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歷史學會”為聯合國所屬“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的簡稱，1926年5月15日在瑞士日內瓦正式成立，但此前歐洲歷史學家已先后在歐洲各大城市組織了五次規模較大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別為巴黎（1900年）、羅馬（1903年）、柏林（1908年）、倫敦（1913年）、布魯塞爾（1923年）。在布魯塞爾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議決設立常規機構，組織每五年一屆的大會，并處理其他日常工作。這就是“國際歷史學會”和“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由來。

　　中國對“國際歷史學會”的關注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初，幾乎與“國際歷史學會”的成長同步。1905年，著名報人和教育家黃節（1873-1935）在《黃史》的“總序”中說：

　　柏林史學大會宣言曰：“提倡民族帝國主義，造新國民，為歷史家第一要義。否則外族入霸國恒亡。”

　　這是已知中國近代關于西方史學會最早的消息。由于第3屆國際歷史學家大會是三年后的1908年才在柏林舉行，黃節先生很可能指德國本國史學會召開的大會。

　　1920年12月27日至30日, 美國史學協會在華盛頓紐威蘭廳舉行第35次年會，到會者360 余人，頗極一時之盛，Historical Out look雜志登載此事。歷史學者陳訓慈見到此文后，覺得可以“見彼邦史學研究進行之一斑焉”，遂將全文譯出，以《美國史學協會年會紀》為題刊登在1921年11月出版的《史地學報》1卷1期上。在譯文的“譯者按”中，陳訓慈感慨萬分：“觀上述之紀事，吾人可以想見美國對于史學研究之發達。一會如此，全國可想。而世界各國對于史學之公共研究，當亦莫不然。返觀吾國，則安固自封，稀有專門學術研究團體之組織，而史學研究，愈為幼稚。觀人例己，或亦使國人奮起之一助歟？”1922年，陳訓慈又在《史地學報》1卷4期上發表《國際學術團體與吾國》一文，呼吁建立中國史學家組織參與國際史學活動，指出隨著中西交流的日益頻繁，國際性的集會日益增多，“吾國殊宜多派學者參與，以與各國學者相聯絡”，但政府派遣往往不周，根本之道還在于學者組織學會，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史學會可以發揚吾國之古文化，濟世界學者之不及,實尤為切要之圖也。”

　　1923年4月，經過10年中斷之后，第5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這一國際史學盛事引起了中國史學界的注意。1923年3月的《史地學報》第2卷第3期發文報道了大會即將召開的消息，對中國不能出席本屆大會表示了遺憾。文章說：“萬國歷史學會將于一九二三年四月八日至十五日開大會于比京不魯舍拉城。比國皇家學會已發通告邀請各國赴會……萬國史學會成立于二十二年前。1900年，開第一次會于巴黎，1903年開第二次會于羅馬，1908年開第三次會于柏林，1913年開第四次會于倫敦。其第五次會依規定當于1918年開會于俄京，適以大戰初息，俄國變政，遂致遷延會期，未遑召集。今比利時既重振斯舉，各國學者必將聯袂偕來，討論學術，互顯國史。大會擬區分十三部，將來或尚不止是。美國史學協會對于此事于本年（1922）八九月間已從事籌備，其舉定代表七人，皆為彼邦史家。返觀我國，學術消沈，歷史學者至今猶無團體之組織，恐屆時終不能有代表出席，以各國績學之士相見也。” 這是國內迄今所知最早介紹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及其歷史的文章。同一期《史地學報》還刊發了陳訓慈《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一文，文中批評了中國政府對國際學術活動的漠然態度：“學術荒墮，甘自屏棄，替前哲之令業，貽并世之大譏；坐使公共之學術，只聞列邦之討論研究，而吾國并分內之務，無人整理；世界學術上之集會，往往闃焉無吾族之跡，而中國遂以無學聞于世。斯則邦家之奇恥巨辱，庸非國人對于學術所負之大罪歟！”

　　第五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結束以后，時為東南大學歷史系學生的向達翻譯了出席大會的美國歷史學家利蘭（W.G.Leland）的一篇長達18頁的文章，作為特稿發表在1923年《史地學報》第2卷第7期上，詳細介紹了大會的盛況和各會場討論的內容。譯者向達在前言中寫到：“萬國歷史學會于今年四月八日至十五日開于比京不魯舍拉城消息，已志本報二卷三期。以劫后之名都，集萬邦之耆彥。討論學術，流連光景，吊荒丘之落日，懷往事于當年；—磚一瓦，莫不足以發思古之幽情。史家處此，感慨當更多也。斯會也，來赴者達七百人，以國計凡二十三，歷時八日，論文至三百五十篇，亦云盛矣。結果則有萬國史學委員會之成立，以從事籌備萬國史學聯合會，期成有日，威爾士有云：茍無公共之歷史觀念者，則公共和平與隆盛將無從也。則斯會之建議，吾亦造成公共歷史觀念之推輪也歟！此次大會，自以歐美諸國為其主干，而我鄰邦日本亦有代表，參與其間。論文三百余篇中，討論及于吾國者，亦復不少。顧吾國竟無一人往焉；本報之言,不幸中矣！竊嘗謂一國萬事蘦隊，都不足悲，唯學不如人，斯乃大恥，矧吾國有四千余年之文化，而史學之興，又遠在遂古，顧今乃忽不之重，不亦重可悲乎！吾茲愿吾國學人之有以自勉焉。”

