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是發展到壟斷組織和金融資本的統治已經確立、資本輸出具有突出意義、國際托拉斯開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已把世界全部領土瓜分完畢這一階段的資本主義。

　　給我足夠的史料，我將還原歷史。

　　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出現于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有著一定的條件和基礎：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是時代的宏觀背景；國際組織作為一種新式機構的大批涌現是組織類型的的基礎；而歷史學自身的進展則為其專業前提。

　　一、帝國主義時代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為全球性國際組織的出現提供了物質前提。同時，協約國與同盟國兩大軍事集團的形成和列強瓜分世界的斗爭在威脅著世界和平，迫使當時的有識之士從歷史角度探索維護世界和平之道。

　　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在歐美各國的確立，到19 世紀末和20世紀初，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引起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促進了工業的高速發展，而工業的高速發展又促進了資本和生產的集中，從而引起了壟斷組織的產生，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壟斷資本主義又被稱為帝國主義。在帝國主義階段，在全世界占據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資本主義世界殖民體系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一起共同組成了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資本主義發展為一個囊括全球的、無所不包的世界體系，全世界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

　　帝國主義泛指資本主義國家對外侵略擴張的傾向。具有這種傾向的國家稱為帝國主義國家。制訂和執行對外侵略擴張政策的主要政治軍事首腦稱為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特指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作為一種嚴格意義上的理論體系，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帝國主義理論源于霍布森的《帝國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作家中，德國的希法亭、俄國的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列寧則是使這一理論聲名卓著的最后具有貢獻之人。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為國際范圍之內的交流提供了技術手段。在交通運輸業方面，到1910年時，全部船舶的總噸位增長到3460萬噸，比1870年增加了一倍多，其中汽輪已占75.7%。在這一時期，鐵路運輸業發展更為迅速。1870年世界鐵路總長度為21萬公里，到1913年，全世界的鐵路已長達110.2萬公里，比1870年增加了4.2倍，初步形成了環繞世界各大陸的鐵路網。

　　在通訊技術方面，1869年，日本的東京和橫濱之間開通了電報業務，1871年上海和倫敦之間建立了海底電報電纜聯系，1874年，從倫敦到巴西佩南布科之間的海底電纜建成。這樣電報把棉花產區、絲茶產地和咖啡種植園的信息與世界市場中心英國都聯結起來。1895年，英裔意大利人卡格列莫?馬可尼（1874-1937）改進了赫茲等科學家的發明，發展出了真正實用的無線電報，并且申請了專利。1875年6月2日，美國人貝爾對電話的發明宣告成功。此后，世界上電話普及的速度都一直超過了經濟發展的速度，電話普及率成為衡量一個國家通訊發達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標志。1890年，世界有20萬部電話機，1900年約為100萬部，1910年猛增至800萬部。

　　國際壟斷組織是指資本主義國家的最大壟斷組織根據協定結成的瓜分世界市場、制定壟斷價格和規定生產規模等的國際性壟斷集團，國際壟斷組織的形成及其從經濟上瓜分世界，是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之一。19世紀60～80年代是國際壟斷組織的萌芽時期。19世紀末20世紀初，壟斷資本在國內確立了統治地位，國際壟斷組織也迅速地增多和發展起來。例如，美國和德國的電氣總公司一直為瓜分世界電氣市場進行激烈斗爭。1907年這兩家公司達成暫時妥協，訂立了瓜分世界市場的協定。在航運方面，1903年漢堡—美利堅公司、北德航運公司和摩根英美航運托拉斯之間，也簽訂了劃分航運范圍的協定。

　　國際壟斷同盟的形成，表明各國壟斷組織已跨越國界，標志著世界范圍的生產和資本的集中、壟斷已發展到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1885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簽訂的《柏林會議關于非洲的總議定書》 則標志著世界殖民體系的形成。到1900年，非洲90.4%的領土，亞洲56.6%的領土，美洲27.2%的領土以及大洋洲的全部，都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截至1914年，英國統治的殖民地面積達1200萬平方英里，人口3.9億；法國的殖民地面積為400多萬平方英里，人口6000多萬；德國殖民地面積120萬平方英里，人口1300萬；比利時殖民地面積91萬平方英里，人口1500萬。 同時，亞洲的中國、伊朗和土耳其和拉丁美洲各國，被納入帝國主義的勢力范圍，在不同程度上淪為半殖民地和附屬國。隨著帝國主義國家把世界領土瓜分完畢和相應的國際法原則的確立，資本主義世界殖民體系最終形成。

　　在列強爭霸的過程中，先后出現了德奧意三國同盟和英法俄三國協約兩大軍事侵略集團。在兩大軍事集團形成的過程中，重新瓜分世界的斗爭加劇，列強都積極擴軍備戰，展開軍備競賽。20世紀初，由于兩大軍事集團各國之間爭奪的加劇，在地中海沿岸和巴爾干地區不斷出現嚴重的政治軍事危機和局部戰爭。

