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夏上海股市遭遇股崩 大批錢莊倒閉 恐慌迅速波及廣州武漢等大城市

　　100年前的今天，旨在推翻清王朝專制統治的民主革命已來勢洶涌，地處九省通衢之地的武漢城內，革命黨人或奔走串聯或躲在租界調配炸藥伺機舉事。5天后，武昌起義打響第一槍，辛亥革命爆發……歷經百年之后，當我們努力還原1911年的武漢城景象時不難發現，武昌起義之能成功，在革命形勢發展的必然性背后也有著偶然因素，而“鐵路”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詞。四川風起云涌的保路運動迫使清政府從湖北抽調大批兵力前往鎮壓，武漢空虛，給革命黨人發動起義提供了絕好機會。

　　如果進一步順著“鐵路”這根線去還原1911年的中國，我們還會發現很多看似與革命無關的經濟現象，最后都成為推動革命、擊垮清王朝的重要因素，如上海灘1910年橡膠股票掀起的股災風潮，如粵商從抵制美貨開始第一次集體發言到成立廣東總商會……圖片：新華社發（除署名外）

　　清朝的股市就像張巨大的麻將桌

　　1910年的盛夏,大上海的股票市場遭遇股崩。一場由國際因素主導的金融危機一舉掏空了清政府的經濟根基。一個叫川漢鐵路公司的“玩家”在股崩中巨虧350萬。誰都沒有想到，這將從經濟上掏空清王朝最后一點元氣，給風雨飄搖的清王朝帶來致命一擊。

　　自打“上海股份公所”和“上海眾業公所”設立、清朝有了股市以來，股市就一直是張巨大的麻將桌，人人講求“短、平、快”撈一把，不求長線持有，但求短期拋售。

　　橡膠股興奮劑刺激股市亢奮

　　1910年的春天，上海的股市仿佛服下了一劑大補的興奮劑，充滿了亢奮。這個興奮劑，就是橡膠股票。

　　一家名為蘭格志（Langkate）的橡膠公司，在上海的股市畫出了一道雄起的陡峭陽線，引領大盤齊齊飆升。蘭格志股票面值僅100兩,卻迅速被拉抬過了1000兩大關。

　　3月2日：1080兩；

　　3月18日：1300兩；

　　3月21日：1600兩；

　　3月29日：1675兩……

　　在上海眾業公所上市的橡膠股票都演繹了同樣的神話。受到熱捧當然是有原因的。賬很好算：每一磅橡膠的開采成本為1.6先令，市場價卻在12先令，差額高達7.5倍；引用當下炒股術語來說，那可是暴利行業，行業評級3A+。市場不追求這樣的陽光產業，還能追捧啥呢？

　　一月間30種新橡膠股票上市

　　橡膠的全球熱潮，起源于美國的產業升級。

　　1900年,也就是這場股災前10年，汽車已經在美國開始大規模生產。到了1908年,美國福特公司推出了著名的T型車，不僅將汽車價格大幅拉低,將汽車從奢侈品變身為大眾消費品,而且令美國迅速進入了汽車時代,汽車輪胎所需的橡膠一時成為硬通貨，全球資本市場隨即“我為橡膠狂”。以外資為主的橡膠公司如雨后春筍般在上海上市。僅僅1910年6月，就有30種新的橡膠股票掛牌交易，卷走1350萬兩白銀。

　　越來越多的中國錢莊、票號卷入，并且通過他們遍布全國的經營網絡，吸納著中國各個角落里的資金,形成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全民炒股運動。1910年3月，Kota Bahroe橡膠置業有限公司在上海發行新股。申購第一天，短短一個小時全部告罄。價值10萬兩白銀的股票，吸納了足足160萬兩的認購資金。