　　1928年8月，第6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舉行。挪威政府在會前向中國政府發出了派代表與會的邀請，被中國政府婉拒。1928年3月出版的第八十一期《外交公報》上刊登了中國政府《國際歷史學委員會在那京召集第六次會議本國擬暫不派員出席復請查照函》（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函件中說：“逕啟者，前準米公使來函，以貴國皇家大學召集國際歷史學委員會在那京開第六次會議請派員參與等因，當經函達教育部核辦去后茲準復稱，本年八月在那威京城召集之國際歷史學委員會議，現擬暫不派人出席，請轉復并代謝等因，相應函復貴代辦查照轉達貴國政府為荷，順頌日祉。” 大會結束后，陳訓慈在1929年3月出版的《史學雜志》創刊號上進行了報道，然后在1929年5月出版的《史學雜志》第1卷第2期上專門從美國《史學雜志》譯載了《國際歷史學會第六次大會記》一文，認為“此次盛會，中國雖未有代表參與，然史學研究之國際合作近況，與各國研究之趨勢，當為國內研治史學者所注意……吾人以中國人之地位而言，尤望國內學術界得循政治之漸趨安定，而有健實之進步，屆時國內史學界再不致如此次之漠視此會，而能由學術團體與政府之合作，推定代表前往參與也”。

　　1933年，在波蘭華沙舉行了第7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但由于中國尚未建立起全國性的史學家組織，依然沒有派人參會。當時中外史學交流已比較頻繁,一些中國學人如王國維和陳垣等人都取得了很高的國際聲望。國際史學大會沒有中國參加與中國史學大國的地位以及國際歷史學會的全球代表性是極不相稱的，因此第七屆大會之后，國際歷史學會便把動員中國出席下屆大會作為重點工作之一。

　　1936年底，國際歷史學會會長、劍橋大學近代史講座教授田波烈（Harold William Vazeille Temperley, 1879-1939，又譯 “田波萊”，今譯“泰姆普利”）應上海滬江大學教授康選宜的邀請來華，“康氏以中國至今無歷史學會之成立，對于史學之研究亦不甚注意，故特約田氏來華講學，以提高國人對史學之注意，并促進中國歷史學會之成立” 。11月中旬，康選宜陪同田波烈由日本抵達北平，“田氏這次來中國的目的，除了游歷和講學外，還負有聯絡中國史學團體參加國際歷史學會的重大任務” 。

　　11月16日晚8點，北平圖書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和清華大學歷史學系在南河沿歐美同學會設宴招待田波烈會長并請他發表題為《國際歷史學會經過及組織》的演講，出席演講會的有三學術團體的代表袁同禮（北平圖書館副館長）、姚士螯（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劉崇鉉（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及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沈兼士、清華大學教務長潘光旦、上海各大學教職員聯合會常務委員康選宜等40多人。 田氏在演講中介紹了國際歷史學會和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情況，指出各國要加入國際歷史學會，應在國內組織全國性的史學會，其責任即推舉最適宜的史學家代表本國，出席國際歷史學會的事務會及大會，預備演講及討論，籌劃組織本國代表團，推舉國際各委員會的代表。各國史學會的組織，依據各國的情況，而與各國政府保持不同程度的關系。國際歷史學會的最初目的，是使各國選出史學家在五年大會上向全世界史學家演講其本國史學的狀況及目的。“而對于本會遠東之演講討論，中國史學家向不能到會參加，余必以此為可注意而抱遺憾之事。其實除此之外，對于歐戰以后之國際的共同事業，至今中國未嘗參加任何部分也”。國際歷史學會下屬各委員會，負責預備各國工作的聯合報告，各國代表分別負責本國部分，內容涉及各國的歷史出版品、年代研究、歷史教法、探險旅行、專家發明、地理沿革、圖像藝術等類，皆甚重要。“在此類報告中，關于中國者竟無一種，而中國的重大貢獻，最為歡迎，實甚顯明也”。該會正在編輯關于各國憲法之著作及其注解、關于各國外交人才之記錄、以及關于各國每年史學著作之編目。“以上各種工作，如有中國代表參加，則吾等之歡慰如何，自不待言。其實中國及其史學與國際的科學組織合作之利益，此不過表示其一端而已。自余游覽中國以來，此為本會事務會各代表最注意之事也”。

