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強國”戰略包含在國家整體戰略之中，沒有“文化強國”戰略不可能有完整的、使國家真正強大起來的整體戰略。

　　◎當前，我國文化肌體的“亞健康”主要表現是：在社會層面上表現為對科學技術的迷信，對物質享受的崇拜，對倒退文化的贊賞；在思想領域充斥著二元對立、工具理性、機械論。

　　◎在當今世界，許多西方學者雖然在努力批判他們自己三百年來的文化傳統，得出的結論逐漸接近中國文化的理念，但是由于不了解中華文化，所以還是在“隔山唱歌”。

　　◎放慢或忽略社區在文化建設與傳播中的作用以及對人的道德養成、培育良好習慣的功能，是很大的損失。

　　◎優秀傳統文化不是擺設，不是只供學者研究的對象，而是養成民族靈魂的最好營養。如果一種文化產品，只存在于博物館中，一種文藝形式，只存在于舞臺上，那么我們就可以說，它們已經死亡了。

　　◎學界的交流可以超越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可以影響各自的決策者，下可以影響大眾，而且是在文化的根本上產生影響。

　　◎中華文化“走出去”是必然之勢，實施“文化強國”戰略，目前一個重要的任務就要把這件事擺到重要議事日程上，加大力量。

　　最近，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拔幕瘡妵�”戰略和國家整體戰略是相互依存的。“文化強國”戰略包含在國家整體戰略之中，沒有“文化強國”戰略不可能有完整的、使國家真正強大起來的整體戰略。因為，有了錢只能稱作“富”，只有在有錢的基礎上又有了發達、豐富、先進的文化，才能說是“強”了�，F在，我們只是達到了初步的富，還沒有達到強，建設富強國家這篇“大文章”只做了一半，因此，需要制定和實施“文化強國”戰略來完成“大文章”的另一半。

　　一、制定和實施“文化強國”戰略，既是中國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未來的需要

　　現在，我們文化的狀況(我這里說的是文化深層的狀況)，實在讓人擔憂。進入近代以后，我們在學習西方文化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由于對自己幾千年文化傳統研究得不深，更由于禁錮過久，面對西方強大的工業、武力，曾錯誤地認為自己的文化一無是處，應該徹底拋棄，于是大口大口地吞食西方文化食品。但是，西方文化食品中，既有豐富的營養，也有過量的激素，食之過久，浸透了我們文化肌體的每個器官，造成了文化肌體的“亞健康”。其主要表現是：在社會層面上表現為對科學技術的迷信，對物質享受的崇拜，對倒退文化的贊賞；在思想領域充斥著二元對立、工具理性、機械論�，F在，我們所遇到的種種社會、環境、心理問題，彌漫在各個領域的“三浮”現象(浮躁、浮夸、浮淺)，無不與這種激素在文化肌體里發生作用有著密切關系。這種“亞健康”的文化肌體，需要扶正祛邪，為此，必須下很大的力氣，費很長的時間。

　　那么，當今世界上的情況又如何呢？現在，我們可以說：曾經給人類作出巨大貢獻的西方文化已基本走到了盡頭，它對解放人類思想、對推動科學技術發展、對社會進步的貢獻和推動力、它的再生機能，都已經枯竭，再也無法給人類做出新的貢獻。人類未來的出路，在于各個民族和國家恢復被西方文化沖毀的自身傳統，以多元文化交融代替一元獨大。這一點已經成為西方思想界許多學者的共識。還有許多西方學者雖然在努力批判他們自己三百年來的文化傳統，而且得出的結論逐漸接近中國文化的理念，但是由于不了解中華文化，所以還是在“隔山唱歌”，雖與中國有所呼應，但并不真切，更沒有聯起手來。因此可以說，中國制定和實施“文化強國”戰略，既是我們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未來的需要。

　　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確有促進世界和諧、人與自然和諧、人自身和諧的豐富內容，其體系之完整、論述之細密、人性之飽滿，為世所罕見。但由于以前我們曾妄自菲薄，毀壞過重，因而傳統文化中的這些優秀內容不為國人和世界所知。今天，我們思考文化戰略，必須要有歷史的眼光、世界的視野、自信的胸懷、創新的膽略。

　　二、思考文化戰略必須遵循文化發生、發展、壯大以及由興而衰、由衰而興的規律

　　我們應該和可以采取什么樣的文化長期戰略？這似乎既不是我一時能夠回答的，就學界來說，也是見仁見智，莫衷一是。我只想說，思考文化戰略必須遵循文化發生、發展、壯大以及由興而衰、由衰而興的規律；必須對癥下藥，針對當前文化的狀況和走勢以及未來的可能性。我認為，認識當前文化的狀況和走勢，可以從以下幾個有關文化發展規律的問題入手。

