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人物檔案 

　　余世存，詩人，學者。199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戰略與管理》執行主編，主持過十年之久的“當代漢語貢獻獎”。出版有《非常道》、《非常道》、《中國男》、《老子傳》、《大民小國》等。

　　核心提示： 

　　1 

　　當初被一家內刊雜志的主編約寫專欄時，余世存想也沒想，就說寫家世。

　　余世存曾經有個愿想，希望能像司馬遷把孔子等人生的失敗者、失意者列入“世家”那般，把當代人的風范寫出來，為當代人尋找真正的人生價值秩序。

　　他開始梳理百年來的中國家族。斷斷續續寫了兩年，十二家。開始有朋友提議，可以把這些個案拼成一個專題做出來；也有人說，在中國，像他所寫的宋耀如、盧作孚、梁漱溟的名門望族畢竟是鳳毛麟角，且與普通人關聯不大，“還是寫身邊的人或朋友的故事比較好”。

　　重新拾起這個系列時，余世存決定“放開來寫”。他寫了蔣家，也寫了老外羅斯柴爾德；寫了朋友蔡文彬、楊志鵬，還寫了自己的家世。

　　在他看來，家世本是教化之源，只要我們聽聞，就能看見自己的位置和面貌。

　　如果說透過這些名流的個案，余世存感觸頗深的是“對世界的敬畏和開放”的重要性，那么對普通家族的成員以及自己的人生經歷做一個梳理，他覺著本身即是一 種提升，是對自己生活的加持。余世存說，希望后者能引起讀者對自家探索、回顧的興趣，“從目前的反應來看，這個目標基本實現了。” 

　　知識界和社會存在某種脫節 

　　南方日報：這本《家世》中的文章你最開始是以專欄的形式呈現的，當時沒有集成書的想法吧？

　　余世存：當時是給雜志寫專欄，而我本身對這個話題比較感興趣，就這么寫下來了。要現在的話就不該這么寫了，以后我再也不會出專欄結集的書，而是出專題類的。

　　南方日報：為什么這么說？

　　余世存：這要從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說起。多年前，我同《南風窗》編輯部主任陳初越聊過，中國市場化這么多年，在文化上的表現不是很如意，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專欄作家，但更加滯后的是，沒有培養出知名優秀的圖書作家。

　　圖書作家與學院派知識分子是有差別的。這些年很多學院派知識分子在轉換角色，在給報紙、雜志寫作，但思路沒轉換過來，還是在向社會灌輸學院的觀念，沒有 從社會本身的角度與讀者分享觀點。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知識分子對社會是欠債的，應該把學院思考和書齋里的思考做一種轉化。說得難聽一點，很多知識分子寫文 章像在做作業，自己沒去消化一遍。我們目前就面臨這么一種轉折，有這種動力的人又太少了。比較之下，《家世》關注的是社會話題，不是知識分子話題。

　　南方日報：這也是這本書的獨特性所在嗎？畢竟之前關于家族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

　　余世存：是的。但我這代也好，50后知識分子也好，很少人做這種工作，覺得看不上，跌份兒。其實問題涉及到知識界和社會的某種脫節，沒有換位思考。就像阿城在美國遇到一位研究中國史的專家，對方問：“大陸人民生活怎樣？”阿城斬釘截鐵地說：“我就是人民”。但很多中國知識分子是把自己摘出人民之外，摘出公眾之外的，所以他的寫作不是通俗的、公共知識的寫作。我們所謂的公知，知識分子氣還是太重，所涉及話題還是知識分子內部的話題。

　　《家世》面世后很多人感興趣，因為它呼應了社會的需要。無論電視劇《老有所依》的熱播，還是《爸爸去哪兒》電視欄目的火爆，說明社會對代際關系、宗親倫 理和家庭教育是有需求的。無論我這本書還是之前的幾本書，能夠走出知識界之外，是因為我意識到中國需要進入這個階段，但現在成績太小了。

