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官正

　　我到山東工作后走訪的第一個部門是省信訪局,在大會小會、不同場合多次講信訪工作,五年多的時間批閱了三千多封群眾來信,自己接訪的次數也比較多。對此,各級干部絕大多數很重視、很支持,處理信訪案件很認真、很及時。但也聽到有人議論:一個省委書記,有多少大事要抓,還要當那個“信訪局長”,親自過問群眾來信來訪,有必要么?
　　回憶在山東處理信訪案件和抓信訪工作的經歷,我至今感到:真正當好人民群眾的“信訪局長”,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這個閥門不減壓不得了
　　我一向認為,信訪部門是個“窗口”,從這里能看出群眾的情緒,看出基層的工作；信訪工作是個“安全閥”,做好了能消解老百姓的怨氣,減輕維護社會安定的壓力。但說實話,剛到山東的時候,信訪量那么大,是我始料未及的；反映的一些問題那么嚴重,也是令我觸目驚心的。
　　1997年4月21日,我到山東上任的第十天,看到一份信訪簡報反映:幾天前,一個縣的三個基層干部因到農民家里收錢(據說是集資修路每人攤派120元),被一個稱作“釘子戶”的農民全殺了。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悲劇!那幾個干部為工作遭了殺身之禍,那個農民被逼犯了大罪將受到法律懲處。我讓信訪局的同志查查,案發的地方此前是否有過為反映負擔過重而上訪的事情。經調查了解,那個縣的不少村子曾不止一次大規模集體到鄉里、縣里,甚至市里上訪過。可怕的是,當時搞集資攤派,加重農民負擔的問題相當嚴重,也相當普遍,已經發生、正在發生和將要發生的悲劇,也就不是一起兩起、一兩個地方。這著實令人憂慮。
　　1997、1998那兩年,我接待了不少上訪群眾。多數是在省委門口,也有的時候是在上班或下去調研的路上被攔住。遇到的上訪者,有情緒激動、邊哭邊說的；有說鄉土俚語、口齒不清的；有拿著上訪材料,往你手里遞的。我或是耐心聆聽,囑身邊人員記下來；或是閱批上訪材料轉當地和有關部門處理；或是引領上訪人到信訪局接待室按程序辦理。有幾次接訪的情況仍歷歷在目。
　　1997年8月4日一早,我在省委大門口接訪了某市某區的幾十個群眾,了解到同樣是因為集資攤派、負擔過重,遂在上訪材料上作了批示:“部分群眾大規模集體到省委上訪,說明那里的群眾工作做得扎實、細致嗎?是群眾沒有到區里、市里上訪過嗎?還是去了多次沒有解決問題?我們的工作究竟做到家沒有?這么多人來省上訪,有關部門及時報告了區、市主要領導嗎?請市委督促區委區政府專門研究,多從自身工作上找原因。”在市、區領導的重視下,事情得到解決,并向省委寫了專題報告。
　　1997年12月22日,我接訪了魯西某縣一個村十幾位農民,反映農民負擔過重等問題。我給縣委、縣政府負責同志寫了封信:“今晨你縣十幾位農民來省委上訪,哭訴反映農民負擔不堪忍受等問題,我已勸他們返回。即派督查處幾位同志赴村,懇請你們上午到村里去聽取意見,如果負擔過重務必按政策減下來,如果反映的問題失實,也要做好工作。”新上任的縣委書記給我回了信,說明了農民負擔過重的情況和解決的措施。我在他的回信上批道:“黨的政策是愛民富民,要下決心發展經濟,減輕農民負擔,制止干部簡單粗暴。實事求是,一步一個腳印,把兩個文明建設好。不要圖虛名,要圖人民的實惠。”
　　1998年冬天的一個早晨,我像往常一樣早早地來到辦公室,拉開窗簾時,恰好看到省委大門口一中年婦女赤裸上身不顧警衛人員攔阻往院里沖,即讓秘書通知信訪局長趕快過來接訪,弄清情況后向我匯報。信訪局長很快氣喘吁吁地到了我辦公室,匯報了情況。那位婦女受村干部刁難,不劃給她宅基地,兩個兒子無宅基地蓋房娶不上媳婦,因而到省里來上訪。我當即給這個市的領導打了電話。后來得知那件事情得到妥善解決。
