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休假，有了靜思一些問題的時光。讀文匯時評一位中央文史館館員舒乙的文章，說過春節有三個原則，一是團聚，二是行禮和祝福，三是游戲不忘向善。文化學者錢文忠認為，春節崇尚的理念是：孝道、團聚、和諧；而作家馮驥才則把春節的價值取向看做兩點：祈福和辟邪。當然“春節意義和內涵”還有多種說法。我以為，人類的核心理念往往透過重要的儀式表現出來，春節就是中國人新年之始的重要儀式，各位學者的解讀，其實無非是對需要弘揚的中華民族傳統的價值觀的提煉和解讀。由此，聯想到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重要和必要的問題。

　　核心價值觀是一定社會形態社會性質的集中體現，在社會思想觀念體系中處于主導地位，決定著社會制度的形成、影響著社會風氣和人們的社會行為，歷史上的先進階級在革命中，都把構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作為革命活動不可缺少的部分。共產黨人一向重視培育、踐行我們的核心價值觀。

　　2006年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第一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任務，并構建了馬克思主義信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改革精神、社會主義道德的四個層面的價值體系。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要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并且，進一步指出，倡導“24個字”，即“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傳部近期又發出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通知。由此可見，認識、確定、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鑄魂工程”。

　　市場經濟發展亟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弘揚。中國建國以后，顛覆了民國時期的經濟結構和體制，選擇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曾經構建了中國自己的國民經濟體系，獲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然而，計劃經濟體制所體現的弊端日益顯露。新時期，我們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30多年的實踐證明，這種體制的優越性無可置疑，它所崇尚的創新、競爭、優勝劣汰、效率，使得社會成員活躍、積極性創造性迸發、財富極大涌流，國內外高度肯定。但是，市場機制是一柄“雙刃劍”，市場機制的短處一面同樣顯露無疑，由西方經濟學所概括的“三個假設、三個原則”（所謂“經濟人假設”，引出“利益最大化原則”；“產權清晰假設”，引出“等價交換原則”；“資源稀缺假設”，引出的的“供求原則”），使我們領教了“雙刃劍”正面的力量，也領教負面的殘酷、厲害。市場的盲目性、無序性、對欲望的誘惑和私利的驅動，也滋生著個人主義、金錢主義、享樂主義。由這“三個主義”造成的各種社會消極面，諸如制假販假、坑蒙拐騙、買官賣官、貪污腐化等丑惡現象，一直滋生著、蔓延著，困擾社會的進步和正直人們的心緒。同樣，全球化亦是“雙刃劍”，它既打開了人們的視野，配置各種資源、市場，又有西方不良經濟運行方式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入，挑戰社會主義的健康秩序和價值觀。

　　市場經濟對價值觀的影響是正負兩方面的。從積極的方面看，市場經濟所倡導的創新、競爭、爭先、效率、效益、責任、擔當，是鮮明而強烈的，而利己、享樂、拜金主義又是極大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因此，社會需要揚善抑惡，釋放出正能量。

　　經濟迅速發展、且轉型的社會亟須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央領導推薦讀法國學者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海外評論說，中國現今發展狀況與法國大革命前的情況有相似之處。此書描繪了法國大革命期間的社會心態變化，托克維爾詰問：“何以減輕人民負擔反而激怒了人民”（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第219頁），他的著作成為分析轉型社會心態變化的一部經典，以后的國際著名學者引用其論述、并有進一步的闡述，塞繆爾·亨廷頓就有系統的闡述，他分析說：“經濟發展本身也是一個產生不安定的過程；為滿足期望所需要的社會變革，實際上恰恰會提高人們的期望”。“有人曾指出，迅速的解決增長會（1）瓦解傳統的社會群體（家族、階級、種姓），而增加落魄者及處境使其容易參加革命抗議活動的人的數量（曼庫爾·奧爾森《作為不穩定因素的迅速增長》）；（2）產生一些不完全適應和同化于既存秩序的暴發戶，他們要求與新的經濟地位相應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3）增加人口在地理上的流動性，破壞了原有的社會紐帶，特別是刺激人們從農村向城市移居，這會帶來離異情緒和極端主義；（4）使更多的人生活水平下降從而擴大了貧富間的差距”。亨廷頓還概括了投資消費矛盾、難以連續增加收入引起對現存制度不滿、地區間民族間投資消費分配上的沖突、群體組織能量釋放以后對政府的壓力等，“增加人們的挫折感”。亨廷頓引了托克維爾的論述：“經濟的飛速發展，造成史無前例的國家經濟繁榮。”“這種不斷增長的繁榮，未能安定民心，卻到處激起了人們的不安情緒，”并且，“恰恰在法國經濟狀況改變最明顯的地方，民眾的不滿達到頂峰”（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50-51頁）。著名學者分析的“暴富者”、“落魄者”、“遷徙者”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在當代中國也出現類似的情況，有些沖突的情節，比小說的描寫更為生動、離奇、曲折。比如，相當數量暴富者的炫耀性消費、犯罪性消費（黃賭毒行為）給社會帶來奢靡之風和戾氣，超出人們的預料，同樣，鋌而走險的“落魄者”頻頻出現無特定對象的反社會行為，聞所未聞，增加了社會戾氣。深一步分析，這些社會現象是利他、利社會與利己的核心價值觀的沖突、碰撞，是健康價值觀的被扭曲。