　　南方日報：《家世》序言里提到，當我們“回家”時，我們應該捫心自問，是否解答了“人類情感和認知的急迫性”。對于這個問題你自己有答案嗎？

　　余世存：我們中國人和古典中國人的差別，遠大于跟現代西方人的差別。我們其實都是現代文明下的亞文化，是一個地方的種群而已。但現代文化是“在路上”的 文化，至少目前沒能看到能安頓我們靈魂的東西出現。所以在人類的情感上，和認知我們處于哪個位置的問題上，我們需要更多人來投入做這項研究和分析。在這方 面我覺得中國知識人思考太少，還是美國的一些作家和知識分子走得比較遠，想得比較多一點。我們給大眾提供的答案遠遠不夠，包括通俗寫作仍然停留在戲說的階段。

　　2  

　　自我整理是必要的自我教育途徑 

　　南方日報：《家世》中的十七個家族，你最開始寫的是哪家？

　　余世存：是林同濟家族。林家人在從傳統家族向現代家族轉化的意識很早，而且意識很到位。

　　南方日報：林家也是你最欣賞的一個。

　　余世存：對。在一二百年前，林家人就提出培養專業人才，要有專業精神。這是我認為中國社會很欠缺的。我們太容易跨界，本業都沒有夯實就跨界。無論是知識分子的參與，時政評論的參與，還是對社會熱點的研究，實證精神是不夠的。

　　南方日報：書中你特地寫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并借用羅素的話指出了經濟世襲的現象。你認為這種現象目前在中國也存在，只是很多人沒有意識到。

　　余世存：對。近些年我們一直在學習西方，老百姓一直被灌輸的理論是“經濟人理性”、“經濟人是自私的”、“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所以整個社會拜金主義 橫行，人情關系冷漠。但西方經濟學已經意識到這點，用了新詞叫“慈善經濟”、“社會企業家”，并認為學習是一種價值，慈善公益是一種價值，安全是一種價 值。他們把這些東西放在社會的優先地位來考慮。

　　幾年前，北京順義有個中央別墅區的老板問過我類似的問題。他說我們這些人富起來了，老百姓也富起來了，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那下一步該怎么辦，是不是應該彰顯國力？我說肯定不是，按孔子的教導，就是要教育、要學習，互相學習。

　　南方日報：寫完名門望族后，你“放開來寫”了自己家以及幾個普通家族。對此你強調說這等于是一種“自我整理”，為何對自我整理如何重視？

　　余世存：寫的時候別人也說，我寫的都是名門望族，中國名門望族畢竟太少，而且跟普通人沒有太大關聯，還是寫一些身邊的人或者朋友的故事比較好。

　　“自我整理”我認為是非常必要的自我教育的途徑。像微信都快取代微博了， 大家可學習的資料那么龐雜，真正能打動自己的還是親人。若你去回顧整理，所收獲的東西的品質要高得多。我在假期時給大學的年輕人講過關于“自我整理”的課 程，希望他們能回憶起童年的第一次疼痛感是怎么來的，自卑感、金錢意識是怎么來的，自己是怎么感受到父母對自己的愛的，男女性別的意識是什么時候產生的。 你會發現你現在性格上的不夠健康或是偏頗的東西，可能來自童年或少年時期某些不堪回首的記憶。必須勇敢面對它，才能超越和把握住它。我在講課時覺得他們還 是挺受觸動的，有的人講父母當年聲嘶力竭地吵架，他講著講著就痛哭，但他講完后覺得把這個放下來了。

　　回到你的家庭本身，去整理你的家人，本身就是很好的自我教育的機會。我覺得比看微信上的心靈雞湯可能更貼己。

　　南方日報：總的來說，透過這一個個家族的個案，你想告訴讀者什么？

　　余世存：我從這些個案中感受比較強烈的是，對世界的敬畏和開放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個人從小到大能把這兩點身體力行地體現的話，肯定也能做出很多成績。 比如我寫蔣家是希望對大家講明，中國國民政府最高領袖除了注重傳統的仁義道德、忠孝節義外，他還對世界保持了最大的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