　　二、 國際組織的發展

　　傳統的世界現代史敘事框架是一戰的起源和過程、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二戰的起源和過程、冷戰的起源和全球對抗、兩極世界的結束和后冷戰時代，其核心是國家行為和國家之間的對抗。若轉換視角，在超越民族國家現象的背后，還存在著一條人類和平與合作的主線，自19世紀后期以來，大量出現的國際組織是這條主線的主角。到二戰之后，核武器足以毀滅地球，使得各國意識到對抗和戰爭不足以解決人類問題，意識到人類是一個共同體，國際交流和對話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這一過程中，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都為意見相同者和相左者提供了重要的對話和交流平臺，各國史學家藉此反思和探討各民族國家和世界范圍的歷史問題。

　　國際組織的出現除了帝國主義時代貨物、資本、勞動力形成的世界網絡和殖民地管理體系這些物質條件之外，還需要有一種全球意識，即跨越國界的利益目標追求。這種全球意識體現在各種國際組織成立之初的章程和宣言之中。

　　19世紀后期，國際組織以每年10個左右的速度增長。第一個現代政府間的組織是中歐的萊茵河航行中央委員會，1815年成立。1855年，第一個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基督教青年會世界聯盟成立。隨后成立的重要國際組織有：1856年的國際航海聯盟、1864年的國際紅十字會、1865年的國際電信聯盟、1878年的萬國郵政聯盟、1885年的國際保護知識產權協定、1888年的國際議會聯盟和國際婦女理事會、1891年的國際和平組織、1899年的國際和平大會、1894年的國際奧委會和世界基督教女青年會。1901年諾貝爾獎開始頒發。

　　世界語運動在1890年時只有3個俱樂部，1900年增至26個，1908年成立了國際世界語協會，1914年俱樂部數量更達1800個。1910年，當時的國際組織總部——國際協會中央署在布魯塞爾成立，并出版《國際生活》雜志。

　　據國際組織聯盟統計，到1909年時，國際組織的數量已達213個，其中非政府組織占居多數，有176個。到2000年時，國際組織已有53841個，其中非政府組織47098個，占87.48%的比例。 非政府組織并不意味著與政府無涉，例如，1864年，就是由瑞士政府發起成立了國際紅十字會。

　　學術組織的國際會議則始于自然科學和醫學領域，在19世紀最后10年間，西歐和中歐的國家展開了一系列廣泛的制度化對話，并以1899年在巴黎成立的國際科學院聯合會作為達到頂峰的標志。國際史學大會的性質屬于非政府組織中的學術共同體(epistemic community)，其成立之際也是由荷蘭政府出面組織的。1898年，阿姆斯特丹國際史學大會的召開，即是由荷蘭政府出面發出邀請、通過各國駐海牙的使節轉給各自的政府的。

　　三、近代史學的成熟

　　歷史學在19世紀發展為一個成熟的學科，有了公認的范式和跨國交流的需求。一門學科的成熟和正式形成需要有公認的范式，就歷史學而言，范式包括的基本內容有：歷史研究的對象是什么？歷史學家需要哪些資料，他取舍、考證和解釋資料的標準是什么？采取什么表達方式？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是什么？歷史學的本質是什么，是科學還是藝術？歷史是否有規律可循？歷史發展的動力是什么？只有對這些問題達成基本共識，歷史學家的共同體才能存在。

　　近代史學的成熟以德國的蘭克史學的出現為標志。在古希臘，希羅多德的歷史著作的內容是證詞和探究，即通過目擊者的陳述探究歷史事實。到希臘化和古羅馬時代，修辭成為歷史的第一要素，證詞和探究服從于修辭，歷史學成為文學和修辭學的附庸。到蘭克時代，西方史學完成了職業化和職業化的過程。

　　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任柏林大學歷史學教授達46年之久，其著作全集有54卷之巨，代表性的作品是《現代歷史作家批判》《教皇史》、《腓特烈大王傳》《瓦倫斯坦傳》和《拉丁和條頓民族史》。他之所以有“近代史學之父”的美譽，緣于他所創建的蘭克范式。具體來說，蘭克主張歷史學家奉行歷史主義思想，提出史學的任務是還原客觀真相，史學家對研究對象要保持超然的態度，不能摻雜著自己的價值判斷，要“如實直書”。歷史主義是一種方法論，歷史學家應該研究一個個具體的歷史事件、人物和文化現象，這些歷史對象都是具體而獨特的；歷史不能依賴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而要依賴于歷史學家的“理解”。歷史主義也是一種世界觀，認為歷史是直線發展的進步的過程，所有問題只有在歷史中才能凸顯意義和價值。在這方面，蘭克吧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作了比較：“哲學家是從他那制高點上觀看歷史的，一味只在進步、發展和整體之中追求無限；而歷史學卻在每一樁存在中都識別出某種無限的東西，在每種狀況中、在每種生存中都有著某種出自上帝的永恒的東西。”