　　我自己接訪的次數再多也畢竟有限,多數是通過批閱材料分析情況,督促解決問題。有些材料很翔實,反映的情況很有說服力。1997年10月,我看到一份材料上反映某縣的一些農民,為逃避農民負擔以及地方的各類亂收費、亂集資,把戶口從當地公安部門提出來,辦理假遷移,或將戶口放在口袋里。這種“口袋戶口”現象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也有不少。1997年11月,看到大眾日報《內部參考》上反映的某縣某鄉農民負擔過重問題。這個鄉是1978年新成立的小鄉,全鄉2.8萬人,鄉鎮干部加上“七站八所”的人員吃財政飯的多達250人,公辦民辦教師250人。上年農民人均負擔150元,全鄉合計400萬元。而鄉村干部和教師的工資以及優撫費、計劃生育經費、報刊雜志費等,算下來需要480萬元。也就是說,把農民的提留和各種稅費都收上來,收支相抵還差80萬。有的上級部門還要求鄉鎮“五小”配套:要有小食堂、小閱覽室、小娛樂室、小浴室、小花園,獨門獨院,有的還要求有微機室。
　　當時圍繞減輕農民負擔,省里多次開會研究部署,我也費了不少腦筋。首先是摸情況。省委常委會議決定,以省委、省政府的名義組成14個督查組,對各市地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情況進行一次全面檢查。督促各地認真貫徹中央、省委有關文件,切實把減輕農民負擔的工作落到實處。其次是從上級機關抓起。要求省直部門帶頭自查,停止不切實際的升級達標活動,不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1997年年底,開始清理涉及農民負擔的文件,省政府取消了36個涉及公路、電力、教育、衛生等方面的不合理收費項目,糾正了一些加重農民負擔的做法。第三是加快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在接下來推行的農村稅費改革中,通過撤并鄉鎮減少財政供養人員、加大省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等措施,使農民負擔得到較大幅度的減輕。2000年以后,涉及農民負擔的信訪量大幅度降了下來。當然,取消農業稅、給種糧農民補貼,徹底解決農民負擔問題,那是后來黨中央、國務院的英明決策。
　　現在想來,我仍然特別感謝山東的各級信訪干部,他們做了大量工作,化解了不少矛盾,也給我很大支持。我經常對他們講:做信訪工作要換位思考,如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受到不公、委屈,日子過不去,甚至受到欺壓,咽不下那口氣,向黨和政府反映,應當怎么辦?有些上訪群眾有氣,不讓人家把氣發出來不行。如果群眾把氣出到你們身上,心情能夠舒暢一些的話,我看你們就作出了貢獻。如果有人行為過激對不住你們,就算是我對不住你們。
要讓群眾的日子過得去
　　如果群眾的日子過不去,信訪是控制不住的。在上訪的人群中確實有“老油子”,但畢竟是極少數。有多少吃得飽飽的、喝得足足的、高高興興的人,整天跑到省里上訪呢?
　　1997、1998年前后,正處于經濟轉型、結構調整時期,山東部分企業困難加劇,下崗和失業職工近百萬人。特別是來自紡織、機械、輕工、商業等系統的信訪量居高不下,甚至有些到省委上訪的人群,情緒很激動、言辭很激烈。那段時間,為了掌握企業下崗職工的情況,我跑到基層去摸了幾次情況。
　　1997年4月17日晚8時許,征得主人同意后,我走進濟南國棉一廠的一戶職工家里。看著窄小、低矮的房間和飯桌上剩下的咸菜、饅頭,知道這家的日子不好過。我問那位工人師傅:“職工當前最關心的是什么?”他說:“企業改革。怎么改,也得讓我們有口飯吃吧。不然職工情緒能穩定?社會能安生?”