　　在那極為有限的主權保衛下，清朝成為國際資本策馬揚鞭的牧場。而在腐敗的國內政治誘導和逼迫下,大量的民間資本、官府資金，甚至借貸資金，或主動或被動地通過眾多的銀行錢莊票號涌向租界，尋求在黃龍旗下無法獲得的安全，奢望著攫取暴利。

　　日本東亞同文會的統計表明，當時上海橡膠股票的投資總額約為6000萬兩，其中，中國人的投資約占70%~80%，即4000萬兩以上，將近清王朝年財政收入的一半。

　　美國政策突變橡膠泡沫破滅

　　川漢鐵路公司也努力擠進了這個大泡沫。川路公司CFO（總收支）施典章原想通過盤活350萬的公款而名利雙收，但是350萬的公款丟進了橡膠的泡沫里，沒有任何的回聲。

　　資本市場永遠是強者的游戲。1910年6月,就在所有人都在熱議著上海股市何時達到下一個高峰時，作為最大橡膠消費國的美國突然宣布了緊縮政策。倫敦股市開始暴跌。

　　疾奔的牛突然變身成了熊，國際橡膠價格大跳水。倫敦橡膠市場一片熊嚎，又造成以橡膠板塊為主、綁定倫敦市場的上海股市全面崩盤。清朝的股民們剛剛從“資本市場國際化”中嘗到一點甜頭，又開始吞下巨大苦果。

　　先得到相關消息的外資銀行立即收緊資金。銀行倒閉潮蜂擁而至。7月21日，正元、謙余錢莊倒閉；22日，兆康、森源錢莊倒閉；23日，元豐倒閉；24日，會大、協豐、晉大倒閉。

　　正元倒閉時，上海道臺蔡乃煌會同上海商務總會會長周金箴，緊急赴南京面見兩江總督張人駿、江蘇巡撫程德全。張人駿轉奏朝廷后，宣統皇帝于7月27日批準向外國銀行緊急借款。8月4日，蔡乃煌與9家外國銀行簽訂“維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萬兩白銀。他還撥出上海官銀300萬兩，存放于源豐潤和義善源及其所屬莊號，助其穩定市面。經過緊急處置，上海市面趨于平靜。

　　救市功敗垂成股災變成危機

　　事情本該到此為止，可惜清政府官員的昏庸和內斗，葬送了并不牢固的救市成果。到了9月，清政府要償還庚子賠款，按慣例上海應承擔190萬兩。可是蔡乃煌把官銀拿去救市，銀庫空了。鑒于上海市面仍未松弛，蔡乃煌請求從大清銀行里先墊付200萬兩。

　　與蔡乃煌有隙的度支部左侍郎陳邦瑞乘機聯合他的學生江蘇巡撫程德全參劾蔡乃煌，說他以市面恐慌為借口，“恫嚇朝廷”。清廷立即將蔡乃煌革職，并限令他在兩個月內將經手款項結清。蔡乃煌只得向源豐潤和義善源催要官款，一舉提款200多萬兩。

　　10月7日，外國銀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錢莊的莊票。源豐潤無法周轉，于10月8日宣告清理，虧欠公私款項達2000余萬兩。它分設在北京、廣州等地的17處分號同時告歇。源豐潤倒臺，導致上海大批錢莊倒閉，金融危機開始向全國蔓延。

　　源豐潤倒閉的連鎖反應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北至北京、營口，南至廣州，西至漢口、重慶，全國各大工商業城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這等于給全國帶來了一場經濟危機，其巨大影響遠遠超過橡膠股票,實際上從金融和經濟層面上掏空了清政府的最后一絲元氣。

　　7個月后，辛亥革命爆發。

　　粵商力量大 團結民眾修鐵路

　　近代以來，廣東的商業力量在中國經濟版圖中地位日益顯著。屢開風氣之先的廣東在經濟、思想方面頗多創新之舉，比如100多年前就積極向朝廷爭取設立“無稅口岸”。雖然這些努力也難逃大時代的泥沼，但粵商們卻日益組織起來，學會了集體發聲以維護自己的利益。在保路運動和辛亥革命爆發后的廣州光復過程中，廣州的紳商階層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09年4月22日，廣東香山縣最南面的“沙灘環”（今珠海境內），旌旗招展，鑼鼓喧天。清朝無稅口岸“香洲商埠”在此正式動工。為建設這一面向僑商的特區，海外華僑華人及港澳同胞共投資100多萬元。

