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歷史評論》作為國際頂級史學期刊，與早期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有著密切的關聯。在報道大會消息的同時，美國史學界也通過《美國歷史評論》發表了對大會的建設性意見，一些建議被大會采納成為常規性的制度。雜志也特別體現美國學者在大會的活動，為年輕的美國史學張目。因相關文章的作者多為美國歷史協會的領導人，所以該雜志與大會的關系也是美國史學界對大會態度的官方表現。值得中國學界關注的是，中國學術界對史學大會最早的完整報道，也是來自民國時期青年學子向達和陳訓慈對《美國歷史評論》相關文章的翻譯[ ]，因此，該雜志也曾經直接影響了中國學者對大會的認知情況。

　　一、《美國歷史評論》簡介

　　在國際歷史科學大會110多年發展史中，對大會最為關注的雜志當屬《美國歷史評論》。《美國歷史評論》除積極報道大會消息、把國際史學動態反饋到美國國內之外，也對大會的發展起過關鍵性的作用，雜志與大會良性互動，相得益彰。

　　《美國歷史評論》自1895年創刊以來，一直是最具國際影響力的史學雜志之一。雜志最初是一批美國歷史學家的同仁期刊，創辦人為耶魯大學的亞當斯、康奈爾大學的斯提芬斯等人，首任主編為芝加哥大學的詹姆森。美國歷史協會成立于1889年，起初，雜志與協會之間并無瓜葛。1916年，雜志轉交給在華盛頓的美國歷史協會，并且成為協會的會刊。

　　1970年起，編輯部地址設在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校區，但與該大學并無隸屬關系。《美國歷史評論》編輯部擁有一支少而精的編輯隊伍，專職人員只有6名，主編、副主編、論文編輯、書評編輯、制作助理和運營經理各1人。現任主編為法國史專家羅伯特?施耐德（Robert Schneider ）。雜志每年收到300多篇論文和3000余篇書評投稿，因工作量大，也借助于印第安納大學的人力資源。其兼職編輯都是該大學的歷史教師，而編輯助理則清一色都是這所大學的博士研究生。編委會由北美各地和各領域的頂級專家組成，例如，中國史的專家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著名明史專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

　　《美國歷史評論》用稿無一定之規，大致的原則是：說理精辟、深度研究、史學價值、表達清晰、解釋新穎或重要。該雜志的文章采用率極低，只有9%的比例。雜志審稿程序極為嚴格，一般經歷編輯初審、兩位編委再審通過之后，再交3位本領域專家審稿。再通過的稿子，也需要多次修改之后才能發表，最后發表的論文都至少經過6遍以上的審讀。[ ]這樣嚴格的把關有效地保證了雜志的辦刊質量。值得一提的是，雜志對所有的退稿都會附有一份副主編手寫的意見和一封編輯的信函，說明退稿理由，這樣的做法無疑也贏得了作者的尊重。

　　雜志的影響力除來自高質量的稿子外，也來自于對國內外史學動態的報道、關注和建議。1940年之前，《美國歷史評論》辟有“史學資訊”欄目，發表有關史學進展的信息，篇幅或短至一段、或長達幾十頁，藉此把握國際史學發展趨勢，起到“預流”的作用。這方面最明顯地體現在該雜志對早期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進展的報道和建議上。

　　二、對早期史學大會的報道

　　《美國歷史評論》刊發的有關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專題論文有9篇，對大會論文集和國際史學會所編的《國際史學書目》的簡短書評有十多篇。在9篇論文中，除1975年發表的美國歷史協會主席劉易斯?漢克的演說《美國歷史學家與今日世界：責任與機遇》[ ]一文外，其余都發表于二戰之前。為迎接1975年舊金山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召開，漢克的這篇演說最初發表在1974年12月28日芝加哥美國歷史協會年會上，刊登于次年的《美國歷史評論》第1期。在這篇文章中，漢克多處引用了美國史學界前輩對早期史學大會的報道和評論，追溯美國與大會的歷史淵源。

　　在二戰之前，總共召開了8屆史學大會，《美國歷史評論》的另外8篇文章有7篇報道了自1903年第2屆羅馬大會至1938年第8屆蘇黎世大會的7次會議，還有1篇是報道1926年國際史學會成立的文章。雖然漢克在1975年的文章說詹姆森“自1900年在巴黎舉行的第1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以來，就一直在敘述史學家們的活動”，但檢索該雜志數據庫，并未發現有關巴黎大會的報道。

