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國際歷史科學大會l950年在巴黎召開了戰后第一屆大會。但是在巴黎大會之前，存在著一個復雜的恢復活動和人事變更情況。
蘇黎世大會之后，連續兩任秘書長拉里提埃爾和莫雷都是改革派，他們都試圖通過大刀闊斧的改革提高大會的效率，通過改組大會機構使之朝著更加實體化的方向發展。但造化弄人，拉里提埃爾因戰時與納粹德國的合作而淪為通敵者，身敗名裂；莫雷的激進主張開罪了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元老們，結局是他在1950年的巴黎大會上引咎辭職、黯然下臺。各種力量博弈的結果是，洛克菲勒基金會不再贊助國際史學會，史學會的組織機構也朝其他方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1938年，拉里提埃爾連任秘書長之后，認為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中心任務是組織日常性的國際史學項目研究，當前把太多的精力放在辦會上了，應該進行改革。他對《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公報》的工作也不滿意，這份刊物已出11卷45期，主要內容是會務工作和文件，缺乏科學性。蘇黎世大會之后，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委員會編纂《公報》。
蘇黎世大會之后，捷克邀請國際史學會1939年在布拉格召開全體委員會，但是1939年4月，納粹德國已經占領了捷克全境，全體會議改在盧森堡舉行，討論是否接受意大利召開下屆大會的申請。這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意大利已經建立了法西斯體制，實行種族歧視政策。科特、田波烈和丹麥、比利時的史學會都反對在羅馬開會，但利蘭和拉里提埃爾本著大會應該超越政治分歧的理想主義愿望，還是接受了邀請。好在二戰的爆發使大會避免了這樣一次難堪的經歷。
1940年6月14日，德軍占領巴黎，菲利晉·貝當元帥繼續留在法國本土并出任政府總理。貝當政府旋即宣布投降，把政府所在地遷至法國中部的維希，故這一時期的法國政府稱維希政府或貝當政權，是德國占領下的傀儡政權。
在巴黎的國際組織大多逃至美國，但拉里提埃爾的秘書處繼續駐留，他尋求在德國當局和維希政府的支持下工作，事實上他如愿以償。利蘭決定，為了不讓歷史學家的國際大家庭分裂，戰時不再辦會，也停止給巴黎的秘書處提供來自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他把這筆錢都用于資助來美國的歐洲史學家。副主席、英國的韋伯斯特對此持贊同意見。
拉里提埃爾編纂了《公報》第46和47期，作為第12卷的前兩期。因戰時無會，《公報》主要是收入學者的論文，其中不乏這位秘書長本人的論文。他的主要聯系人是德國研究所所長卡爾·埃普廷，埃普廷長期在法國生活，熟悉法國文化和學術界，戰時做了許多德法文化交流與合作的事青，拉里提埃爾也組織過德法兩國歷史學家會議。期間曾有提議把秘書處遷至柏林，但因德國歷史學家的反對而終止。
戰爭結束之后，拉里提埃爾被停止教職，法國史學會認為他不再適合做國際史學會的秘書長。利蘭從大洋彼岸來信，敦促他去職。1945年11月，利蘭致函執行局的其他成員，建議召開史學會全體會議，商定下屆大會事宜。法國史學會新任主席是羅伯特·富提埃爾，他是法國抵抗運動的成員，1942年曾被納粹判處終身在集中營監禁，他的經歷使他享有崇高的威望。富提埃爾在給利蘭的信中，提名查爾斯·莫雷為下任秘書長，莫雷是年輕一代的學者，極富朝氣和理想。
利蘭，這位國際史學會的創始元老和大會最真摯的支持者，這時的想法起了變化。他婉拒出席1947年6月3日至5日在巴黎郊區羅伊蒙特召開的會議，并且辭去主席一職，請諾布豪茲擔任臨時主席。任何人都不知道利蘭的心事，迄今為迷。事實上，利蘭以后再也沒有參加過一屆大會。埃德曼作了推測，認為利蘭不愿看到國際史學家之間的分裂，他援引利蘭的書信：“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要務是把所有國家的歷史學家聚集到友好而有益的合作中，不要做任何增加這方面困難的事情。”利蘭是一名高貴的人類大同的理想主義者，他超前的國際主義思想注定是孤獨而寂寞的。
1947年，在羅伊蒙特舉行的國際史學會執行局和法國史學會的聯席會議討論了四件事：國際史學會的科研工作、人事變更、如何處理戰敗國的史學會的會員資格和確定下屆大會主辦地。
在史學會工作方面，《公報》停刊；《歷史學國際書目》外交官名錄和憲政史研究的工作繼續進行。在人事方面，諾布豪茲任代主席，莫雷任代秘書長。在戰敗國史學會的資格方面，布魯塞爾大會敵對的一幕不能重演，決定意大利、奧地利和西班牙史學會的會員資格保留，下屆大會重新接納德國和日本。富提埃爾表達了法國政府希望1948年在巴黎召開大會的意愿，這年是法國1948年革命100周年的紀念，大會將富有意義。國際史學會副主席韋伯斯特和司庫伍德沃德都強烈反對這一提議，韋伯斯特的理由是基于“革命的政治特征”。伍德沃德說：“戰后首次大會就以這種方式和政治聯系起來，是不科學的，是很不明智的。”在表決時，只有法國、瑞士和比利時贊同。會議決定下次大會1949年或1950年在法國召開。
