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可

　　山東抗日根據地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五大戰略區之一,在中國革命戰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樞紐地位。抗戰結束時,山東根據地中共黨員人數由抗戰初期的不足2000人發展到20萬人,占全國黨員總數的五分之一。山東根據地擁有正規部隊27萬余人,地方武裝和民兵近200萬人,作戰2萬6千多次,殲滅日偽軍53萬余人,解放了80多個城鎮,成立了由共產黨領導的山東省政府。作為華北敵后戰略基點的山東根據地,能夠持續不斷地堅持8年戰,并對全民族抗戰的最后勝利作出重大貢獻,財政經濟工作的開展及其日趨壯大和穩固的經濟基礎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財經工作與抗戰中心任務緊密結合,是根據地能夠長期存在并持續壯大的物質基礎

　　山東抗日斗爭發展的第一階段是1937年10月至1940年7月根據地建立時期,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的中心任務是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動員各階層民眾,建立武裝,分區域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建立并擴大活動基地,打開在山東堅持長期抗戰的局面。財政經濟工作亦由此展開。山東八路軍部隊和黨政群團一方面著眼于解決機關、部隊的供給,一方面著眼于動員群眾,減輕群眾負擔,初步建立了財糧機構,實行廢除苛雜,以臨時募捐攤派、“打資敵”為主要方式的征集制度,并開始組織貿易、進行生產,基本保證了黨政機關和抗日軍隊的物資供給,使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在山東站住了腳跟。

　　第二階段是1940年8月至1943年8月根據地堅持時期,中心任務是不斷明確和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在敵我友三角斗爭環境下取得優勢,克服日偽軍“掃蕩”和頑固派摩擦帶來的困難,積蓄力量,熬過時間,保持并進而擴大根據地區域。為此,要求財經工作能夠更大規模地展開,以便打破日偽的經濟封鎖和“以戰養戰”的計謀,為堅持和鞏固抗日根據地創造物質基礎。自1940年省戰工會成立后,以健全機構、完善制度、實行統收統支、進一步減輕群眾負擔為中心,展開了制度化、正規化的財經工作,逐步完善各級財糧機構和征收公糧田賦制度,建立財政收支、預決算制度,擴大“北海銀行”分支機構,開展“排法(幣)禁偽(鈔)”貨幣斗爭和貿易斗爭,初步進行了“減租減息”運動,恢復發展各項手工業,獎勵糧食生產和副業生產,支援中央和加強各根據地間經濟聯系,壯大在殘酷環境下的經濟基礎。

　　第三階段是1943年9月至1945年8月根據地鞏固和大發展時期,中心任務是以我為主,靈活機動地開展反“掃蕩”、反“蠶食”斗爭,進一步確立優勢,不失時機地向日偽軍展開主動進攻,縮小敵占區,擴大解放區,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這一階段財政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全面反攻創造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調整和完善合理的財稅征收制度,進一步實行統一收支及嚴格預決算制度,爭取收支平衡,并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不斷開拓財源,以保證軍需民用的供給；對敵貨幣斗爭取得勝利,統一的貨幣市場形成；工商管理和貿易斗爭成效顯現,根據地市場聯系加強,工商稅收占比大幅度提高；“減租減息”運動在山東各戰略區廣泛深入展開,廣大農民負擔減輕,勞動生產積極性提高；黨政軍民大生產運動不斷深入,“精兵簡政”、生產節約、“公營工業”和生產合作社蓬勃興起,有效供給使根據地生存發展條件大為改善,有力地保證了軍事斗爭的勝利。

　　根據地成立北海銀行、發行北海幣,并打贏了同法幣、偽幣之間的“貨幣戰爭”