　　田波烈還介紹，成為會員國須交納會費，仿國際聯盟辦法，多少視國家大小輕重而異，歐美各大國每年各出300瑞士法郎，約合二十余英鎊。他表示：“曾有人提議增加會費，但余意以為如中國入會,其每年會費亦不至多于此數。中國必被視為與法德及其他大國同等，固無可疑。凡在五年大會及事務會開會之期，其開會地點所在之國家，對于本會，無不表示優禮待遇，及供給費用。但此項開會地點，皆出于各關系國家之約請而定。然即如本會會員各國家,亦無自己必須約請在其本國開會之義務。若以個人意見言之，如有一日使本會開一次會議于中國，則所甚望也。” 田氏這段話表明了國際歷史學會希望中國加入該會的意圖，甚至期望有朝一日能在中國召開一次國際歷史學會會議或國際歷史科學大會。

　　田波烈的期待得到了中國學人的積極響應。羅家倫在演講現場當即應允回南京后與各團體接洽，使中國加入國際歷史學會盡早實現。 另一方面，學者們的籌備工作也緊鑼密鼓地展開。“康氏抵平后，與平方歷史學者研討結果，認為確有從速組織中國歷史學會之必要，并決定由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姚士螯先生及清華大學歷史系劉主任負責在平聯絡發起，中央大學羅校長負責在京聯絡發起，上海方面則由康氏南返后進行，務期趕速成立，并希望派代表出席一九三八年在瑞士舉行的國際歷史學大會。”

　　12月1日，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顧頡剛、北京大學政治系主任陶希圣前往田波烈下榻的北京飯店，就中國加入國際歷史學會一事作進一步商討，由連士升記錄。雙方主要討論了三個問題：1. 中國入會問題。擬由顧頡剛等人先與國際歷史學會秘書長、法國第戎大學教授米切爾通信作初步聯系，中國可以政府、國家研究院或代表全國的歷史學者委員會名義參加國際歷史學會。入會問題將在1938年8月蘇黎世舉行的國際歷史學大會上決定。由于國際歷史學會行政部將于1937年5月在巴黎召開會議，田波烈希望此前得到中國方面的申請，以便會議討論。他表示將正式致函顧頡剛，以促請中國歷史學者關注此事，并表示將前往南京拜會中國外交部長、教育部長及中英庚款委員會主席，爭取他們對此事的支持。2. 經費問題。中國每年將交納20—40磅會費及中國歷史學會、國際歷史學會每5年一屆大會和每2年一屆小會的費用，通常情況下這些費用由中國政府撥付。3. 中國歷史學家將要著手的工作。田波烈表示顧頡剛及其同人可立即非正式地與米切爾教授通訊聯系，商討編撰1936年國際歷史學書目舉要(中國部分)、中國憲法史書目、組織大學歷史委員會報告中國大學歷史教育的狀況、編制1873年以來中國外交史料等事宜，并將這些資料提交給國際歷史學會的各委員會。

　　會談最后田波烈稱：“顧、陶二教授已將中國觀點完全闡明。他深信中國的歷史學術業已達到能和其他閏家相為媲美的階段，目前極需要與他們作有計劃或有系統的交往。似乎各方面都同意，除世界歷史學會以外，更無較善的途徑可循。該會頓然成為諸種歷史觀念的澄清所在，也即是在廣大的國際范圍內合作的歷史事業中唯一的組織。”另外允諾凡中國學者或圖書館訂購《國際歷史學會公報》，優惠三分之一。

　　12月2日，根據前一天約定，田波烈正式致函顧頡剛：“你知我已經和許多中國歷史學者討論中國加入世界歷史學會的事。直到現在并沒有遇到一個人不贊成此舉的。所以我想中國加入這個組織的時機已經成熟。敝會現已有四十二國為會員(日本在內)。為達此目的：第一步，先要組成一個中國歷史學協會。中國入會可取三種方式：(一)由中國政府請求；(二)由一個公認的國家團體請求，如中央研究院之類；(三)由一個代表全國歷史學者的委員會請求。無論如何，第三點總得成立。我愿意并且希望你能領袖著把它組織起來。我極誠摯地相信，中國本國歷史和教育的發展，若不發生更多國際的關系，不會完善。并且在中國以外的學術界中也總不會被人認識——除非立即采取目前的步驟。貴國的加入，對貴國本身和敝會都具有最崇高的歷史意義。我相信中國的史學業已達到一個可以與舉世并立的階段。我也相信沒有人比你更有資格來輔助這件偉大的工作。”

