管炎、肺結核。

　　小葉杜鵑（羌語稱“窩蘭巴”）：將小葉杜鵑的鮮葉、花、枝條新鮮搗爛外敷或干燥后備用，治療各種化膿性癰疽、惡瘡、疥瘡，有解毒消炎止痛等作用，療效較好。

　　麝香殼（羌語稱“約說葉別”）：將麝香殼４—５克用酒浸泡內服，治跌打損傷，癰疽腫痛，或用白酒少許調勻外敷，治療各種疔瘡紅腫、瘡癰等。民間用香仁２—３克配藏紅花１—２克，用黃酒浸泡內服，起催產下胎的作用。

　　石膏（羌語稱“啊哦蘭巴赴蛇”）：將生石膏粉末，每次服３克，豬肝一片，治療夜盲癥、胃火牙痛等。

　　除藥物治療外，羌醫尚有一些特殊的物理療法。如道光《茂州志》：“炙薪于背，腹上以羊皮縛之能去諸病。”此外，用艾灸患者穴位、烤背以及“挑羊毛疔”、“按摩法”、“放血追風”、“打痧刮痧”、“提筋”和“打火罐”等療法，也普遍使用。

　　羌醫中也多有兼通巫要放氣功者，他們在施以藥的療治同時，也輔以心理和氣功治療。如以“氣化水”治療外傷出血；用“指劃法”消除眼疾體表感染或良性包塊；用吞服“化骨水”（又稱骨水）消除食道異物梗阻；用“絆定法術”控制生物場，治療精神疾患。關于這一內容，尚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