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麗靜江嬌嬌:知識分子的困惑與應對

2014-10-17 06:29:00來源：大眾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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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近代時期，由于人文知識和政治權力的有效結合，使得具有“人文知識分子”特色的“士”位居四民之首，處于社會的權力中心。然而，隨著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持續改革和變遷，知識分子的地位、角色和職能發生了巨大變化。

　　當代中國農村社會轉型中知識分子的困惑與應對

　　曲阜師范大學姜麗靜江嬌嬌

　　當前，中國改革開放帶來了深刻宏大的社會變革進程。作為一種社會結構整體的發展過程，社會轉型一般包括“結構轉換、機制轉換、利益調整和觀念轉變等。”[1]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社會轉型在帶來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往往伴隨著一系列的矛盾與問題。在前近代時期，由于人文知識和政治權力的有效結合，使得具有“人文知識分子”特色的“士”位居四民之首，處于社會的權力中心。然而，隨著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持續改革和變遷，知識分子的地位、角色和職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變化突出地表現為人文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以及知識分子原有價值觀念的沖突。此外，隨著中國社會變革和轉型的不斷推進，農村社會也發生了劇烈變化，主要表現為在經濟高速發展、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卻面臨傳統道德的迷失和樸素人文關懷的式微這一突出矛盾和問題。當前農村社會的道德衰落和信仰迷失恰恰為人文知識分子直面社會危機，結合專業特長，開展深入研究，重建信仰和價值體系提供了歷史舞臺。

　　一、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傳統與當代特征

　　（一）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傳統

　　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由傳統社會的“士”轉化而來，是近代中國社會矛盾發展與中西文化碰撞的產物，更是近代中國社會結構的整體變遷與轉型的重要標識。中國傳統士人歷來有著“士以天下為己任”的歷史傳統。近代之后，隨著科舉制度與封建帝制的相繼廢除，士大夫階層喪失了其存在的社會基礎，開始日漸遠離政治權力中心，并逐漸向知識分子過渡。與傳統士人相比，近現代知識分子體現了一種“天職感”與“志業感”交互混雜的特點。[2]具體而言，近現代知識分子不再像傳統士人那樣直接進入國家的權力中心，借助行政權力用長期的“學”所把握的“道”來治平天下，而是退居學院或研究所等學術機構，主要通過知識的生產和傳播來啟蒙民眾，間接影響社會的發展，并將對社會和家國的深沉關切寄予于學術研究之中，從而有效實現西方語境中知識分子專業性與公共性的有效結合。

　　因此，雖然傳統士人與知識分子的含義不盡相同，但傳統士人“社會承當”的精神傳統卻被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繼承下來。

　　（二）中國知識分子的當代特征

　　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隨著經濟實用主義逐步替代政治權威主義，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地位、角色、職能也隨之發生巨大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活動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由此導致了知識乃至整個文化的裂變。具體表現為：一方面導致了科學知識與人文知識的易位，人文知識邊緣化。另一方面是大眾文化的迅猛發展與精英文化的衰落。這些變化對當前知識分子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其一，改變了科學知識分子與人文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和地位。改革開放前，中國傳統上國家意識由人文知識與政治相結合而成，科學技術則相對處于邊緣地帶。改革開放后，經濟建設更強調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重要性，掌握科技的知識分子進入相關政府部門，成為社會活動的中心。而那些探索人生意義和價值等領域，提倡終極關懷和人文精神的人文知識分子則滑入社會的邊緣地帶。其二，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社會價值取向的多元化，極大沖擊了知識分子原有的價值觀念，人文精神冷落，甚至造成部分知識分子人格追求的迷惘。 [3]

　　二、中國社會轉型的特殊性質與突出問題

　　（一）中國社會轉型的兩面性

　　20世紀90年代左右關于“社會轉型”的研究開始在我國流行，并得到了深入的發展。我國學者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社會轉型”：一是社會形態變遷，主要指我國社會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二是經濟體制轉型，主要指從計劃經濟體制和自然經濟形態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三是發展模式的轉型，主要指由目前單一的、粗放的發展向科學發展的模式轉型。[4]

　　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對社會的各個方面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隨著社會改革的不斷推進，勢必觸及大量深層次的矛盾和復雜因素，從而引發民眾在心理和行為上的諸多不適應和不滿意。這些不適和不滿隨著時間的推移，極有可能累積為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和沖突。[5]其集中表現為“社會進步與社會代價共存、社會優化與社會弊病并生、社會協調與社會失衡同在、充滿希望與飽含痛苦相伴。”[6]比如城鄉問題、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利益格局、文化傳統等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均顯示出這種社會結構轉型的兩面性。

　　（二）中國社會轉型的突出問題：農村社會轉型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農村問題關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現與否，關系到我國經濟的繁榮和政治的穩定。在當前中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農村社會轉型是指“由一個農村剩余勞動力過多的，小農生產方式占主導的，以及與之相匹配的農村傳統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向現代農業生產方式和現代農村社會的轉型過程。”[7]據此，在一定意義上，農村社會能否順利實現現代化的轉型成為制約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所在。

　　中國的改革始于上世紀70年代末期的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起步后，農民的眼界逐步放開，抓住機遇的小部分農民“先富”了起來，很多農民則成為經濟上的落后者。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鄉鎮企業和“打工潮”的涌現，一方面極大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則導致農村人口的大規模外流與農村內部社會階層的分化。“農村內部傳統權威的作用被侵蝕，農民之間的依賴關系極大地弱化了。農村市場范圍的擴大和社會分工的深化也伴隨著傳統的道德倫理價值觀的扭曲和摧毀。”[8]換言之，在農村，由倫理關系維系的集體價值觀逐步被個人主義價值觀所替代。其間，由于個人行為有效約束機制的缺乏，又導致各種扭曲現象的出現，如農民趨利性日趨明顯，價值取向日益多元，但價值判斷卻失去參照標準，等等。[9]其結果是，農村社會原有的樸素的人文關懷在當代世俗取向的大眾文化中日益衰微。