　　這些文章具體為：哈里?納爾遜?蓋伊對1903年羅馬大會[ ]、查爾斯?哈斯金斯對1908年柏林大會[ ]、約翰?富蘭克林?詹姆森對1913年倫敦大會和1928年奧斯陸大會[ ]、沃爾多?利蘭對1923年布魯塞爾大會和1938年蘇黎世大會[ ]、弗萊德?富林對1933年華沙大會的報道[ ]，利蘭還有1篇關于國際史學會成立的文章。[ ]

　　這批作者以詹姆森最具影響力，他被雜志和美國歷史協會的同仁稱為“老板”，是協會和雜志的創始人之一，于1895-1901年擔任《美國歷史評論》的首任主編，1905-1928年再度長期擔任主編，1907年任美國歷史協會主席。哈斯金斯是美國第一位公認的中世紀史專家，也是威爾遜總統的顧問，1922年任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批評者認為，詹姆森和哈斯金斯、特納等人一起組成了美國歷史協會的寡頭集團。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班克羅夫特曾撰寫了一個小冊子攻擊他們這批專權者。蓋伊是美籍的意大利史專家，長期居住在意大利，所以報道了羅馬大會。富林是古典學家和史學方法論研究者。利蘭屬于年輕一代的歷史學家，詹姆森的學生，長期任職于社團機構，以后成為國際史學會任期最久的主席。這5位作者中，有3位是學術團體的領袖人物，故他們的意見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美國史學界的官方態度。

　　這些文章首先是報道了大會的開會時間、地點、參加人員的數量與來源等基本信息。關于第2屆羅馬大會，記載說1903年4月2日至9日在羅馬召開，參加人員約1500人，外國學者超過300人，人數最多的依次為德、英、法三國。關于倫敦大會，稱實際參加者為680人，英國450人，約占2/3，德國65人，俄國30人，奧匈25人，法國22人。大會于1913年4月3日星期二在林肯法學會的大禮堂開幕，4月8日結束。關于奧斯陸大會，稱1928年8月14日下午在奧斯陸大學大會堂舉行第一次會議，挪威200余人，法國次之，約100人，德國與奧地利合計約100人，丹麥瑞典及波羅的諸小國合計約60人，英國約40人，波蘭亦40人，意大利30人，歐洲東南國家（如羅馬尼亞、希臘、南斯拉夫等）共計30人，美國24人。

　　但這些信息的詳略情況不一，有很多估算，是文章作者的印象式的記錄。德國史學家、曾任國際史學會主席的埃德曼根據國際史學會的官方檔案資料，在其《全球史學家的共同體》一書的附錄三的第2部分，通過表格的形式把歷屆大會各國參加人數作了相近的統計。

　　其次，文章記載了大會的組織情況和大會的規格。向達在翻譯《美國歷史評論》的1923年布魯塞爾大會報道時，使用了半文言文傳達了比利時官方對大會的重視：

　　大會開會，以比利時王陛下為其護法，彼深望其成功，開會時曾一賁臨，且于其宮內接見多數會員。名譽委員以首相當之，外部大臣及文部大臣，皇家學會（Royal Academy）與皇家歷史委員會（Royal Historical Commission）會長，以及不魯捨拉、鏗德(Ghent)、里治(Liege)、羅文(Louvain)各大學校長與焉。成立一組織甚大之委員 會，執行會務者為執行委員，以鏗德大學教授Henri Pirenne為其長，諸圣徒錄學會(Society of Bollandists)會長、Reverend Father Hippolyte Delehaye長老及Professor Fraus Cumont教授副之，不魯捨拉城檔案保管員Professor Guillaune Des Marez教授為書記長，Dr．Francois L．Ganshof為書記，羅文大學Professor Charles Terlinden為會計。籌備之勞，胥委之于執行委員，尤以二書記及會計之責為重，其盡心致力，成效井然，大會各會員莫不交口稱譽云。

　　客觀地說，承辦國政府對大會的重視程度，在二戰之前要超過戰后，大會往往成為承辦國舉國關注的文化盛會。二戰之前，羅馬大會、布魯塞爾大會、奧斯陸大會和華沙大會的開幕式，都有國王或總統以國家元首身份參加。巴黎大會作為世博會的一部分舉行，英王雖然沒有出席倫敦大會，但在會議期間宴請了出席大會的各國學者。

　　第三，這些文章的重點內容是報道大會的學術討論內容，具體列舉了各次全體會議和分組會議的情況。例如，蓋伊逐一列舉了羅馬大會的8個分組及各組的名稱，讀者一眼就能夠知道這組大致討論的范圍；哈斯金斯列舉了柏林大會的8個分組；詹姆森列舉了倫敦大會的9個分組。而利蘭則詳細報道了布魯塞爾大會的5次全體會議和13個分組，也記錄了各組的報告次數。這一手法成為《美國歷史評論》關于大會文章的通用做法。

