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遼寧丹東１２月２０日體育專電（記者李麗　樹文　李錚）針對足球假賭黑案的審判，新華社記者采訪了數位體育界、法律界和社會學界的專家。專家們在談論這起案件本身之余，重點抨擊了中國體壇的潛規則。

　　江西財經大學副校長、體育產業專家易劍東認為，以前，體育基本上是內部自治，只有個別的如龔建平案進入司法程序。而這次審判，打破了體育圈長期“自治”、用內部規則解決問題的局面，對體育的改革、進步和發展，以及體育法制化是有好處的。

　　西方對體育行規和司法管轄的界限比我們明晰。什么問題屬于行業自治的范疇，什么問題屬于法律的范疇，比較明確。而這次我們注意到一個問題，就是很多犯罪嫌疑人有多種身份，比如同時是足球運動管理中心的干部，又是足協的官員，其實這種情況不僅在體育上存在，我們長期以來所說的政社不分、政企不分，很多領域都存在。那么這次通過司法加以明晰，不僅對促進體育改革有好處，對其他領域的改革、轉型也同樣有借鑒意義。

　　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科學研究所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鮑明曉分析說，行規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足球現在不僅是體育行為，也是經濟和社會行為，還是一種文化現象，涉及這么多東西，司法不介入行嗎？這么多人在足球上出了事情，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有些問題是系統和制度的問題。

　　曾參與起草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的張士忠律師則解釋說，圍繞體育產業化、商業化的立法顯得更加重要，尤其要注意前瞻性和借鑒性。對真正意義上的體育糾紛，如轉會、注冊等，采用有效、合理的糾紛調處方式，建立有規范化的裁決制度尤為重要。我國已建立了一定層面和單項體育組織的仲裁機制，并制定了仲裁規則，如中國足協仲裁委員會。但裁決的實體依據欠缺，如球員與俱樂部的欠薪糾紛大多依據雙方所簽訂的合同條款，但對霸王條款如何認定，拖欠的補償性和懲罰性如何認定和體現顯得不足。在上述情形下作出的裁決必然公正性欠缺，受損方即便接受也是無奈的。

　　再有就是對裁決不服的司法救濟問題，法院會以糾紛屬內部事務為由不予受理，導致進一步的救濟無門可入，司法介入成為奢望。世界上有些國家的體育仲裁法庭或組織，派生于民商事仲裁，規則完善，受案范圍廣，且裁決后如當事人不服裁決，可以訴至法院，當然法院受理和審理要充分考慮和尊重由專業人士組成的仲裁庭的裁決，如果裁決中出現程序性和依據不足等問題，法院方受理和進行審理。

　　成都體育學院教授、北京體育大學博士生導師郝勤更是放言，通過這個案子，可能在一段時間會震懾一批人，但是如果這種體制仍在，腐敗的土壤仍在，長時間就沒有效果。比如南勇、謝亞龍都是亦官亦民，有政府權力作背景。所以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不在體制上大膽改革，一個謝亞龍倒下去，可能還會有很多個謝亞龍站出來。應該以此為契機，促進體制和制度層面的深層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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