　　除在歐美同學會的演講外，田波烈還在北大、清華等處發表了多次演講。據當時的一次筆錄，田波烈在《致中國史學者》的演講中說：“在我們的學會中，所有國家之間都是很友好的，我希望不久在這里能看到中國。她過去和現在都不是我們學會的成員，但是我希望不久她就能在這里……《國際歷史學會公告》刊發了很多國家關于歷史出版物、歷史章程、學校歷史教育等方面的報告。在這些方面，中國應該有很多東西可以報導，但是我們沒有從中國史學者那里得到片語只字，沒有他們歷史刊物的信息，也沒有關于他們歷史活動的任何記載。這些東西在哪里呢？不是我們西方史學者無知，我們非常想了解你們，我們愿意給你們提供出版的機會，但是我們找不到這些東西。“饑餓的羊抬著頭看，但是沒有人喂它食物”，當然，我們不能索求太多，但你們可以告訴我們一些相關歷史活動，不用像宣傳員，也不用像政治家，只要像一個專業的史學者……中國還能有另外一個貢獻，她可以派一位或兩位著名的史學者來西方展示自己并參與1938年在蘇黎世進行的遠東歷史研討會。我希望中國在會上的表現能和日本一樣好。我調查得知，中國的史學者正在為提交加入會員國的申請做準備，如果能夠得到他們史學代表的支持，就一定能成功。盡管要有超過40個國家的投票才能獲準通過，不過如果中國敲了這扇門，我想她不用等太久就可以進來了。中國史學者兄弟們，這是一個多么美好的機遇啊！我將在蘇黎世會議上繼續擔任主席，同時新的成員國提交申請也將在這個時候。中國這個當今最古老的歷史國度要加入到我們這個擁有四十多個國家的團體中來，如果能在我任上得以實現，那將是我一生中最偉大的時刻!”

　　結束在北京的訪問后，田波烈又去了南京、上海等地。在南京其間，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與其就中國參加國際歷史學會等問題進行了商討，田氏的誠摯熱情令傅斯年及其同事頗為感動。12月11日下午4時，田波烈在上海青年會發表了題為《國際情勢與國聯》的演講，由著名歷史學家、國立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主持并致介紹詞，當晚上海文化界設宴對田波烈教授夫婦來訪表示感謝。12月14日，田波烈乘船離開上海返英，臨行發表了《告中國歷史學家書》，再次歡迎中國加入國際歷史學會。

　　田波烈會長來訪和中國即將加入國際歷史學會的消息傳遍了中國學界。《新北辰》雜志1936年第12期刊登了《我國史學團體將參加國際歷史學會》的消息，此后《圖書展望》、《月報》、《史學消息》、《上海青年》、《良友》、《禮拜六》、《考文學會雜報》、《教與學》、《文化批判》、《正風》、《外部周刊》、《國立中央大學日刊》、《時事月報》、《實報》等報刊紛紛予以報道。參與這次活動的學人連士升在《大眾知識》1937年第5期和第6期連載了長篇紀實文章《記國際歷史學會會長田波萊教授》，詳細生動地描述了他與田波烈交往的過程和田氏在華的活動。田氏在京關于國際歷史學會的演講也分別經康選宜、李東白翻譯發表在《史地》1936年第4期上，經左秀芝翻譯發表在《歷史教育》1937年第1期上。《歷史教育》1937年第1期還刊登了明史專家蕭遠健的文章《中國史學團體應加入國際歷史學會》，文章說：“我們很希望他們趕快把史學團體成立起來，去加入國際歷史學會，因為這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我國史學發達很早，而且可稱相當的完備，這是中外學者一致承認的。但是，西洋的史學，自近百年來，經各學人的努力，突飛猛進，使史學已由附屬的地位而進步到獨立的科學。反顧我國，最近一二十年來，雖說慢慢地脫離舊史學的死圈而走向新史學的途徑，然距我們的理想，還遠得很哩！中國的史學為甚么不能有長足的進展？原因固然很多，而沒有和國際學術機關取得聯絡，卻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這是一點。其次，凡是一國的文化，都應有民族的與國際的兩方面，每個民族必有所貢獻于世界，并有所獲于此世界。因為如此，各個民族好比蜜蜂，由各方所得的貢獻，以造成國際生活之蜜糖，集世界普遍科學之大成，每個民族都與國際社會發生極其密切的關系。中國在學術上，貢獻于世界.的，誠然很多，但這還不夠。我們應該很精審的勇敢地采取西方更進步的方法，來改造、充實我們固有的文化，使之發揚光大，成為世界學術的主力軍。第三，國際歷史學會，每年出版《世界歷史學名著書名匯編》—冊，其中關于中國書名部分，均由會中選定，大會因無中國會員，選擇很不方便。同時該會的學報，發表多數國家之報告，類多關于新聞出版史，憲法史，與學校及大學之歷史教學，中國也因無會員，絲毫沒有表現。無疑的，現在中國的史學，已有相當進步，而且也有不少的發明。只因沒有參加國際歷史學會，使我們艱苦締造的一點成績，不能公表于世界。誠如田氏所說，這是中國史家的失敗，而非無遠識之西方史家的失敗。我們為了補償過去的損失，和發展將來學術大業，實在有從速組織史學團體參加國際歷史學會的必要。我們熱烈的盼望各個學術機關和著名史家，注意此事！”