　　經濟高速增長且轉型的社會，開放而呈勃勃生機，物質生活的日益豐裕，使人們追求更舒適、優雅、健康的精神生活，進取、開放的價值觀深深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同時，由社會矛盾及一系列丑惡現象引出的焦慮、困惑、抱怨，也對人們的價值觀產生影響。

　　多元社會亟須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國以后，我們曾經是一個“兩階級、一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階層）的社會。改革開放以后，我們認同了多元、多樣、多變的社會。從價值觀來說，變得異常之豐富，有先進分子所倡導的價值觀，有一般社會成員能接受的有益無害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也寬容、允許富裕階層高消費的生活觀價值觀。在各種價值觀的共融、共存、碰撞之中，負面的價值觀還很有市場，那種由于利益驅動形成的不誠信價值觀、丑惡的利己主義，也在各方面危害著社會經濟生活、污染著我們的黨風民風，都需要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抑制、消解。核心價值觀蘊含著人們對世界、人生、社會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價值共識，影響著社會成員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行為規范，是人們思想上精神上的“魂”，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是社會的一項基礎工程。

　　多元之中有砥柱，多樣之中有主導，多變之中有準繩。社會上“好人總是多于壞人”，遵紀守法的、兢兢業業干好本職工作的、樂于在別人困難時伸出援助之手的、積極進取的、想創出自己更好業績的，總占社會的大多數，包括處于“上游”的人群和處于“中游”的人群。其中，處于“上游”、先進的、被魯迅稱為默默苦干的“中國的脊梁”，是社會的楷模，引領著我們民族的進步。這健康的大多數，構成社會的主要力量，主宰著社會的發展，他們所選擇、踐行的價值觀，代表著社會發展的方向，我們黨所倡導和須踐行的價值觀與這“大多數”所需要的理念聯系在一起。由此，增添著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的“三個自信”。

　　近年來，各方面普遍反映，應當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基礎上進一步提煉、概括，鮮明提出簡明扼要、便于傳播踐行的核心價值觀。如今，十八大所概括的價值觀方面的“三個倡導”、“24個字”，就是一種嘗試和進步。

　　這“24個字”首先是社會主義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奮斗目標，是中國人民目前的共同理想。各個階層、群體都認同這一目標。這既是目標，也是價值理念。即“富裕起來”是價值取向，又是人民的權利；“民主”、“文明”、“和諧”，都是奮斗目標，又是人民的權利。要實現這個宏偉的目標，需要“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愛國，當然是愛社會主義中國。這，凝聚著人民的共識，成為人民價值觀方面的“最大公約數”。

　　這“24個字”透露著中國優秀文化的傳統又有借鑒這世界文明成果。價值觀屬于文化范疇，不可能脫離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核心價值觀一定是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長期發展中形成的，反映著這個國家、民族的文化積淀、思想。中華民族是歷史文化豐厚的民族，傳統價值觀中有豐富的財富，現今概括的24個字就烙上中華文化的精神印記。同時也吸取了世界文化文明成果中的養料。

　　這“24個字”反映了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豐富內涵。以倫理學的角度來觀察，“24個字”呈現三個層面，“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層面。對公民而言，前兩個層面的理念和價值觀，更多地表現著公民的權利，公民層面的理念和價值觀更多地體現著公民的義務和責任。當然，這種劃分和解讀是相對的，比如，以民主來說，既是公民的權利，即享有各種民主權利，又是公民的義務，每個公民都得遵紀守法。

　　筆者認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簡言之，也可認為：就是弘揚生活中的“真善美”。無數社會事實證明，這類“真善美”常常發生在我們身邊。“雷鋒”式的人物，就是社會的先鋒和楷模；普通人可能不經常的、但一旦有情況，也會做善事：緊急時刻會自然而本能地舍己救人、向需要幫助的人們伸出相助之手等，就是“真善美”的閃現，是核心價值觀的踐行。對此，我們應像愛護“幼苗”般地予以“捕捉”利他利于社會的好事，弘揚其中的價值觀。多元社會的“鑄魂工程”是系統工程，需要各行各業、各級組織單位、各級領導、各媒體網站共同努力，尤其需要公民人人參與，弘揚真善美，鞭撻假丑惡。如此，才有一個風清氣正的美好社會。（周錦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