　　三、農村社會危機中知識分子社會承當精神的繼承與實現

　　“任何社會的全面轉型必然意味著社會結構的巨大調整，社會各階層的權力與利益、地位與作用也會有劇烈錯動。”[10]

　　事實上，我國當前的社會轉型在對知識分子和農村社會提出嚴峻挑戰的同時，也帶來空前的發展機遇。農村社會的道德危機和人文關懷的衰微恰好為邊緣化的人文知識分子提供了施展拳腳的舞臺。人文知識分子的職責在于探索人生的意義和價值，致力于價值體系的重建和信仰培育。因此，面對農村社會轉型的困境，人文知識分子理應抓住歷史機遇，積極轉換身份，結合現實問題進行研究，從而實現自身和農村社會的雙重轉換和轉型。

　　（一）在人文與科學的沖突中尋求和諧共存

　　在市場經濟主導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人們對知識價值的評價標準、實現方式發生深刻的變化。這主要表現為在現代經濟建設中，隨著“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認識不斷地深入人心，以及科學技術在市場經濟中巨大經濟價值的顯現，導致了人文價值和人文信仰的不斷淡化。實際上，社會系統是由其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個密切相關的子系統構成。這三個子系統的作用相應地表述為：“政治為人民爭取權力，經濟向市場追求效益，文化則是意義的領域，負責替人類的歷史行為和現實活動提供解釋和確立價值。”[11]文化的缺失，人文信仰的衰落，很可能為社會的協調發展留下慢性發作的內傷。實際上，人文精神所關注的是人生意義和價值，以及人自身的主體地位的提升,而科學技術主要關注的是對人與物的控制及其實效。[12]由此看來，兩者的價值目標大相異趣。

　　應當注意到，雖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訴求，但是，與物質文明的高度發展相比，精神文明的衰落和價值體系的崩解則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13]更為值得注意的是，科學知識分子能順應我國社會轉型，特別是農村社會轉型的實際，憑借著對科學技術的掌握，不僅在發展農業、增進生產、提高農民收入等問題上做出了極大的貢獻，還為自身贏得了社會廣泛的尊重。而當前農村社會日益嚴重的道德危機，乃至轉型中整個中國價值體系的崩解，恰恰為人文知識分子在結合現實實際，秉持人文關懷的基礎上，提供了引導社會重建價值體系和重塑人文信仰的必由之路。

　　（三）在價值多元的沖突中堅守終極價值觀

　　改革開放以前，知識分子基本的價值取向較為穩固，沒有太大的沖突。歷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集社會理想與道德理想于一身，具體可表述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50年代到改革開放前，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也是與當時社會活動的基本目標，即社會主義政治理想與集體主義道德理想的統一一致。改革開放后，隨著社會活動中心向經濟的轉移，社會價值取向的日益多元化。尤其是社會上經濟利益至上以及個體價值的凸顯等價值追求，不僅導致了人文精神的冷落，“精英文化”的衰落，更極大地沖擊了知識分子原有價值觀。[14]

　　實際上，“知識分子之所以被視為‘社會良知’，指的是他在社會功能上的標示，亦即永遠地對人類基本價值的維護與捍衛，對人類公益事務抱持強烈的人文關懷，并誠懇地視之為自己不可推卸、不可轉讓的職責所在，只有二者齊備一身才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典范形象。”[15]隨著社會改革的深入發展，經濟、社會資本日漸重要，知識分子需要在堅守終極價值觀的基礎上，以溫和的姿態來面對社會大眾的多元價值取向，正視社會主導價值觀的缺失，在整合科學理性、人文精神和集體主義的基礎上，建立多元并存的價值觀體系，[16]并對世俗文化加以合理地制衡。就人文知識分子對轉型時期農村社會的介入來講，也只有這樣才能在知識分子與農村社會之間構建一個必要的緩沖，方有可能真正深入并正確引導農村社會的轉型。

　　參考文獻：

　　[1] 楊發祥，林曉蘭．社會轉型與知識分子心態[J]．華東理工大學學報，2009，（3）：77-82．

　　[2] 姜麗靜．歷史的背影:一代女知識分子的教育記憶[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2.5．

　　[3] [12][14]范竹增.社會轉型與知識分子的人格[J].社會科學戰線，2001，（4）：223-227.

　　[4] 鄭佳明.中國社會轉型與價值變遷[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5（1）：113-126.

　　[5] 李宏斌，鐘瑞添．中國當代社會轉型的內容、特點及應然趨向[J]．科學社會主義，2013，（4）：139-142．

　　[6] 杜玉華. 社會轉型的結構性特征及其在當代中國的表現[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5):65-71,154.

　　[7] 王冰. 中國農村社會轉型模式、特征和趨勢分析[J]．經濟學家，2007，（4）：97-102.

　　[8] 陳長江，高彥彥.農村社會的轉型困境與基于正式制度的破解[J].農村經濟，2010，（3）：82-85.

　　[9] 楊春娟. 農民道德觀念變遷與道德提升路徑選擇[J]. 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32（5）：9-13.

　　[10] [11][15]張巖泉.社會轉型與知識分子三題[J].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98，（1）：1-6.

　　[13] 賀照田.當代中國精神倫理問題[J].讀書，2014，（7）：2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