　　從那一戶職工家里出來,約9時許,我又到了濟南國棉二廠。在該廠副廠長引領下,我到生產車間看了看,部分機器停轉了。副廠長對我說:“紡織是濟南的傳統產業,紡織工人曾經是我們黨早期革命活動的重要依靠力量。建設時期,也為我們國家的出口創匯、財政收入作了很大貢獻。隨著限產壓錠的實施,這個企業失去了原有的生產能力。”現在面臨的形勢很嚴峻。
　　我在隨后召開的有關會議上說,廣大國有企業職工為國家經濟建設作了重要貢獻,目前正在結構調整中求生存、求發展,各級黨委政府要關心、支持、幫助他們解決生產經營和生活方面的實際困難。濟南市的領導此后到廠里開了現場辦公會,幫助企業確立了“退二進三”的調整方案,即退出紡織主業,轉向發展商業,實施以土地置換改善職工居住條件的“安居樂業”工程,并給予企業優惠政策和多方面的支持。
　　1998年是全國紡織企業較大幅度壓錠的第一年。這年的4月3日,我再次來到濟南國棉一廠,了解企業壓錠和人員分流情況,傾聽職工的意見和建議。看到干部職工情緒穩定,紛紛表示有信心把企業搞好,爭取早日走出困境,我為他們的奮斗精神所感動。4月24日,我又到了濟南國棉二廠,了解生產經營和職工思想、生活情況。隨后召集省計委、省經貿委、銀行和省總工會等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并委托省總工會協調優勢行業企業幫助紡織企業走出困境。在有關部門、單位和市里的關心幫助下,濟南國棉二廠的結構調整和脫困方案得到落實。壓縮落后棉紡錠14.13萬枚,利用騰出的空閑廠房,興建了倉儲超市和玻璃瓷器市場,實現了“騰籠換業”,使職工就業和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1999年9月11日,我第四次來到濟南國棉二廠。看到原有的車間改建成超市后,有800多名職工重新上崗,我很高興。2001年1月,新建的職工住宅樓竣工,500多戶職工搬進新居。聽到這個消息,我高興地致信該廠全體職工:“得知你們在市委、市政府的關懷下,解決了生產生活問題,特別是同志們即將喬遷新居,我十分高興,分享你們的喜悅。”后來,還收到該廠幾位職工的回信,敘說了全廠干部職工在黨和政府的關心幫助下走出困境的喜悅、感激之情。我看了很受感動。那年的大年初三,我應邀到國棉二廠看了改建而成的婦女兒童用品市場、食品廠等項目。看到職工們以積極的態度對待調整,開辟了新的生產門路；看到隨著商業開發項目的陸續啟動,全廠1100余名下崗職工基本得到安置,我由衷地贊揚他們了不起!
　　濟南國棉一廠與省直機關簽訂了物業管理合同,承擔了省直機關和各宿舍區的物業管理項目,數百名職工有了新崗位。濟南國棉六廠也利用閑置廠房建起了鞋業批發市場,近千名職工得到安置。我對這幾家廠子的做法給予贊賞。要求各級黨委、政府懷著深厚感情關心職工生活,廣開就業門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使更多的下崗職工有活干、有穩定的收入。省委、省政府出臺了做好再就業工作的十項措施。1998年全省國有和縣以上集體企業普遍建立了再就業服務中心,初步形成了齊抓共管、積極創造就業機會、幫助下崗職工實現再就業的局面。在這年5月25日召開的全省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會議上,我強調:解決當前國有企業失業下崗職工問題,要立足于三個基本著眼點:一要確保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讓每一個下崗職工都有飯吃；二要多渠道、多形式幫助職工轉崗和分流安置,千方百計實現下崗職工再就業；三要把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與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聯系起來分析研究,統籌考慮,采取綜合措施。1999—2002年,全省累計籌集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資金31億元,省里拿出11.4億元用于困難地區職工的生活救助,累計有98.6萬下崗職工實現了再就業。