　　1936年12月17日，田波烈在回國途中自香港致函中央研究院，表示中國加入國際歷史學會時機已經成熟。信中寫道：“中央研究院是中國申請加入國際歷史學會最合適的主體。中央研究院加入國際歷史學會不會妨礙中國歷史學會的建立，國家科學院的申請常常在歷史學會之前。以我國為例，英國科學院于1913年就在倫敦舉辦了每五年一次的大會，但英國歷史學會直到一戰后才得以成立。從所附會議紀要中能看到，如果在1937年4月底之前米切爾教授能夠接到你們的申請，事情將會很順利。如果需要的話，可以直接給我發電報，地址是英國劍橋大學彼得學院，我將在3月底到達那里。”這樣，田波烈從原先希望由顧頡剛組織中國歷史學會，以該會名義加入國際歷史學會，轉而希望由中央研究院代表加入，并以正式函件向中央研究院發出邀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將此函轉交史語所辦理。12月底，傅斯年趁赴北平之機，與顧頡剛、陶希圣等人就此事交換了意見。

　　從北平回京后，傅斯年即與教育部長王世杰就此事進行商談。1937年1月23日，中央研究院致函教育部：“關于中國加入國際史學會事，前已由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所長前往貴部商洽。查該學會之設置歷年甚久，中國為歷史悠久、史學發達之國家，自有加入之必要，加入之方式，或由政府具名，或由中國之國立學院，或由政府派定之國家史學委員會具名，而私人之學會集合，轉不能依法加入。據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條例第五條第二項，‘促進國內外學術研究之合作與互助’，本系該會職掌之一。茲特依照此項規定，參以各種事實，率擬辦法三項,敬征貴部之同意：（一）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致函國際史學會，申請以該所名義加入。（二）每屆出席該會之人選，由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歷史組推薦若干人于教育部選派之。（三）關于該會年費及每屆出席該會人員之旅費，由教育部力予補助。”教育部很快于1月30日復函，表示同意中央研究院所擬辦法。

　　1937年3月，國際歷史學會正式致函中央研究院，請派代表參加1938年國際歷史學會第八屆大會。同時,外交部致函教育部轉呈瑞士公使館寄來的國際歷史學會第八屆大會籌備委員會邀請中國政府參加函件。3月10日，教育部部長王世杰在給中央研究院的公函中稱：“案準外交部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國26字第一八一一號公函，據駐瑞士公使館呈以國際歷史學會第八屆大會將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四日在瑞士舉行，該會籌備委員會函請中國政府派員參加，檢同原附件，請查照辦理見復。等由。查國際歷史學會前經決定由貴院以歷史語言研究所名義申請加入，該會每屆大會我國出席人選由貴院評議會歷史組推薦若干人于本部選派之。該會第八屆大會出席人選即希貴院查照推薦見復為荷。”

　　收到教育部公函后，傅斯年于3月16日以英文致函田波烈，信中說：“親愛的田波烈教授：去年11月，您在南京短暫停留時，與您在很多問題上的交談使我獲益頗多，那是我經歷的最快樂的時光。對于您鼓勵中國參加國際歷史學會，我和我的同事向您致以最真誠的感謝，這對北京和我們這里都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我遇到的每一個同仁都很贊同您對于中國加入國際歷史學會之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看法。去年12月底，我去北京和胡適、陶先生等人談了此事。回來以后，我又和王世杰部長討論，他對此事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部里和中央研究院已經初步達成一致：1.中央研究院代表中國申請加入。2.代表團參加的每一個會議都應在其他有關部門商議后由部里和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共同決定。3.費用由政府提供。中央研究院的正式申請將在4月初完成，希望能在您五月召開會議前送達巴黎(被提到的歷史和文獻學會是中央研究院下屬十個學會之一)。同時我國政府會通過外交途徑將我們的打算傳遞給委員會。”傅斯年還在信中提到：“我和王部長商談，他也想讓我去，但遺憾的是我的職責不允許我明年離開中國。我想中央研究院會選擇蔣廷黻去介紹我們的國家，他目前是中國駐蘇聯大使，同時也是研究中國外交史的領軍人物。另外,他還是一個在我國國立大學和研究機構中均有一席之地的歷史學家。”