　　蘭克認為歷史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政治史，依靠的資料是一手資料、特別是官方檔案。他提倡對史料進行系統的批判和考證，具體的就是他繼承和發展了博學派 和哥廷根學派 的外證法與內證法的結合。蘭克史學的表述方式是敘事。在教學方面，蘭克完善了研討班（seminar，舊譯“習明納爾”）形式，研討班的準則是“準確、批判和深入”，蘭克及其子弟以此方式培養了一批批歐美歷史學家。

　　蘭克弟子及再傳弟子在德國本土幾乎一統史學界的江湖，成為史學的正宗。蘭克的影響遍及歐美各國，英國的阿克頓、瑞士的布克哈特、法國的莫諾和美國的班克羅夫特等都是各國史學屆執牛耳的人物，一概出自蘭克門墻。

　　近代史學形成的標志除蘭克史學的范式外，還有大學中開設了歷史學的系科，設置了歷史學的教席。各國歷史學家的共同體——各國史學會也逐漸組建，英國皇家歷史學會于1868年成立，芬蘭歷史學會成立于1875年，美國歷史學會成立于1884年，法國于1886年成立了外交史學會。歷史學家交流成果的期刊園地也創辦出來。

　　在各國雜志和歷史學會重建過程中，蘭克的影響力得以凸顯。《英國歷史評論》創刊號開篇就是阿克頓勛爵的《論德國歷史學派》，美國歷史學會創建時選舉蘭克為第一位“榮譽會員”。

　　蘭克史學雖自稱“客觀”，但以蘭克自身的研究來看，他的研究側重于西歐民族國家在人類歷史上所起到的特殊作用，他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拉丁與日耳曼的六大民族，即拉丁民族的意大利、法國和西班牙，日耳曼民族的斯堪的納維亞、英格蘭和德意志。就其政治理念說，他服務于俾斯麥統一之后的、皇帝集權體制的德意志帝國。蘭克所說的科學是指客觀、中立地探究信史，其對立面是帶有主觀偏見和臆想的歷史，他的科學不同于日后歷史學科學化或歷史學社會科學化中的科學一詞，在性質上，蘭克史學是人文、是藝術。20世紀之后歷史學日益受到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方法的影響，史學的性質有科學化的傾向。

　　蘭克史學奠定了國際史學組織的學科基礎。具體實踐上，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推動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成立的因素主要是三個：

　　第一，對歷史學的自我認知的需要是推動大會成立的學科動力。拋卻方法論方面的分歧，各國歷史學家需要對于理論和方法達成基本的共識，以使歷史學研究以一種科學的形式得以展開。蘭克的歷史主義忽略了政治史以外的領域和官方檔案之外的資料，不追求系統地探索歷史發展規律，不注重歷史學家的主觀認識和客觀史實之間的相互作用，在方法上重描述輕分析，這些都是他的缺點。20世紀之后興起的歷史學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補充蘭克史學的不足。還在19世紀末，在德國本土，已經有人質疑和挑戰蘭克史學，此人就是卡爾?蘭布雷希特。蘭布雷希特在1891年出版的《德國史》第一卷倡導以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歷史，進行綜合分析，歸納歷史規律。他批判了蘭克史學專注于政治和個別事件、只使用描述方法的做法。蘭布雷希特只能做一個先驅，德國學術界對這樣一位史學的先知群起而攻之，他只能做一個落落寡歡的另類。

　　第二，歐洲國家歷史學家需要一個表達對于世界和平與國際主義不同理念的平臺。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發生了一系列國際沖突事件：1898年英法在非洲殖民地爭奪勢力范圍的法紹達事件、1898年的美西戰爭、1899-1902年的布爾戰爭、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歷史學家作為人文學者，該如何認知和表達對于戰爭與和平的理念？這需要一個平臺。但歷史學國際化組織的出現又與自然科學的國際性組織有所區別。自然科學研究聲光電化、大地海洋、天體物理和自然生物，內容客觀，各國科學家之間彼此相對容易交流，而歷史學方面的國際交流則有著深刻的民族、文化和社會方面的主觀差異。

　　在學術觀點的表達形式方面，自然科學可以使用數學公式和圖標交流研究成果，而歷史學則需要使用具有廣泛差別的各民族語言。近代歐洲最杰出的歷史學家，如伏爾泰、吉本和蘭克在處理本民族之外的研究對象時語言能力也顯得捉襟見肘。而語言溝通障礙一直貫徹著史學大會的始終。

　　第三，探索歷史科學與大眾社會共生關系的實驗要求。歷史學家需要對大眾社會傳播史學知識，也需要讀者群體的反饋信息，在歷史學家和史學愛好者之間建立起一種恰當的溝通機制。另一方面，學術研究的組織者和廣大同業參與者之間需要有一種選舉和民主的組織框架機制。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20世紀曾經兩次終止活動，大會在各個階段都存在著組織建構的問題，應如何解決這些具體的問題？伴隨著人類的全球化和民主化歷程，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了史學大會，關注大會的人也越來越多，這使得大會的組織者和決策者的工作方法也需要與時共進、不斷創新。歷史學家最熟悉民主與專制的歷史，但是歷史學家自己的組織會比其他組織更加民主嗎？史學大會是一個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