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法論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新史學重結構而忽視人、重分析而不用活潑的敘事形式等缺點也逐漸顯示出來。上個世紀70年代之后，歷史學出現了“人類學轉向”，在一定程度上把歷史學重新拉回到人本身。勞倫斯·斯通發表了著名的《敘事的復興》一文，指出了分析史學矯枉過正的缺點，新史學需要有傳統的敘事成分。在1990年的馬德里大會上，在德國的漢斯·梅迪克和美國的娜塔莉·戴維斯的倡議下，史學方法的討論議題之一就是人類學“厚描述”方法對于小規模群體的微觀研究。到1990年代，“敘事的復興”作為一個事實被與會者普遍接受。

　　1975年8月22日至29日，第14屆大會在美國舊金山舉行，與會的有75個國家的1450名學者。這是史學大會第一次在歐洲以外的地區舉辦，為了辦好這次會議，1974年12月28日，美國歷史協會主席劉易斯·漢克于芝加哥在美國歷史協會年會上，發表了題為《美國歷史學家和今日的世界：責任和機遇》的長篇報告，為即將召開的本次大會作動員工作。

　　這次大會的議題特點是明顯增加了與人、與國家有關的題目，大會議題有：歷史與社會、人權、革命、少數族裔的問題——加拿大的經驗、僑民、亞洲與非洲的傳統與變革、18世紀的美俄關系、美國與歐洲國家外交的開始、德國早期憲政史、美國的雛形、兩次大戰之間的美國與歐洲、美國革命與斯拉夫民族、一戰之前的中歐東部的民族運動等。不但有關民族國家類型的題目大增，而且傳統的政治史和外交史的題目回歸大會。

　　隨著亞洲國家在世界政冶地圖上力量的上升，有關亞洲的議題在增加。在舊金山大會上，一群日本學者向大會提交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即亞洲和非洲的革命運動。這項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從亞洲的角度描繪世界史。這篇報告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思想，法國著名漢學家呂西安·畢仰高在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對此進行了高度評價，并將其列為“重要主題”。畢仰高以研究中國革命著名，在他的社會歷史分析中，將民族革命和土地社會革命看作是革命運動的重要推動要素。其余9篇關于亞洲歷史的論文分別涉及朝鮮、貴霜帝國、中國明朝、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游牧民族的歷史。另有幾篇論文涉及游牧民族的歷史。一個羅馬尼亞學者全面地考察了歐亞大陸的游牧民族；一個日本學者在討論城市問題時聯系到了游牧生活；一個蒙古學者在討論封建主義問題時提及游牧生活；還有一個德國學者談到了金帳汗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