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秋天，我出生在魯東南地區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在我兒時的記憶里，上世紀80年代初，村子里還沒有通上電。夜晚時分，僅僅依靠微弱的煤油燈來照明，即便連蠟燭都是很少用到的，家里唯一的“電器”恐怕就是手電筒了吧。
    當時每家每戶依然依靠著落后的農業生產方式，耕牛、犁耙、镢頭、鐵锨、木推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三餐吃得最多的便是煮地瓜干和地瓜煎餅，我們家因為人口多，一年到頭能吃上張麥子煎餅，或者米面饅頭的機會都不多。
    在我開始懂事的時候，父母就教育我們要主動和別人打招呼，爺爺奶奶大爺二娘三叔四嬸地稱呼，當時打招呼最多的問候語便是：“吃飯了嗎？”
    1985年，我8歲的時候上小學一年級，我的小學是在鄰村的學校度過的。每年秋季的時候，學校總要放10多天的假期，名曰“勤工儉學”，每個學生在假期回家，三五成群，扛著镢頭，提著挎籃，到大人們已經收獲完成的田地里，去倒果子、倒地瓜，然后第二天早上把前一天收獲的作物背到學校，交給老師以貼補學校的辦學經費。
    1987年前后，村子里通上了電，家家戶戶按上了電燈，慢慢地人們開始置辦家用電器，我們家最早的比較像樣的家用電器便是“長城牌”的大吊扇了。有稍微富裕些的人家，買上了當時最流行的14吋的“熊貓牌”黑白電視機。剛開始，整個村子里也就幾戶人家有電視機的，晚上把電視機搬到院子里，鄰居家的大人小孩們，晚飯后聚到一起看電視，一個小小的院落里有時能坐到20、30人，擠得滿滿的，儼然露天電影院。
    1989年，我們家告別了低矮的土坯房，搬進了新蓋的五間大瓦房。村子里有經濟頭腦的人，開始嘗試著種植瓜果、養殖、作坊、趕集擺攤、小商小販、外出打工等多種經營，村民們陸續買上了摩托車、手扶拖拉機等。
    1991年我升入了離家十里的鎮中心初中。因為住校，每周六下午騎著自行車回家，周日下午再滿載著母親烙好的煎餅和咸菜包裹回校。那時侯，我們家已經基本告別吃地瓜煎餅了，父親有時會到鎮上的供銷社門店為我用小麥兌換機器制作的白面煎餅，改善我的伙食。
    1994年，我考上了外地的一所中專學校。在外地求學的三年里，我每隔兩個多月回家一次，剛開始通過書信和家里聯系。后來村里按上了一部電話機，放在村支書家里，全村身在異鄉的游子，幾乎都通過這部電話和家里取得聯系。據說那幾年，把村支書家的嬸子忙得不賴，整天挨家挨戶地去通知接聽電話。到1997年我畢業的時候，固定電話就開始在每家每戶普及了。
    再后來，我在城里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戀愛、結婚、生子、買房、買車。每次回鄉下老家，總會發現些許可喜的變化：村里的閑人漸漸的少了，外出打工的多了；農業機械普及了，蔬菜大棚和萬畝茶園鱗次櫛比；農村稅費改革之后農業稅又歷史性地取消了；新農村建設如火如荼，村容村貌日新月異；村村通水泥路，村村通客車，村民們出行更方便了……
2012年正月里，我在老家過春節，欣喜地發現，以前窮鄉僻壤的小山村，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普普通通的農村家庭買電腦的、買轎車的越來越多，有的人家還在城里買上了樓房；鎮上規劃了工業園，入駐的企業多了，以前背井離鄉到外地打工的人也逐漸地回到了家鄉，在家門口賺錢也很可觀，肯出力的，一個月都能掙到5000、6000元。陌生的面孔多了，記憶里曾經蹣跚學步的小孩，已長成高高大大的青年。遇見相熟的老鄉，依然需要熱情的招呼，不過早已不再是那句：吃了嗎？而是：忙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