另外，執行局主動對不同社會制度的蘇聯示好，為蘇聯留出一名執委職位，但蘇聯方面沒有回應。埃德曼稱蘇聯是“裝聾作啞”。這只是一個開始，國際史學會在戰后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爭取東歐國家的歷史學家參加大會。
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這一時期的另外一個重大組織變化是，它不能再從洛克菲勒基金會獲得贊助，轉而求助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并且國際史學會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的國際哲學和人文科學委員會（ICPHS）的成員。
莫雷對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設計理念和他的前任拉里提埃爾相似，主張把委員會辦成一個國際歷史學交流中心，成為一個研究實體，這點也被洛克菲勒基金會認同，但是，執行局的元老們對自己舊日的政績還是很滿意的，在1945年召開的國際史學會全體會議上，岡紹夫和伍德沃德辭職，表示不能與莫雷共事。主席諾布豪茲稱，下屆大會他就卸任。既然事情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莫雷只好停下改革，也表示下屆大會辭職。與此同時，洛克菲勒基金會停止了對史學大會的資助。這樣，國際史學會只好再找新的施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答應支持，但是，前提是要加入國際哲學與人文科學委員會。富提埃爾在國際史學會全體會議上，反復保證此舉絲毫不會損害國際史學會的獨立性。
1950年的巴黎大會有來自33個國家的1400人參加，但是沒有東歐和德國學者。
巴黎大會通過了四項具有制度性變化的決議。第一，就是正式加入國際哲學與人文科學委員會，且成為歷史類的唯一會員，以后任何歷史組織都必須通過國際史學會才能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立聯系。從以后的發展來看，這成為一項規則，例如，2010年成立的全球世界史學會就是通過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2010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大會上，全球世界史學會當時作為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一部分與會。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對世界全球史學會的到來很重視，并在會議議程手冊上突出了其位置，承認世界全球史學會作為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分支機構，支持其參與 2015年濟南大會的籌劃工作。世界史學會還通過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加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第二件是確定國際史學會總部和司庫駐地都設在洛桑。以前總部隨司庫走，先是跟利蘭設在華盛頓，后是跟伍德沃德設在倫敦。現在改為常設洛桑，因為瑞士金融發達，且為中立國。
第三件是決定秘書處繼續常設巴黎。因為秘書長莫雷在這屆大會辭職，新的主席富提埃爾提議秘書處常設倫敦。但遭到英國副主席韋伯斯特婉拒，他說：“如您所知，秘書長應該精通法語，英國很少有人符合這一條件。如有可能，秘書處還是設在巴黎。如果不在巴黎，那就設在布魯塞爾。”最后決定繼續設在巴黎，47歲的米歇爾·弗朗索瓦成為新任秘書長。
第四，是吸收專門性的國際學術組織加入國際史學會，這些專門性的組織的地位與各國史學會的會員資格等同，在大多數事務方面具有投票權。
為了紀念馬克·布洛赫這位年鑒派的創始人，1950年巴黎大會的主題之一是“事件是否是歷史研究必要的中心內容”。馬克?布洛赫在二戰時期參加了反法西斯戰爭，被捕后于1944年被槍殺于集中營。因為在第一代年鑒派看來，傳統史學就是政治事件的歷史、歷史主義的歷史和敘事的歷史，傳統史學是年鑒派的批判對象。