　　1、文化的長期性和堅韌性

　　文化的發生與人類的出現同時，因為有了文化，人類才成為人類。文化，是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的根本標志。孟子說：“人之與禽獸也，幾希。飽食暖衣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彼�所說的“教”，就是教化、文化、人化——獲得人之成為人的品質。

　　中華民族的歷史悠久，中華民族的文化比中華民族的歷史記載更悠久。從文化發展史來看，文字發生得較晚，即使最早的文獻中有“口傳歷史”的內容，但實際的文化歷史要比這些記載還要早得多，因為更早的傳說已經不可得知了。所以，后人所有對文化最終之源的追尋，都是猜測多于證據，永遠成不了“信史”。

　　文化的堅韌性決定了文化的長期性，而堅韌性則來源于文化，也就是人類生活的方式、內容、習慣以及風俗，它一旦形成，就成為人們(部落、部族、民族)生產、生活、相處的基礎和條件，因而必然會一代一代地傳下去，任何外部力量都對之無可奈何。雖然在傳承的過程中也必然有所豐富、變異、發展、衰落，但只要文化符合人們生產、生活、相處的需要，特別是如果形成了人們的信仰和哲學，而這種信仰和哲學又已經浸透在其它種種文化形式之中，就不會被顛覆。在人類古代四大文明中(兩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只有中華文明歷盡滄桑而從未中斷，原因就在于此。任何時代的文化都只能在前代文化的基礎上發展，絕不可能突然種植出或移栽來一種全新的文化，原因也在于此。文化的培育是個長久的過程，不能急于求成，原因還是在此。

　　2、教育系統是維護文化傳承與創新的主干

　　民族文化一代一代傳承的方式、方法和渠道是多樣的，但其主干則只有一個：教育。

　　從世界歷史來看，人類在蒙昧時期，教育只限于部落、部族中的生活訓練或長輩的教導；出現家庭后，則主要是父祖輩親人的言傳身教；一旦形成國家，一般都會出現學校性質的機構體系，對年輕人進行正規的系統教育。在工業革命之前，世界各國的學校幾乎都是以傳授道德、信仰以及書寫、計算知識為主(韓愈所說的“傳道、授業、解惑”就是對這一階段教育內容和性質所做的概括)，生產技能則主要是由長輩進行“現場教學”，手把手，口傳心授；工業革命之后，傳授知識和技能變為學校的主要職能，特別是在政教分離之后，西方學校不再主要承擔培養倫理、信仰的職責，“純知識”、“純技能”成為其主要特征。

　　我國從1906年正式開始廢除舊學，興辦“洋學堂”，但是中國人從來重視發揮學校在文化傳承、道德培養中的作用，所以在洋學堂里也講究“德、智、體”的培養，于是學校就成為傳承文化的主要場所(在西方社會，雖然學校不承擔對學生進行德化教育，但是宗教和社區發揮著極其巨大的教化功能，再加上媒體、影視等工具，補充了學校的不足)。

　　學校對人進行教育具有系統、綜合與形成獨特環境的優勢，所以雖然家庭也是文化傳承的重要場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師，但還是要“易子而教”，把孩子送到私學(如村塾、家塾或學校)和公學去學習。

　　所謂“系統”，即根據學生的年齡施以相應的教育，先重感性教育，漸重理性教育，由淺入深，自成體系。這一教育的核心就是使受教育者成為一個正常的公民，即社會所需要、所歡迎的人，也就是一個完整的人。所謂“綜合”，即文理工法、音體美等課程和課余活動相互配合，形成一個全面、整體的教育。所謂獨特的環境，即讓受教育者進入一個小社會，形成一個特殊的群體，這是一個“自然人”、“家庭人”轉變為一個“社會人”的準備；過群體生活就要接受群體生活規則的約束，這對于將來進入社會是必不可少的訓練；學校進行教學或其它活動，都會有相應的教具和設施，這是家庭難以具備的；另外，學校里獨有的學習、思考、辯論、合作、歡樂的氛圍，也在悄然地對受教育者的成長產生巨大影響。

　　教育的本質功能是留存、傳承、創造文化的基地。毋庸諱言，我國教育的這一功能從某種程度上說遭到過扭曲乃至摧殘，這在教學領域的突出表現就是沒有把學生和教師當作一個“人”來培養和提高，而是當作了機器——將來生產物質產品或從事某項業務的機器。機器只能生產，只有“人”——具備了優秀文化的“人”才能創造。如果學生在16年(從小學到大學本科)或24年(從幼兒園到博士)中成長為一個“全人”、一個可以進行創造的人、一個符合他所處的時代所需要的人，那時學校的本質功能就實現了。