　　山東抗日根據地對敵斗爭是在敵占城鎮和交通線、我占廣大農村的環境下展開的。

　　抗戰初期,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起義所建立的隊伍,依據募捐籌款、沒收漢奸財產等形式解決給養,走到哪里解決到哪里。待抗日武裝隊伍不斷增加、活動區域有所固定后,便需改進形式擴大范圍。1938年12月,八路軍山東縱隊成立,負責部隊財政工作的供給部下設有糧秣科、會計科和軍需科。同時,中共山東分局設立財政經濟委員會,負責制定財經工作的方針、政策,以及適時提出工作方法、步驟。隨著機關部隊人員逐步增多,自籌自用、就地解決的辦法已不適用,便采用成立募集隊分散至各地進行籌糧募捐,以八路軍的名義要求地方政權劃定籌集地區或批條子指定地區籌糧。部隊也在募捐活動中,加深了對財經工作的認識,為以后財糧收支制度的制定積累了經驗。并且,隨著對發動民眾“獨立自主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認識的深化,中共黨組織和抗日武裝開始建立政權,設立上下統屬的民主政府。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伊始就重視改善農民的生活。當時的主要做法是救濟災民難民,廢除苛捐雜稅,以此調動起農民抗戰和生產的積極性,獲得充足的兵源和戰爭所需的經濟物資供給。

　　山東抗日根據地在與敵經濟較量過程中,還在貨幣斗爭和貿易斗爭上取得巨大成績,在各敵后根據地中形成特色、頗具影響。抗戰爆發后,山東敵后流通的貨幣主要是法幣,另外還有國民黨地方當局及地方部隊發行的五花八門的土雜鈔,種類之多達數十種。無論是敵占區還是游擊區法幣都占有優勢。根據地的北海幣也只是作為法幣的輔幣流通。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偽對法幣實行排擠政策,一方面在敵占區大量發行偽幣以取代法幣,一方面將大量法幣向國統區和根據地排擠。法幣的瘋狂流入,造成根據地大量物資被廉價搶購,必需品輸入受挫,同時造成物價飛漲,北海幣幣值和信譽下降,通貨膨脹、市場混亂,給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帶來嚴重困難。為此,山東抗日根據地實施驅逐法幣、使北海幣獨占市場的政策,開始了第二次大規模的貨幣斗爭(第一次發生在1942年5月至12月,因環境條件限制、政策不明晰和執行不徹底等原因未能達到目的)。省戰工會以濱海區作試點,于1943年7月1日起停用法幣,分兩期向北海銀行兌換,或到敵占區換回物資。停用法幣后,加強邊沿緝私,查禁法幣黑市交易,同時設立經常性的兌換所,商人憑政府出具的證明可用法幣兌換本幣,也可用本幣兌換法幣,以利于正當輸出入貿易。1943年9月濱海區貨幣斗爭取得巨大成效,內地市場已無法幣蹤跡,兩種貨幣同時流通的局面從此結束,本幣成為市面上唯一的流通工具。是年有原作為北海幣發行準備金的幾億元法幣排擠出山東根據地,換回了同等價值的敵占區物資,極大地改善了抗日軍民的物資供應。1944年下半年濱海、魯中、魯南三地區實現了本幣的統一流通,1945年8月山東根據地五大戰略區實現了本幣的統一流通,北海幣占領了全省市場。

　　停用法幣后,法幣、偽鈔的流入完全由政府掌握,根據地剩余物資的輸出已不可能成為引入大量法幣的禍源而導致內地市場物價的波動,從而為掌握對外貿易的主動權創造了有利條件。于是,對敵貿易斗爭提上了日程。省工商管理局抓住停用法幣的有利時機,在貿易政策上作了新的調整,明確規定對外貿易實行管理、內地貿易實行自由的原則。采取統制自給有余、且能組織大量輸出,同時又為敵人所需求的重要物資,由政府授權工商局及所屬之公營商店實行專買專賣,爭取高價輸出、低價輸入,造成貿易出超的有利局面,以便增加財政收入,調劑外匯供求,用隨時吞吐物資、調節貨幣流通數量等經濟手段來支撐貨幣斗爭。當時主要是掌握食鹽、花生油等重要物資。敵人為從根據地獲取食鹽和花生油,不得不付出高代價,將其嚴格控制輸出的軍工器材和民用必需品以低價賣出,根據地就從低價輸入、高價輸出中獲得了巨額利潤。1944年貿易純利達6000萬元,不僅以巨大的經濟力量支持了貨幣斗爭,而且使民主政府有能力以更多的資金投入生產建設,增強了經濟活力。