　　3月17日，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致信田波烈：“我很榮幸中國能申請加入國際史學會并在會上介紹中國。中央研究院是中國政府支持的全國最高科研機構，由中國政府直接掌管。中央研究院通過相關法規行使它的職能，要與政府部門磋商后，才能由委派的代表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議。中央研究院由十個學會組成，其中包含歷史和文獻學學會，該會自建立以來在歷史學和考古學上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始建于1934年，它現在的組成包括：1.由政府委任的30名頂尖科學家；2.主席和十個學術機構的主任，他們是非官方的成員。因為很多職能要由理事會承擔，其中包括控制中國參與國際會議的方針。評議會將選派歷史研究會長胡適參加。教育部長和中央研究院表示，在通過批準后中央研究院會派出中國史學者代表在大會上加以充分陳述。在現存的所有國家中，中國是擁有最長歷史紀錄的國家之一，中國的史學研究已經繁榮了幾個世紀。我確信，在我們的陳述通過后，我們將來和大會其他成員國會有更長遠、更廣泛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這封信首次將胡適列為參加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重要人選之一。

　　1937年5月3?—4日，中央研究院首屆評議會第三次年會在南京召開，會議對與教育部達成的加入國際歷史學會三項辦法予以追認，代理翁文灝(未出席會議)任評議會秘書的傅斯年特別聲明，加入國際歷史學會系以中央研究院名義，而非以歷史語言研究所名義。傅氏此舉顯然是為了避免給外界以歷史語言研究所包辦的口實。

　　抗戰爆發后，教育部于7月23日致函中央研究院,，轉呈瑞士公使館函送的國際歷史學會第八屆大會議事綱目，并請推薦出席代表人選。經與傅斯年商量，王世杰于10月25日致函田波烈：“中國期待按照約定的安排參加明年8月的史學會議。中央研究院正在為參加會議做籌備，這項工作不會因為戰爭的危機局勢而受到任何影響。……我們以代表中對可國參加明年8月國際史學會議人員的范圍和能力進行了選擇，并做出了一個客觀的決定，擬派出至少2名中國代表，人選暫定為胡適和蔣廷黻(中國駐莫斯科大使)。有可能還會出現一些變化，我們會非常慎重地抉擇和選派中國史學研究代表。”。 此時，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正在遷往西南的途中。

　　由于戰爭和中國政府遷往重慶，中國學界與外界的聯系受到了影響。1938年3月11日，田波烈致信傅斯年：“我發現與您聯系非常困難，且不能確定您是否能夠收到這封信，盡管我希望如此。戰爭爆發后，我無法與中國方面取得系，1937年10月25日教育部長曾來函，稱參加國際歷史學會議不會受到戰爭影響。此后，我沒有再得到來自他或你的任何消息。我還得知駐莫斯科的蔣廷黻大使已被招回國。我認為中央研究院代表中國參加國際歷史學會的申請能夠及時被接受。我還想知道您將派誰代表出席。最近,我得知日本岡副教授將參加會議。因此，中國代表比任何時候更需要參加。如果能收到您的來信，得知您身體健康并在繼續工作，我將非常高興。致以深切慰問和良好祝愿!”

　　這封信耽擱許久才轉交到傅斯年手中，傅斯年在與評議會秘書翁文灝商量后,致電胡適，請其出席在蘇黎世召開的國際歷史學會第八屆大會。此時蔣廷黻已被招回國，由戰火紛飛的國內再派遣出國已不方便，而胡適正在美國，作為國民政府非正式代表游說美歐國家支持中國抗戰，又將赴歐活動，成為最佳人選。6月14日，傅斯年致函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信中說：“關于史學會議事，去年本院曾與大部接洽多次，其原委大略如下。先是國聯中組織一史學委員會，此史學委員會主持每四年（應為五年——編者注）一開之國際史學會議。前年末，其會長Professor Harold Temperley 來華，并在北平小住，鼓動中國史學界加入。弟本早有加入之意，但中國史學界分門別類，欲組織一個National Committee 或引糾紛,如若以敝所加入，則又恐人以為包攬，故未決。照章，加入資格非一個，National Academy, National Committee即一個。及此公來國一鼓吹，所有惟物史觀者、抱殘守缺者大動興奮，遂成不可不辦之勢。當時以求避免由惟物史觀者作為中國史學正統起見，與教育部商洽，仍用本所名義（或本院名義,記不清矣）去請，該委員會已決定同情考慮，其最后決定權在本年八月底大會。此事本由該會會長來約，故無問題，本年大會必可決定中國加入也。惟請求加入時曾附一條件，即中國在此會中，必得最優待遇，即英法德意諸國之待遇是也。中國歷史最長，不可在此會中仍為二等國，故必求其有此權利，該會會長業已口頭允許矣。凡此經過，貴部均有案可稽，乞一檢，敝所者在箱子中。該會會長非常熱心，近日來信不斷催我國派代表。于是有去年代表問題。此會乃初次加入，且須爭權力，故其人選不能不慎重，必須在中國史學界有地位，在國際有聲望，英國話(或法)說得好,然后可以勝任也。想來要備此資格，無過于胡適之先生，敢請大部惠予同意，派胡先生為代表，于本年八月前往出席，并爭待遇，諸希奪復為幸。”傅斯年特別強調了參會的必要性：“此會系國聯所主持，是一鄭重的國際學術會議，未可輕視。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遠東史，此皆日本人指鹿為馬、混淆視聽之處，吾國不可略過也。”