　　在我批閱的群眾來信中,也有貧困學生反映上學難、復退軍人反映待遇不落實等問題,我同樣給予重視,提出不讓一個學生因貧輟學,對在部隊有突出貢獻、轉業后有特殊困難的復退軍人采取特殊辦法解決等措施。1997年8月12日,我到省總工會調研,聽完匯報后說,拜托你們兩件事:第一件,我們省職工子女今年考取大專院校的,如果家庭困難,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報到入學,工會要給予幫助,企業要給予幫助,絕不能出現一個子女因家庭困難而不能入學。這部分子女將來大學畢業了,相信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報效國家。第二件,凡是因工傷亡的職工,其家庭生活有困難,工會一定要關心幫助。工資問題、住房問題、再就業問題,對職工來說都是大事。工會干部要做職工的貼心人,為他們排憂解難。在省總工會和各級工會的動員組織下,當年夏天各地籌集救助資金近百萬元,557名特困職工子女按時報到進了大學校門。有的地區和大企業還制定了有關制度,確定每年都對考入大學的困難職工子女實施救助,直到學生畢業或家庭脫貧為止。
　　1998年年底,我囑省委辦公廳對全省高校貧困生做了一次摸底。據調查,當時的貧困生約占學生總數的25%,其中特別困難的占10%。12月16日,我在省委辦公廳的《督查專報》上批示:“桂芳同志:可否請教委、工會、團委、財政、銀行、民政、經委、農委等部門有關同志商量一下,千方百計幫助貧困學生完成學業。”1999年年初,省政府為此撥出專項經費,同時安排了1000萬元低息貸款。許多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也通過各種形式幫助高校貧困生。各高校普遍做出了“不讓一個學生因家庭經濟困難而輟學”的承諾,多渠道、全方位開展救助工作。1999年秋天,我從來信中了解到惠民一中有的孩子因家庭困難想退學,心中很不安,寄了點兒錢,還把友人送我的一臺電腦轉送過去,并附了一封給縣委書記祁維華、縣長劉啟盛同志的信。2001年4月,我就貸款上學學生的還貸問題,到省屬16所高校調研,要求學校多搞點兒助學金,通過多種方式、多種渠道幫助困難學生完成學業。2002年是全省工會組織開展資助特困職工子女上大學活動的第六個年頭。據統計,六年間各級工會累計籌集助學資金1664.15萬元,資助11612名特困職工子女上了大學。我從內心里感謝山東各級工會的同志,對他們的覺悟和工作感到欽佩。
　　山東是兵員大省,優撫任務相當繁重。我們在不突破大的政策界限的前提下,盡力解決了一些復員退伍軍人的特殊困難和問題。許多優秀軍轉干部的事跡很令我感動和欽佩,如身殘志堅的朱彥夫同志。在山東那幾年,我每年都專程或到淄博調研時去看望他。朱彥夫是特等傷殘軍人,在抗美援朝戰場上被敵人的炮彈奪去了雙手、雙腳和一只眼睛,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在以后幾十年的漫長歲月中,他以一個革命軍人特有的驚人毅力,不僅重新學會了自理,而且帶領鄉親們走上了致富之路,用自己殘缺的軀體實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完美的人格。我為他的精神所感動,囑咐齊魯醫院的同志定期為他查體,安排當地政府為他翻建了房子,積極推動在全省開展學習朱彥夫同志的活動。再如失業不失志的劉坤洲同志。這位共和國的同齡人在部隊服役十幾年,1980年以正連職轉業。1997年所在單位濰坊市的一家肉雞公司倒閉,劉坤洲和公司職工全部失業。他一家四口,上有八十多歲癱瘓在床的老母,下有一個讀中專的孩子,老伴也早他幾年下了崗,生活陷入困頓。他帶領37名下崗職工承包了30畝荒地,建成了遠近聞名的中草藥種植示范園,并帶動周圍上百個村發展中草藥。我幾次看望過劉坤洲同志,請他在全省再就業職工代表座談會上介紹經驗,囑有關部門和濰坊市幫他解決困難。2002年7月,省委、省政府、省軍區向全省發出向劉坤洲同志學習的號召。次年,他被授予“全國模范軍轉干部”稱號。
建立公開接訪制度
　　如何提高各級干部對信訪工作的認識,切實轉變作風,是我當時思考較多、著力較多的一個方面。我認為根本的還是個發展觀、政績觀問題。有些干部存在一種認識上的誤區,認為集資干點兒“大事”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政績,“事業發展”需要的時候向群眾伸手攤派,也在情理之中。遇到群眾抵制就認為群眾覺悟不高,甚至把抗拒不交的視為“釘子戶”、“刁民”。