　　根據地尊重客觀經濟規律,尊重專業人才,堅持政府調控和市場調控相結合,這些都值得我們今天借鑒

　　抗戰八年山東根據地在正確認識財經工作的特點和總方針的基礎上,及時總結經驗教訓,逐步探索經濟活動規律,推動了建設事業的發展。從三個階段的情況來看,初期主要抓了財政工作,通過募捐攤派解決機關部隊的供給,適當兼顧人民負擔,帶有根據地建立之初難以避免的臨時觀點。中期的前半段(1942年春以前)仍主要抓財政工作,建立制度,開始進行統收統支,同時更多地注意減輕群眾負擔。后半期,則明顯加強了經濟工作,強調扶助群眾發展生產,進一步開拓財源。后期財政與經濟一起抓而以發展生產為主,按照貨幣斗爭、貿易管理、扶助生產、保障供給工作時序推動經濟建設,財經工作的總方針得到全面貫徹。由于對客觀經濟活動的認識不斷加深,財經工作中長期感到棘手的一些問題,此時也得到了較好的解決,進一步掌握了工作的主動權。

　　1940年7月至9月,山東各界抗日團體召開聯合大會,選舉成立了全省統一的權力機關——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省戰工會內設財政經濟組(翌年改稱為處,并分為財政、經建兩處),專管財經工作。從省戰工會成立到1943年9月改為山東省戰時行政委員會,山東抗日根據地的財經工作進入全面開展的新時期。

　　財經工作涉及面廣,專業性較強,需要一大批具備一定業務知識的專門人才,加強財經隊伍建設便成為根據地十分迫切的任務。省戰工會成立當年,即培養財經干部60余人。1941年6月省戰工會決定創辦財經學校,7月提出重資聘用專門技術人才,各行署開辦農林、工藝、紡織、造紙等各種專門職業學校,培養專門人才。1942年4月中共山東分局財委會決定設立華北財經學校二分校,培養縣以上財經干部,各地區自行開辦短期訓練班,培養縣以下財經干部。同年9月省戰工會還頒布關于公營企業技術人員待遇的決定,對于技術人員給以較高的薪金,實行年功加薪制,并對成績優良者予以獎勵。在財經工作逐步走上正規和深入廣泛之時,山東根據地缺乏高層級財經干部的問題顯現出來。1942年底,時任抗大華中分校訓練部長的薛暮橋路經山東,山東分局、115師主要負責人朱瑞、羅榮桓、黎玉希望其留下幫助工作。此后六年薛暮橋一直主持山東財經工作。薛暮橋等主抓財經工作的一班人從調查研究入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使根據地財經工作開拓出新的局面,“減租減息”、農業稅征收、貨幣斗爭、工商管理、勞動合作化、公營行業創辦等項工作均取得了巨大成績,經濟狀況得到根本改善,從而掌握了對敵經濟斗爭的主動權。各級政府破除對知識分子的偏見,尊重知識,多方延攬人才,提高他們的物質待遇和政治地位,加強思想作風和政策方針的教育,對黨外人士不排斥,充分發揮他們的特長。據統計,1944年秋,山東根據地共培養干部12000余人,其中財經干部占很大比重。到1945年山東全區財政干部和工作人員已達8000人,為解放戰爭乃至新中國成立后的財政經濟建設準備了骨干力量。

　　1943年10月,為統一領導根據地工商事務、增強市場調控能力,省政委會決定成立工商管理局,各戰略區亦相應設立。作為綜合經濟管理部門,除擁有籌集、采辦、生產部隊和抗日政權所需各種物資職權外,同時還掌握著新發本幣的半數,用于吞吐物資,穩定物價。工商管理機構上下分級設立,直至中心集市、邊沿要道,形成輻射廣泛的網絡。同時改變此前多頭管理的狀況,將政府系統的經建科、稅務貿易管理局、交易所、紡織局、鹽務署、銀行兌換所、礦務局等部門一律撤銷,統歸工商局統一領導。負責范圍包括工業生產、貿易管理、貨幣金融管理、稅收緝私、合作事業,涵蓋財政經濟諸多領域。工商管理從把握敵占區、根據地經濟動態出發,遵循客觀規律,進行必要的市場調控,調劑供求,平抑物價,達到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目的,有力地支持了抗日對敵斗爭,山東根據地的經濟實力日益壯大和雄厚,為抗日大反攻和此后的進軍東北奠定了基礎。

　　山東抗日根據地建立北海幣統一市場,以政府調控和市場調控相結合的手段開展工商貿易,并進而凝練出的“物資本位制”的貨幣、物價思想觀點,極大地豐富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建設創造了彌足珍貴的經驗。

　　(作者系山東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山東省歷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