　　3、社區文化+家庭文化的巨大滲透作用

　　在現代社會，我們在文化傳承和文化建設中不能忽視了家庭和社區對人的影響。廣義的社區包括行業，例如學校、軍營、企業等。這里所說的社區是狹義的，指農村的鄉鎮、城市的街道或居民小區。舊式的街道弄巷，左鄰右舍相處多年甚至成為幾代世交，彼此熟識；融洽的關系、共同的愛好、互助的風氣，已經構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小區”，這對人的成長有著無形而巨大的影響。我國城市和農村的現代化和城鎮化，極大地提高了人們居住條件的質量，但也把固有的社區打散了；新的社區成了缺乏文化的聚居地。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能夠從中獲得文化營養的，“八小時之外”就只有家庭了。試想，現在當一家人要從這個小區的大樓中遷往另外一個小區的時候，還會像從小巷子里遷出時那樣對鄰居戀戀不舍嗎？社區文化和人的關系，亦即社區文化與家庭日常生活的關系最為密切；一個社區文化的形成，在自覺營造的前提下，也需要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放慢了或忽略了社區在文化建設與傳播中的作用以及對人的道德養成、培育良好習慣的功能，是很大的損失。

　　4、考察文化的狀況

　　我認為，考察一種文化的狀況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文物保護和利用的情況；二是學術研究的情況；三是百姓在認識上、實踐上認同的程度。

　　文物，包括地上的和地下的文物遺存，當然傳世文獻也在其中。這些是傳統文化的物化形式。雖然我們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劫難，但是現在地上的原有文物，基本恢復了過去的規模；新發掘的文物日益增多，保護得也很好，在文物的適當利用方面也積累了一定經驗。

　　學術研究，因為曾經停頓多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們不僅落后于鄰國如日、韓，即使和臺灣地區比，也有相當差距。近二十年，這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研究的范圍、研究隊伍的規模、經費支持的力度和成果的水平，都有了極大的提高。雖然在有些領域和國外還有差距，但就總體而言正在接近國際水平。我設想，再給我們十年二十年，一定會整體達到國際水平。

　　百姓認同情況，實際是優秀傳統文化內化程度的體現，也可以說是優秀傳統文化生活化的反映，是自身文化強不強的最重要的反映。但這卻是當前最讓人憂心的一點。我想這似乎無需我來論證，人們可以舉出生活中的無數實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探究和論證起來可以寫若干本書。我只從一個學人的職責角度說，優秀傳統文化不是擺設，不是只供學者研究的對象，而是養成民族靈魂的最好營養。如果一種文化產品，只存在于博物館中，一種文藝形式，只存在于舞臺上，那么我們就可以說，它們已經死亡了。同樣的道理，如果傳統文化只存在于學者的書齋里或研討會上，那么我們也可以說，它已經死亡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純學術化”是件極為可怕的事情。避免之道，就學者而言，能夠并應該做的，就是應該有越來越多的人走進中小學校，走進城市社區，走進村村寨寨，做些傳統文化“掃盲”的工作，喚醒實際還存在于人們心中的文化基因；同時，有越來越多的學者為工人、農民、學生寫些通俗的讀物，并和文化創意工作者合作，把看似深奧的道理用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用人人能懂的話語展現出來。話又說回來，普及、通俗化的工作并不好做——只有深入，才能淺出；唯有淺出，才能繼續深入。

　　5、宗教的補充作用

　　六中全會《決定》提出，“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文化繁榮發展中的積極作用�！蹦敲�，如何看待宗教在當今文化建設中的作用呢？

　　從宗教發展史來看，宗教幾乎和人類同齡。宗教起源于人類對未知領域(人的自身和宇宙的奧妙、事物的不可預測)的恐懼和敬畏。當人自知是人而不是其他什么的時候，即自覺到自身存在的時候，生與死就成了他最關心的問題。于是人類自己創造出了宗教，給上述問題以種種解答，目的是給自己以安慰、寄托和期望。

　　例如猶太教和由它直接地和間接地派生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都信奉一個超靈驗的、絕對的、創造了除其自己之外的一切的神，神要求人信仰它，按它的啟示行善，懺悔自己的罪惡，死后就可以進入天國，回到神的身邊，否則就要淪入地獄經受種種苦難。這樣，宗教對其信眾而言就具有了無比的神圣性和吸引力。

