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莫言提筆向大眾日報讀者問好

“國字”號文學雜志《十月》發表過莫言的文章《天堂蒜薹之歌》

    特別會說話的莫言
　　大眾日報記者 逄春階

    “打太極，也不是我的風格”
　　莫言答記者問，水平很高，特別是應對境外媒體，應答自如。
　　外國媒體往往問一些出乎意料的問題。但莫言卻說，無非就是幾件事，要問我為什么要抄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啦，釣魚島事件來等問題。為什么聽說你是一個和共產黨走得有點近的作家啦，等等。莫言說：我覺得這些問題問的挺沒有意思的，記者既然問了，打太極，也不是我的風格。
　　他很機智地回答了在我看來敏感的問題，他反映非常敏捷，思維清晰。
　　央視記者董倩，在采訪莫言的時候，說了段開場白，還蠻有人情味的。她說：“我知道您今天下午將會很累，因為您要面對各種各樣的問題，是這樣，我一直認為作家就像母雞，他的作品就是蛋。平時吃雞的時候我們不會想到蛋是什么樣的，但是由于這一個出了一個金蛋，所以大家很好奇，這個下金蛋的母雞是什么樣子。所以大家對您感興趣。”
　　莫言的回答很幽默：“一個漂亮的母雞，看看也無妨。但是如果雞蛋漂亮，母雞不漂亮，那可能失望�！�
　　莫言坦言，我善于替別人著想，所以搞得自己很累。就是怕讓別人不高興，我實際是很沒出息的一個人。我每次坐飛機回來，我女兒的房子離機場很近，有時我明明應該到她那邊去我都不去，而是回到我在市中心的這個房子，就是因為我怕出租車司機會嫌路途短不高興，排了半天隊拉這么一個掙不了多少錢的短活兒，就會甩臉子給我看，我這一路就很痛苦。所以我有兩次必須去我女兒家的時候，我就預先準備好一盒中華煙，上車以后我把中華煙先給他，說師傅先給你一盒煙抽，真中華，絕對不是假的，然后我再跟他說去哪里，很對不起，特別近。司機當然很高興，他一算，一盒中華煙六十塊錢，他沒賠，所以一路跟我有說有笑，我就是這么一個很沒出息的人。
　　這就是很隨和的莫言，所以就很累�！罢f實話，我原來想我得獎的那一刻，一個記者的采訪都不接受。但是后來，他們高密市文化局的人跑過來說有幾百個記者在那里等著，我心很軟很軟，想，那不行，還是去吧。就來了。”而12日下午，又陸續來了五十多家媒體多記者，他又應邀出來答記者問。而在集體答問，前后，分別接受了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的采訪。
　　沒有酒，哪有李白
　　10月11日晚采訪前，除了《天堂蒜薹之歌》的批判性，我還想好了一個問題，就是社會、文學與酒的關系，但是當時設定的是從寫《紅高粱》到《酒國》，小說里，都彌漫著一種酒香，但在《酒國》中說到了酒的罪惡。我想從具體小說談起。但是，當見到莫言的時候，周圍記者一片吵鬧，我也有點兒慌，竟然語無倫次，把一個鮮活的問題，問抽象了。我竟然問的是：請談談文學與酒的關系。
　　莫言老師也很幽默地朝我笑笑,說：“文學與酒的關系，實際上是要給博士論文的題目，像中國的詩人哪個不喝酒啊，沒有酒，哪有李白？沒有酒，哪有杜甫，沒有酒，哪有屈原？”他正要往下講，話題被另一個記者岔開了。
　　莫言先生曾經是好酒量。2004年我采訪他時，我說我老家景芝，他說，你們那里出酒。1988年秋天，莫言跟縣里的一班哥們喝酒，一口氣喝了四十多杯白酒，外帶十幾扎啤酒，第二天，上午去酒廠參觀，又喝了剛燒出來還沒勾兌的酒頭半鐵瓢。中午又跟一個記者喝了十幾杯，當天下午，就住院打吊瓶。從那以后，很少喝酒了。但有時候，老朋友相逢，又故態復萌�，F在是徹底不喝了。有時喝點藥酒。
　　去年7月12日中午，朋友請莫言,我叨陪末座。莫言沒喝酒。他血壓高,他在控制自己。朋友們一開始見了莫言還拘謹,但三杯酒下肚,拍肩膀的,碰頭的,拉手的,唾沫星子亂飛,那個親熱啊,一切拘謹都忘了。莫言對我說,這就是酒的魔力啊!
　　莫言的小說,得益于酒這個元素。他對酒情有獨鐘。但近年來，他開始對酒文化進行反思。他說，中國的酒場，已經成了罪惡的淵藪，而大多數中國人的飲酒，也變成了一種公然的墮落，尤其是那些耗費著民脂民膏的官宴，更是洋溢著奢靡之氣，巨大的浪費，扭曲的心態，齷齪的言行，拙劣的表演，讓人莫可如何？
　　但是，我想莫言痛恨一些無聊的 酒場，但是他呼喚酒神精神，有他的小說為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