　　為吸引勞動力建“廉租房”

　　香洲商埠的開立，直接導火線是為了對抗葡萄牙人在咫尺之遙的澳門的掠奪，在經濟上對抗澳葡當局。這是一場毫不掩飾的商戰，明確規定外國人不得在香洲商埠內經營，《廣東香洲商埠掛號收條》中標明：“此收條乃系華人所用，如有外國人拾得及將此條轉賣給外國人者，本埠一概作為廢紙，特此聲明。”

　　香洲商埠幾乎照搬西方的城市規劃。甚至考慮到如何吸引勞動力，專門建造可供兩戶人家居住的小茅屋“廉租房”，月租僅1元，很受歡迎。香洲商埠建設十分迅猛，4個月就開始營業。

　　香洲商埠并非清王朝第一個自開商埠，但朝廷同意將香洲商埠“暫作無稅口岸”，聲明“嗣后如有商民自辟商埠者，概不得援以為例”，使之成為實行特殊稅務政策的“經濟特區”。

　　可惜的是，雖然拿到了免稅優惠政策，香洲商埠還是沒能擺脫大時代的泥沼。愛內訌的習氣在開發商內部造成嚴重內亂，妓院、賭場和鴉片館也很快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香洲商埠迅速衰落，快得如同其崛起一樣。

　　粵商學會了集體發言

　　雖然“香洲商埠”的創新嘗試宣告失敗，但廣東的工商業界仍是那個灰暗的時代中最具活力的群體。

　　“行商”這個概念的內涵，在廣東時有變化。有時是指十三行商，有時是指七十二行商。所謂七十二行，囊括了主要的工商業行會。到了清朝末年，粵商參與地方事務，主要是通過七十二行和九大善堂。

　　粵商第一次對政治事件采取集體發言的方式，是1905年為抗議政府和美國續簽《限制華工法案》發動大規模抵制美貨運動。一名廣東籍的旅菲華僑在上海美國領事館前自殺，激起反美情緒狂飆。1905年5月，廣州七十二行和九大善堂的紳董開會討論抵制辦法。7月3日，廣東總商會成立。廣東紳商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第一次在重大問題上集體發聲。

　　1906年，因修筑粵漢鐵路問題，粵商與官府又起爭執。朝廷認為鐵路事關國家主權，非官辦不可，不宜由私人資本經營。不過政府囊空如洗，只能再借外債。商人則認為向列強借款筑路，不啻飲鴆止渴，大可從民間籌資。

　　風潮一起，廣大商民熱烈響應七十二行商和九大善堂的號召，紛紛購買鐵路股票，數日之內，便籌集資金達四千萬元，這下子朝廷再沒借口了，只好同意粵漢鐵路廣東段改為商辦。受此鼓舞，滬寧鐵路、蘇甬杭鐵路、廣九鐵路都相繼爆發了贖路風潮。到1910年，全國各省成立了近二十家鐵路公司，全部都有商股，或完全商辦，或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

　　粵漢鐵路之爭，實際上，為后來成為辛亥革命導火索的川漢鐵路問題埋下了伏筆。

　　鐵路“冒煙”點燃了革命的稻草

　　對清王朝來說，鐵路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鐵路被抬上了一個很高的地位。而鐵路修筑過程中所需的巨大資金，又將紳士、商人、地主還有農民都卷入進來。最終，清政府在鐵路問題上處置失措引燃了早已蓄勢待發的革命火種。