　　又如佛教，不重在說明宇宙的起源，所以佛經上常說“無始無終”，一再講述“無始以來”的事。釋迦牟尼不是神，而是古印度迦毗羅國凈飯王的太子，名悉達多，生于迦毗羅城的嵐毗尼園，母親名摩耶，產后七天去世，太子由其姨媽波阇波提撫養。釋迦牟尼出生在人間，成長在人間，求法于人間，悟道于人間，涅槃在人間，遺骨(舍利)留傳在人間。所謂“佛”，即覺悟之義。悟什么？即參悟人生和宇宙的規律，把握正確對待生與死、己與他的態度和方法。在佛教看來，萬事萬物俱有因果，即“緣起論”，無無因之果，也無無果之因。由此要人們看透人生之苦的原因，把握消除苦的方法。可見，佛教是重視現世的，不同于完全寄托于彼岸的猶太教等。

　　不管是“神啟”式的宗教，還是“覺者”教導的宗教，歸根結蒂都是對人的關懷，只不過它們都“聚焦”于“終極關懷”，即對人生最大的事——生與死的思考和從苦中解脫，以及與此密不可分的對宇宙終極的關注，并給出本教本宗的答案。各個宗教的所有教義，幾乎都是從這一點引申出來的。為了到達天國或解脫生老病死之苦，就需明了天人之理，需要行善，需要和平。

　　歷史上，各種宗教在長期布道、發展、變革過程中，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理論體系，積累了大量經典和歷代智者對經典的解釋，同時極大地影響了世界各地的文學、藝術、哲學和科學的發展，以致深深地根植于人們的生活和心里。因而可以說，宗教是一種文化，是直接作用于人心的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就起源而論，沒有宗教也就沒有文化。中國也不例外。因而在弘揚、發展中華文化的時候，不能忽視宗教。

　　我國固有的宗教只有道教；佛教經過自漢至唐與中土文化的磨合，已經中國化了，也應該視為中國原有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進入中國短則數百年，長則上千年，也已經適應了中國的國情。因而中華文化中的包容、和合、尊祖敬宗、利己利他，以及仁、義、禮、智等觀念已經不同程度地被外來宗教所吸收。而宗教的哲學思辨、對自然的敬畏、對死亡的相對淡定(包括薄葬)，也在融入中華文化。

　　但是，宗教從來具有兩面性，即促進社會和諧的一面和不利于和諧的一面。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凡是盛世王朝，都是既充分發揮了宗教積極的一面，又制約和限制其消極的一面�，F在的問題是，由于對宗教的種種誤解和懷疑(其中有些則是宗教自身建設不足造成的)，影響了對宗教特質的深入研究，在制約它和使它發揮作用兩方面都有加強的空間。如果我們能以史為鑒，總結、借鑒歷史上成功的和失敗的經驗與教訓，把宗教作為補充，對管理的方法做必要的調整，那么也必將有利于新文化的建設�？傊�，在考慮文化戰略的時候，不能忘記了宗教這一領域。

　　6、文學藝術的優越性和局限性

　　當人們談到文化的時候，首先就會想到文學藝術。因為文學藝術能夠形象地、生動地顯現時代精神以及人們的愿望和對過往的記憶，“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因此，人們普遍喜愛文學藝術，需要文學藝術，因而文學藝術對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能起到很大作用。這就是它的優越之處。

　　但是，文學藝術也有其局限性。一是創作周期比較長，往往是回憶式的敘事。二是反映時代精神的方式是曲折的，它拒絕直白式的說教，所以對創作者和欣賞者的知識、文化水平有較高的要求。雖然娛樂性的藝術常常能為一般大眾所歡迎，但是如果創作者沒有對生活和時代的深刻理解，沒有較高的道德修養，就容易走到媚俗的路上去，不僅不能提高受眾，反而會適得其反。三是成本相對于其它文化傳播方式普遍較高，有時難免受到一些客觀條件限制。

　　文學和藝術本屬于人民大眾，人民的生活和創造是文學藝術的源泉，也應為大眾所享用，但是在當今市場經濟環境中，容易成為“小眾文學和藝術”。如何盡量回避文學藝術的局限，在大眾文化的發展中逐步創造、豐富新文化，這是個極其重要的課題。

　　當前，我國正在積極進行的文化體制改革和各級政府強調的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就是在這一領域所采取的戰略措施，就是為讓所有人民能夠享有文化，為未來開辟道路。

