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盧

　　七十有五的我,不但是大眾日報的同齡人,而且是“沂蒙老鄉”。但我真正認識這位“老鄉”,應是1953年。是年,我轉入臨沂城隨舅父讀書,在他老人家的辦公室里,我與這位老鄉相識了。

　　通過舅父的介紹,我知道,十二月生人的我,應是“小弟弟”。“大哥哥”也是這樣認為的,初次相見,他就把我攬到懷里。他無事不通,無事不講,世界的、中國的、過去的、眼前的,事事講得明明白白。從那時起,我就天天聽“哥哥”講故事。有些故事聽了怕忘,我就記在本子上。這一聽,就是六年,“哥哥”的故事記了滿滿兩大本。這些故事,擴大了我的視野,提高了我的認識水平和寫作能力。

　　1962年,我走進農村學校教書。經過“哥哥”多年培養的我,開始把發生在農村的新人新事記下來,寄給“哥哥”。“哥哥”當然高興,不但鼓勵我,還給我寄來一張“聘書”——聘我為大眾日報農村版“骨干通訊員”,每月還給我寄來“報道提綱”。提綱簡明,但指導具體,有時連“題目”都列出來了:“說說俺村的小鋼磨”、“夸夸咱的抽水機”、“民校雖小辦大事”……在“哥哥”的指導下,我利用家訪深入調查,并把自己認為新鮮的故事寫下來寄給“哥哥”。

　　我與“哥哥”的書信來往,堅持了兩年有余,后來被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給打斷了。這一斷就是十多年,再與“哥哥”聯系,已是改革開放后的八十年代了。多年不通信,“哥哥”還能記得小弟嗎?我以“是誰在片面追求升學率”為題,給“哥哥”寄去一稿,誰知多年不見我信的“哥哥”,依然把我的短文刊登了,我高興得蹦了起來。

　　高興歸高興,但伴隨著年齡增長,工作繁忙,崗位變動,自己對農村的調查少了,以往報道類的文字不得不停筆了。但“哥哥”的教誨已默化在心,積習已成,筆是停不住的,于是就“編故事”、寫小詩、寫“征文”。每年都有多篇見于報端,有些還被網上收存。我把這些短文收集起來,匯成本子,留做紀念。

　　退休后,一時間寂寞難忍。這時,又是“哥哥”幫助了我。我每天按時下樓迎接“哥哥”,“哥哥”的到來,如同“他鄉遇故知”。親人相逢,激動不已,在“哥哥”的啟發下,熟路已斷,又不后退的我,學會了“向旁邊走”——寫點東西。但自知水平太差,不敢寄給“哥哥”,就試探市級小報,結果真的走通了。心中高興,常以小詩記之。今錄一首寄上:“退居小區樂無哀,熟料寂寞能成災。幸得哥哥常相伴,《大眾日報》天天來。”

　　讀三年級的孫女承祺,寫了首小詩“我家的床”:“我家一共四張床,爸爸和媽媽一床,我和布娃娃一床。奶奶和按摩捶一床,爺爺和大眾報一床。”

　　聽,孩子說得多好。我和大眾日報一床,這是我們兄弟親密的真實寫照。我相信,孩子們也會同我一樣,愛上大眾日報。

　　我與大眾日報相伴大半個世紀,我們親如兄弟。我的點滴收獲,無不是“哥哥”教導的結晶,我忘不了“哥哥”,我離不開“哥哥”。“哥哥”伴我成長,給我知識,教我做人,“哥哥”天天在我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