二戰之后，除社會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流派外，西方新史學的流派主要有法國的年鑒學派、美國的克里奧學派、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和納米爾學派，新史學借鑒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人口學、數學、控制論等其他學科的方法并且使用電子計算機工具，史學領域從政治史擴張到社會、經濟、思想文化和心理領域，研究的人物除社會精英之外，把蕓蕓眾生、普羅大眾包括在內，使用的資料幾乎無所不包。史學大會所折射的就是這樣一部西方史學史的演進狀況，限于篇幅，本文只能以年鑒派為代表進行擇要介紹。如國內學者所言：“年鑒派是新史學中最有影響、因而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因此，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有條件地把年鑒學派的范型視作新史學的代表未嘗不可。”（陳啟能主編：《八個年代的西方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69頁）
年鑒派的創始人是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他們在1929年創辦了《經濟社會史年鑒》，雜志1946年改名為《年鑒：經濟、社會、文化》，1994年又更名為《年鑒：歷史學、社會科學》。巴勒克拉夫評論年鑒派說：“新歷史學之所以能夠被人們廣為接受，其關鍵所在，或其特征，就在于它的目標不是為了推行某種新教條或新哲學，而是要求一種新態度和新方法。它不是把歷史學家限制在某種嚴格的理論框框中，而是開拓新的視野。” （巴勒克拉夫著，楊豫譯：《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62-63頁）這樣，年鑒派的學術地位與其說來自其研究成果，不如說是它的方法給歷史學帶來的活力。年鑒派的探索解放了歷史學家蓄存的知識和能力，因而得到了同行的推崇。
年鑒派創立之初，布洛赫和費弗爾就提倡研究“總體史”，這不同于傳統的政治事件的歷史。在時空觀念上，年鑒派研究的不是單線的時間，而是不同文明各自的時間以及同一文明之內的不同時間，在空間上突破了傳統的以國家劃分研究對象的框架，代之以區域和全球范圍。布羅代爾進一步提出了“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別時間”的概念，分別對應著“結構的歷史”、“勢態的歷史”和“事件的歷史”，歷史中的人也從個別的精英擴展到群體的大眾。研究對象的擴大帶來了史料類型和數量的增加，而處理這些史料又需要引入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方法，年鑒派就這樣帶來了歷史研究的連鎖反應。
巴黎大會組委會的成員是清一色的年鑒派人物：富提埃爾、莫雷、費弗爾、布羅代爾和拉布魯斯，國際史學會執行局也同意大會的參加者按照“年鑒派”和“傳統派”分野，但如何組織由法國人來定。埃德曼說，“新史學”就是該方法支持者的自稱，他們把新史學定義為歷史主義或事件史的反義詞，“以此設定，巴黎大會的論文就是用來檢驗他們對于新史學和歷史主義二者區別的理解的”。
西歐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和皮埃爾·維拉參加，值得注意的是，維拉還是《年鑒》雜志社的成員。大會的分組劃分也顯示了新史學的影響，主要有：“人類學和人口學”、 “觀念與心態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和“制度史”，還也設了一個“歷史事件”分組。年鑒派陣營的參加者除法國人外，還有意大利的奇波拉、英國的波斯坦、比利時的敦特、美國的德·魯福爾和西班牙的薩波里，大會的約一半發言都是由年鑒派所作。年鑒派的發言有的比較平和，也有的很激進。弗耶斯·雷諾阿德說：“政治史只是現代史學的研究目標之一，也是最不值得投入的一個，現在它已是歷史最陳舊的形式了。”而埃克爾·德斯·查迪斯的發言顯得咄咄逼人：“當所有的王侯的文件都被出版或編目，當日期、事件的后果、條約、國家和政府的領袖都被毫無爭議地決定了的時候，當地方的、區域的和國家的歷史都以學術方式連貫地書寫出來的時候，政治史就完成了它的使命……未來的歷史學家依賴前輩的成果，再也不要動它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就可以砍掉這個多余的成分。”
顯然有的年鑒派走向了極端。對年鑒派的批判既有來自傳統史學的，也有其他的新史學家。新史學家、法國的皮埃爾·萊諾文在點評莫雷的發言時，針對年鑒派重視社會經濟史的經濟決定論，提出這種論點不足以解釋相同經濟狀況的人們為何有不同的社會行為：“經濟發展不能解釋一切。例如，不能解釋法國有相似經濟利益的社會群體為何在政治生活中有著不同的行為？這僅僅是因為他們被不同信仰所區別開的嗎？在對兩個國家進行比較研究的時候，是否有人注意到相同類型的社會力量產生了不同的政治行為？完全依據經濟和社會力量，能夠解釋中歐和東歐少數族群的整體運動嗎？這些力量在某個地區發揮影響力是顯然的，但少數族群除了對他們的物質利益進行政治抗議，是否還有其他的事例？”這是對新史學的早期質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