　　三、一旦中華文化能夠大踏步地“走出去”了，就意味著中華文化之身已經強健了

　　任何文化的弘揚、發展，最重要的是要處理好兩件事：一件事情是牢固地樹立文化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性應該存在于人們的心中和日常生活中；另一件事情是自覺地與異質文化進行接觸，通過接觸，了解、理解、欣賞、學習對方。

　　文化的開放性和主體性，是辯證統一的。沒有主體性，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就沒有根基，沒有主見，在與異質文化接觸時，就可能或發生不應有的沖撞、抵制，或者走向另一端，良莠不分，囫圇吞棗，盲目信從，最后失去自我，不知“‘我’是誰”。反過來說，如果文化不開放，不自覺地與異質文化接觸，就會故步自封，久而久之，文化就要凋敝；而文化不強，國家也將衰落，近三百年的歷史就是最好的說明。

　　文化“走出去”，是文化自覺的集中體現。從19世紀后半期起，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都是因為接觸了西方文化而催生的，但都是外國人或國人介紹進來的，包括馬克思主義，也是俄國十月革命給我們送來的，我們是被動中的主動或主動中的被動。現在，六中全會《決定》提出：“實施文化走出去戰略，不斷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边@可能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第一次把“文化走出去”提到全體國人的面前，是千載難逢的機遇。其根本的原因是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實力強了，我們的文化開始自覺了。

　　當前，中華文化“走出去”，還面臨著諸多困難。一是現在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已經統治了全世界，中華文化別具一格，是個“例外”，常常被視為“異類”加以拒絕。二是西方對中華文化的偏見根深蒂固，動輒說我們在搞“價值觀輸出”(這本來是個偽命題，在此不詳述)，刁難、抵制層出不窮。這種情況一時難以改變。三是我們還不善于用外國人喜聞樂見的形式和話語，客觀地介紹中華文化以及當今中國。最近幾年，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情況有所好轉，一個突出的表現是孔子學院已經遍布五大洲的105個國家。西方評論說：這是西方主流社會能夠接受的中國唯一的文化產品。這一經驗值得認真總結，以便讓它在中華文化和各國進行綜合交流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中華文化“走出去”，自古就有，但那不是自覺的，是隨著商品、移民或戰爭自然流出的。當中國積貧積弱，或在世界經濟中沒有地位的時候，即使自覺地向外介紹，也不會引人注意。現在開始自覺地向外走了，但還不是“大踏步”，只是“小碎步”。要想“大踏步”，還要走相當長的路：一是要等中國真正強大起來，中華文化強大起來；二是要學會“大踏步”。

　　文化交流大體有三個層次和渠道。第一個是政府間的交流，主要是因時、因地、因人(對象)，圍繞著國家間的利益進行。這種交流決定著國家間的政治關系。第二個是學者間的交流，這種交流學術性強，參與者寡，但卻直插文化根底，接觸彼此的價值觀、世界觀、倫理觀，其影響久遠。這種接觸的成果可以觀照文化的所有領域，真正了解對方的“心”和“根”。第三個是大眾間的交流，也就是現在開始常提到的“公共外交”。商貿、旅游、留學、演出、體育競賽等都屬此類。

　　我認為，在這三個層次或渠道中，最重要的是第二個。因為學界的交流可以超越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可以影響各自的決策者，下可以影響大眾，而且是在文化的根本上產生影響。現在，我們的情況恰恰是這方面薄弱。因為我們對自己文化的研究還不夠深廣，同時，研究文化的學者90%以上不能用他國語言進行交流，即使交流，也缺乏與異質文化交流的話語技巧和應對方法。這都是長期封閉的后果。最難的是第三個層次或渠道。在大眾交流(公共外交)方面，現在參與的人不少，但是懂得或精熟某種形態文化的較多，了解文化與交流規律的較少。這是由于一般游客、文化工作者曾經受到教育體制的局限。

　　總之，在我看來，中華文化“走出去”是必然之勢，實施“文化強國”戰略，目前一個重要的任務就要把這件事擺到重要議事日程上，加大力量。但是，以前我們并沒有做好相應的準備，因此，近年我提出了“固本強身，走向世界”和“小步快走”的想法。其意思是，中華文化“走出去”的速度可能決定于國家經濟實力和在文化“走出去”投入的多或少；而效果的大小、影響的深淺，則基本上決定于我們自己的文化建設和研究的水平。有前一點，所以可以快，有后一點，所以只能是小碎步，不是我們不想大踏步，而是大不起來。一旦中華文化能夠大踏步地“走出去”了，就意味著中華文化之身已經強健了；而“走出去”也會影響和促進“固本強身”。(作者為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許嘉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