　　6月20日，傅斯年致電田波烈會長，告知中國將派胡適為代表。6月22日，傅斯年再次致函教育部，催促教育部答復：“關于國際史學會議事，自去年該會會長田丕雷教授來華，敦請吾國加入后，當由貴部前王部長加以贊成，協商結果，以本院名義請求加入，并擬組織吾國史學委員會，以便決定赴會人選，又經本院評議會議決各項辦法函達貴部。在案。旋以戰事發生，全國史學委員會無法組織。茲以該會事關重要，尤與遠東近代史事之流傳及正確化有關，日本既對此事熱心，吾國不可忽視，且該會長屢來函請，熱誠可佩，事屬國聯主辦，亦為不可忽視之一因。本年之會期為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四日在瑞士京城開會，即由瑞士政府為主人。此項大會四年一次，故甚屬重要。惟此時政府經費困難，派員自國內前往殊為不易，適北京大學胡教授適于七月十三日自美赴英，擬請其代表吾國出席該會，并在該會力爭最優待遇，因該會章程對會員有等差，而吾國之歷史長久，史學發達，不能居第二流。至于胡教授之學術聲望，擔任此事理無更適宜之人。此意如荷貴部贊同，便乞電復，以便電知胡教授，并請以貴部名義將派胡教授代表中國出席一事分別電知：一、該會會長田丕雷教授；二、該會本年大會秘書，并請函知外交部，請其電知駐瑞士公使回復該國政府請求本國入會之請。”這次教育部未再耽擱，當日即回復傅斯年：“同意派適之先生代表我國出席國際史學會議。”

　　直到1938年5月30日，胡適才得到翁文灝和傅斯年要其參加國際歷史學大會的電報，于次日復電允肯。 6月20日，傅斯年在致電田波烈的同時也寫信給胡適，信中說：“國際史學會VIII. Congres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于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四日在Zurich開會。此會是由國聯文化合作部之Commite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所主持。本年之大會則由瑞士總統作主人。此會因其會長Prof. Horald Temperley，Peterhouse，Cambridge來華，運動我們加入。以雪艇（王世杰）諸人之熱心，去年由本院以代表中國名義請求加入了，但形式的決定，應在本年大會。此次承先生允許去，感激之至，實在再好也沒有了。我敬代表本院致極感謝之意。下列各點，分別奉陳：一、此會一切，請與其會長接洽Temperley，我已電告他了。二、到會費用，即由英至瑞士來回，及會期中各費，乞示知，由本院及教部分任，當即匯上（此數想來不多，因由英算起也，雖然研究院窮，亦無請先生枵腹從公之理，請開示，至感）。三、在會中，我們要求其最優待遇，此事請先與Temperley接洽。如此則我們也許要出最多會費也，也只得擔任。在歷史上我們總是頭等國也。四、公事即由此徑電該會。一切俟先生到英與Temperley面談耳。五、先生能在會中談談論文，或報告國內史學情形最好，不然也就算了，無大關系。”

　　7月30日，胡適回函傅斯年：“因不知道行政院此時在何處,故此信先寄給你,你看了再寄給廷黻。……答廷黻此信頗重要，乞兄細看見復。……Zurich 我必須一去，已允讀一論文，題為‘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 for Chinese History’，注重中國史家如何運用此材料。” 此信一方面向已轉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的蔣廷黻解釋中央研究院改派其一人參加國際歷史學會議的原因，另一方面向傅斯年表示一定參加會議，并提交題為《新發現的有關中國歷史的材料》的論文。

