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先生是哈佛大學的名教授，在上世紀80年代曾寫過一本譽滿全球的《日本第一》，當時正是“日本要買下美國”的時代，日本的經濟騰飛一度讓美國人一片驚恐，因此他這本書對美國的政界和商界重新認識日本發揮過重要影響。我又見到傅教授在事先發來的前言中說，他早在2000年在韓國濟州島休假時，就動了寫一寫鄧小平的念頭，從動筆到大體完成，總共耗費了十年光陰。一個年屆耄耋的老人，能夠不辭辛苦，用自己晚年的寶貴時光去研究鄧小平，讀來不能不為之動容，這也是我愿意翻譯它的理由之一。

　　但是，光有這些理由，也不足以讓我接下這個50多萬字的差事。除了以上考慮之外，我還有個最重要的想法：我這個年齡的人，前半輩子在毛澤東的紅旗下長大，后半輩子則從鄧小平時代走來。過去自己的興趣愛好并不在中國當代政治上，但這個時代卻給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作為一個過來人，確有必要仔細了解我親身經歷過的這個時代和鄧小平這個政治家，具體看一看在我們現實的政治生態中，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如何發生，表現為什么形式。

　　我深知一般搞理論研究的人，假如常年埋首于所謂的學術著作之中，久而久之往往會失去現實感，流于紙上談兵。當年埃德蒙·柏克稱這種人有不會解決問題、只會“吹毛求疵”的毛病；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三卷也曾對不諳世事的文人的習氣大力嘲諷，按他的說法，如果你從來不參與現實政治，卻熱衷于討論政治觀念，這對社會有可能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后來韋伯更加刻薄，把它叫做“貧瘠的（或無生育能力的）亢奮”（sterile Aufgeregtheit）。患上這種病的人，談起政治來感到很自信，但往往讓政治的實踐者莫名其妙，甚至覺得十分可笑。

　　從另一方面說，我們看一些今天被奉為經典的著作，當年作者寫它的時候，其實都與現實有著很貼近的關系，甚至有著時論的性質。比如有一些政治學名著，像漢密爾頓和麥迪遜等人的《聯邦黨人文集》、剛才我提到的柏克的《論法國革命》或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等等，都是針對作者當時一些很現實的政治問題而發。甚至我覺得，像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這樣的神學著作，其中很多內容也是對公元4世紀羅馬社會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尖銳批判；柏拉圖講修辭學的《高爾吉亞篇》中的不少內容，則可看作對他身處其中的希臘城邦政治生活中那些巧言令色之徒的針砭。這些著作現在被人奉為經典，不但是因為其中包含著深刻的理論問題，也因為它們是作者對身邊的事情做出的強有力回應，與當時發生的政治生活有著密切的關系。作者可能并沒有把它們作為經典理論來寫，當時的讀者大概也沒有把它們當作經典看待。所以我在讀這一類經典時時常有一個想法，不了解眼前政治的人，政治理論怕是也做不好，因此便有一句話愿意與大家分享：政治學經典未必一定是從思考現實政治中產生，但現實政治絕無可能僅用經典著作去設計。政治學確實需要處理一些重大的觀念和理論問題及其相互關系，但用一個恰當的比喻說，這些觀念或價值就像一張張空白支票，你只有根據自己當前的現實需要，在上面填上一定的數額，簽上自己的名字，它才能真正生效，你一旦不慎填錯了，它也會報廢。我們思考政治問題的人，弄明白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們現所面對的政治現實是什么呢？鄧小平雖然已經去世十五年了，但是我想大多數人都會同意，其實從很大程度上說，我們仍然生活在鄧小平時代。不但他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沒有多大變化，甚至他的權力的直接影響也仍在繼續。僅以這兩點而論，如想認識這個我們生活于其中的時代，也不能不去了解鄧小平。

　　有了以上這些考慮，我才把這份翻譯的差事接了下來，而且也確實如自己所愿，從這本書中，我對鄧小平以及在他領導下發生的大事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了解。鄧小平在他的執政過程中，深刻改變了中國社會，他給我們這個國家帶來的最顯著的變化，就是這三十多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使中國從一個大多數人不得溫飽的社會，迅速變成了一個大多數人衣食無虞的社會。這個變化是無論如何不能低估的。傅高義先生為此甚至對鄧小平給予了更高的評價，認為他領導中國走過的改革路程，從世界范圍內來看也是20世紀人類社會最了不起的成就，這是他要寫一寫鄧小平時代的基本動機。

　　本文節選自《偉大的人和偉大的制度——傅高義〈鄧小平時代〉譯后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