　　1997年5月,我到臨沂調研。一個縣的縣委書記請我看新建的公路,驕傲地說:“我們修這條公路,國家沒有拿一分錢,都是我們集資修建的。”并讓我看路邊石碑上密密麻麻寫著的每個鄉鎮的集資數額。我問:“老百姓愿意交這個錢嗎?”縣委書記拍著胸脯說:“我們這里是老區,老百姓覺悟高得很。聽說修公路,大家都爭著捐錢,路通過誰家的果園,老百姓就自己主動地把果樹刨了。”其實,前不久還有老百姓為此到省里上訪。我聽后語氣沉重地說,我們做計劃、辦事情,還是要堅持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原則,從實際出發、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充分考慮本地的條件和群眾的承受能力。要關心群眾疾苦,千萬不能做違背群眾意愿的事情。要使老百姓日子過得去,努力把好事辦好。
　　我在各種會議和不同場合,反反復復地講群眾觀點,講轉變作風。
　　1998年7月13日,我在全省第二期縣市委書記、縣市長培訓班上說,今年上半年到省委集體上訪的共463起,其中反映集資攤派、加重農民負擔的占58.8%。去年有的縣群眾到省集體上訪超過30起。我們要深思,如果群眾無冤屈、無困難,誰冒著酷暑嚴寒跑幾百里路到省里來?有的早上三四點鐘就到了省委門口。要設身處地為群眾想一想。什么是政績?搞項目是政績,關心群眾疾苦、解決群眾實際困難,更是政績。封建時代的多少高官重臣并沒有在歷史上留下什么政聲,而鄭板橋這個小小的縣令卻名垂史冊,還不是因為他關心百姓疾苦?他寫的那首詩:“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更是廣為人知,久傳于世。我在培訓班上提了兩點要求:第一,希望每個市地委書記、市長專員,縣(市、區)委書記、縣(市、區)長每人每月親自處理一個人民群眾關心的信訪問題。我想,這個要求不過分,工作再忙,每月處理一個總是可以辦到的吧。我建議把這作為一項制度,堅持下去。第二,減少信訪量、控制上訪,要標本兼治。最根本的是切切實實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困難。群眾日子過不下去,信訪怎么能控制住啊?要真心實意地為群眾排憂解難,讓群眾話有處講,理有處說,冤有處訴,事有處辦。
　　1998年7月,《大眾日報》刊登的一篇報道引起了我的重視。我就此寫了《致全省市(縣、區)委書記、市(縣、區)長的一封信》:
　　今天,我仔細閱讀了7月5日《大眾日報》刊登的《膠南領導公開接訪制度化》的報道。讀后很受啟發,感到這確是一個好辦法。懇請你們都認真讀一讀,想一想。膠南市能辦到的,你們那里能不能辦到?中央要求我們,要關心群眾生活,解決群眾困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講政治的具體體現。我們每一位黨員干部,都要有愛民、為民、富民、安民的思想,滿腔熱情,真心實意地為群眾排憂解難。像膠南市那樣建立公開接訪制度,讓群眾傾吐心聲,把大量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解決在基層,就是一種很好的方式。這對于全面貫徹落實十五大精神,把我省各項工作做得更好,大有幫助。膠南市通過公開接訪,促進了干部作風好轉,改善了干群關系。去年以來,沒發生一起越級集體上訪案件。我想膠南市委、市政府的公開接訪,一定是分級負責,責任到人,各鄉鎮及有關部門都是認真負責地解決好職責范圍內的問題的。如果我們各市(縣、區)主要領導都帶頭這樣做,我們的干群關系一定會明顯改善,廣大干部群眾的積極性一定會更加高漲,我們的工作一定會更加符合民意,就一定能夠與廣大人民群眾一道克服前進中的任何困難。以上意見,請同志們研酌。
　　也許是我的信起了點促進作用吧,領導干部公開接訪隨之在全省推開。經過各級干部的努力,到2000年上半年,進京、到省上訪的明顯減少,全省總的信訪量也大幅度降了下來。(選自《閑來筆潭》,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

　　原標題：“信訪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