　　8月9日，田波烈教授的秘書麥克拉倫小姐接胡適到劍橋，在田波烈家中吃完午飯后，下午游劍橋，看了亨利六世時代所建的皇家學院小教堂，晚上在田波烈任院長的劍橋大學彼得學院餐廳接受宴請款待。10日上午，胡適參觀了劍橋大學圖書館所藏中文圖書，中午由麥克拉倫送回倫敦。8月24日，胡適與田波烈一起前往瑞士，經比利時、法國于25日到達蘇黎世。26日中午，胡適在與田波烈夫婦一起就餐時見到了國際歷史學會的秘書長、法國第戎大學教授米切爾。27日下午，胡適出席了國際歷史學會遠東委員會會議，遇已75歲高齡的德國歷史學家、遠東委員會委員弗蘭克教授，此人曾推薦胡適為普魯士科學院院士，但兩人從未謀面，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1938年8月28日上午，第8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瑞士蘇黎世圣彼得教堂隆重召開，到會各國代表約900人，共安排六人大會發言。下午，國際歷史學會理事會開會，正式接納中國、梵蒂岡和愛爾蘭為新的會員國，使國際歷史學會的會員國增至45國。本屆大會共收到論文321篇，學術討論分史前學、考古學、歷史學體系之案卷記錄輔助學、錢幣學、中世紀和拜占庭史、及至1914年的現代歷史學、歐洲以外的國家歷史、宗教教會歷史、法

　　律與憲政史（中世紀及現代)、社會經濟史（中世紀及現代）、軍事史、思想與哲學趨勢、科技史、歷史學理論及教學等共14個組。

　　8月29日上午，胡適聽了一兩篇論文宣讀，下午把自己論文剩下的部分趕寫出來。30日上午，胡適等4人被安排大會發言，每人35至40分鐘，胡適排在第四位，但由于第一人就占用了1小時15分鐘，后面的人不得不壓縮時間。胡適的論文將新發現的中國歷史材料分為安陽殷商史跡；新出土金石及其新研究；敦煌卷子；日本朝鮮所存中國史料；中國宮殿官署所出檔案；禁書、逸書、忽視的書的鉤沉六個部分敘述。由于時間不夠，胡適著重介紹了前幾種新材料，后幾種新材料未能展開敘述。31日上午胡適繼續到會聽論文宣講，對印度孟買赫拉斯神父的論文《根據莫亨谷-達羅銘文的彌勒陀的故事》很感興趣。中午遇到他在康奈爾大學讀書時的同學、洛杉磯加州大學的韋斯特格爾德教授。下午與弗蘭克教授同去游湖，大雨不止，稍減游興，但路上與弗蘭克、韋伯斯特、弗勞爾、阿戴爾、克拉弗姆等教授的交談頗有所得。9月1日，胡適忙于處理來往函電。9月2日上午，胡適重點聽了田波烈的論文《英國19世紀外交史上的維持土耳其獨立完整》，下午聽了著名英國歷史學家波斯坦和倫納德關于經濟史的論文。9月3日上午，胡適前往參觀著名的蘭迪斯博物館；下午，大會閉幕，選舉美國歷史學會前任秘書長沃爾茲?G.利蘭為新一屆史學會會長，晚上觀看馬戲演出。9月4日上午，國際歷史學會理事會開會，增設遠東史、近東史、波羅的海史、教會史和軍事史五個新委員會，宣布第九屆國際歷史學會大會將于1943年在意大利羅馬召開。胡適也結束了蘇黎世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之旅，成為有史以來中國學者出席頂級世界歷史學會議的第一人。

　　此后數日，胡適繼續留在瑞士游覽。9月5日，胡適在游覽因特拉肯少女山時賦詩一首：“萬里來看少女峰，登高但見雪迷濛，只知雪密云深里，永保仙人萬古容。”9月13日，重慶政府正式任命胡適為戰時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二十一年的獨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為國家犧牲了。”

　　20世紀中國政府申請加入國際歷史學會并派胡適參加蘇黎世第八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寫下了極為重要的一頁。從當年的史料來看，那時的中國學者之所以奔走呼號并在抗日戰爭艱苦的年代仍克服困難出席國際歷史學會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甘在亞洲落在日本之后，要在國際史學的講壇上與日本人一爭高下。70多年后的今天，中國成功申辦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超越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主辦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國家，令人感慨萬千。幾代歷史學人的追求和夢想，最終得以實現。此時此刻，我們不會忘記那些曾經為中國歷史學走向世界做出貢獻的學者：陳訓慈、向達、康選宜、袁同禮、姚士螯、劉崇鉉、梅貽琦、羅家倫、沈兼士、潘光旦、顧頡剛、陶希圣、連士升、鄭振鐸、傅斯年、何炳松、李東白、左秀芝、蕭遠健、王世杰、蔣廷黻、蔡元培、翁文灝、胡適……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紀念碑上，將永遠刻下他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