　　8月18日，一個廣東人最愛的發財吉日。而101年之前的這一天，廣州前知府、川路公司CFO（總收支）施典章卻一點也看不出自己有任何“發一發”的跡象，反而急如熱鍋上的螞蟻，還是麻辣熱鍋上的。前一天（1910年8月17日），正元錢莊的大股東陳逸卿與其他股東一同被捕。此時，距正元錢莊在股災中倒閉還不到一個月。

　　股災牽出瀆職案一查查出巨貪

　　川漢鐵路的建設，一直是清朝從中央到地方的重點工程，而且是重中之重。但一心雄起的清朝卻遭遇了致命的“腎虧”沒錢。從民眾口袋里掏錢就成為朝廷的必然選擇。川路公司資金大多來自民間，而且是來自強行攤派征收的“租股”。

　　幾年來川路公司終于籌集了近千萬兩的資金，這都是“川人一點一滴之膏血，類由傾家破產，敲骨吸髓而來”，但離川路建設所需的5000萬兩資金還差得遠，正好被管理層作為資本運營的借口，以便“保值增值”。在上海，川路公司投放了近一半的資金350萬兩，并由施典章親自坐鎮投機炒作。孰料一場大股災瞬間將350萬兩吞噬干凈，且不吐半根骨頭。由于案件金額巨大，朝廷迅速派出專案組來查辦此事。專案組本來辦的是瀆職案，結果卻令他們大吃一驚：這根本就是一件貪污大案。除了違規操作外，施典章還涉嫌侵吞公款，數額高達百萬兩。

　　施典章的例子只是當時鐵路混亂的一個縮影。

　　郵傳部“部長”換人商辦改官辦

　　1911年1月，清王朝郵傳部“部長”（尚書）換人。唐紹儀下，盛宣懷上。郵傳部可是當時權勢最大、油水最多的中央機關，執掌著郵政、電信、鐵路、航運等新興壟斷產業，是清朝各方力量PK的主戰場，從1906年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該部六年間居然十三次更換部長，以致被當時媒體戲稱為“運動部”。

　　盛宣懷發跡于李鴻章的機要秘書，崛起于輪船招商局等諸多官督商辦的企業。商辦鐵路的困局讓他寢食難安。最終盛宣懷決定從地方上收回修鐵路的權利，這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燒得很旺，但廣東、湖南、湖北、四川四省卻是噓聲一片。因為盛宣懷代表清政府的批文中明確表示各家企業炒股虧空，朝廷一律不予接受，就是說“你們自想辦法填補虧空吧”。這樣一來，商辦公司高管們就將鐵路國有化看作是對自己既得利益的極大侵犯。

　　更嚴重的是，此前為了從列強手中奪回川漢、粵漢兩條鐵路的自辦權，廣東、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辦法籌集資金。像川漢鐵路的股金，不僅來自紳士、商人，還來自地主、農民。清政府的政策招致社會各階層的強烈反對。而清政府同外國簽訂的鐵路借款合同又進一步挑動了民間反對“賣路賣國”的神經。于是，一場群眾基礎廣泛的保路運動蓬勃開展起來，武昌起義槍聲很快打響。

　　【歷史注解】 保路運動

　　清王朝皇族內閣1911年5月8日登場，5月9日就頒發“上諭”，宣布原已準交商辦的鐵路干線一律“收歸國有”。5月18日，清政府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5月20日，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同外國銀行團簽訂鐵路借款合同。清政府的舉措激起了各階層人民的憤慨。與粵漢、川漢兩干線相關的粵、湘、鄂、川4省大舉展開了保路運動。四川的保路斗爭尤為激烈。保路運動迅速轉向反清武裝斗爭。保路同志軍一度圍攻成都，附近州縣群起響應。

　　清政府嚇得手忙腳亂，調派端方從湖北帶新軍入川。但是，湖北新軍被調入川，卻造成了武漢空虛，給革命黨人發動起義提供了絕好的機會。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統治，直接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總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