　　對于參加人數眾多的這一大型學術會議，作者不可能具體列舉出每一個人的每一篇報告，相反，他們是重點突出知名學者的發言，也以一流學者的敏銳的嗅覺去捕捉各界大會的焦點議題。哈斯金斯在分析柏林大會時感嘆道：“若想分析或列舉6天會議宣讀的論文是不可能的，這里只能浮光掠影地談點粗略的印象。”但什么樣的發言才算學術含金量充分的呢？這個問題難免帶有主觀色彩，而且當事人“身在廬山中”，很難對歷史進程和學術史的發展趨勢作出準確的判斷。哈斯金斯感興趣的是新史料，他的文章列出的主要是有關波斯阿黑門尼德王朝、埃及紙草書和銘文、冰島傳說等新近發掘的史料。大約80年后，埃德曼的《全球史學家的共同體》在論及1908年柏林大會時，感興趣的則是蘭克史學的捍衛者與蘭布雷希特的科學史學之間的交鋒。

　　1938年，蘇黎世大會的討論相對溫和，也難以把握出學術特色來，利蘭這樣說：“如果要指出一種在當時最為顯著的趨勢，它應當是把研究和現實的問題與關切相結合的一種趨勢——哪怕在與現實距離最為遙遠的領域也是如此。在閱讀過大會的兩卷論文摘要的人中，沒有人能夠指責蘇黎世大會的參會者只是在討論一些虛無縹緲的話題；來自許多國家的發言者都談到了民族主義的歷史問題；國際關系史方面的論文在本次大會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同時，也有相當多討論涉及國家發展、革命史、階級斗爭和人口問題。”[ ]

　　第四，記錄了大會期間的參觀、游覽和宴會情況。世界各地的一些學者們不遠萬里來到歐洲的某個大城市參加一次會議，殊為不易。東道主都會盡地主之誼，在會議之外安排一系列的宴會和旅游活動，使得與會者滿意而歸。《美國歷史評論》各篇文章的作者們都不惜筆墨，對這方面津津樂道。以詹姆森對1928年奧斯陸大會的描寫為例：

　　開會之初，國王哈康與王后莫德邀請各國代表至王宮接見，挪國首相即請國際史學會之職員及各國首席代表午宴。同時各國公使并招宴各該國代表。奧斯洛市政府特將其有名古堡之大廳初次開放，請各代表晚宴。挪威之博物館等多舉行特殊展覽，并有種種說明以指示來賓。Bygdo民俗博物館則于邀請晚宴之中，并舉行戶外跳舞與音樂。會期之最后一天，國家戲院并特排演挪威劇曲家易卜生之劇曲，請代表參觀。此外奧斯洛之婦女團體并殷勤招待到會之各國婦女，如參觀國立家庭經濟學院，以及國際大學婦女協會之午宴，以及其他茶話會等。挪威人待客之殷摯，足使各國代表皆深感不忘也。

　　詹姆森稱贊宴會為“一時之盛”，對挪威贊不絕口，說“挪威自然景色之美，為世人所艷稱”。不過，如果對比他對1913年倫敦大會的敘述，他對奧斯陸大會的宴飲與旅游算是寫得很簡略了。詹姆森用3頁篇幅交代了在倫敦參加的各種宴會，說：“對于宴會和娛樂，我只能列出一小部分。由于組委會的周到安排，所列的應該是一個長得多的單子。”但，他筆鋒一轉，又講了一頁去倫敦以外名勝游覽的情況。

　　第五，作為大洋彼岸的觀察者，各位作者也對大會召開的背景和會議氣氛有著冷靜而深入的分析。1903年羅馬大會組委會的主席原定是古代史專家兼那不勒斯博物館館長佩斯，佩斯是190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蒙森的弟子。在對公元前三世紀之前羅馬史的解釋中，佩斯作為蒙森弟子，以德國式的史料批判法，否定了此前流行的意大利本土觀點，設在羅馬的德國考古研究所的德國學者也參加了論戰，佩斯還讓兩位德國人參加到組委會中。1902年1月，在強烈的民族主義反對和質疑聲中，佩斯辭職，他被視為“一名叛國者”，會期被宣布推遲。《美國歷史評論》說：“在意大利，適當的修訂被某些敏感的人認為是過了頭，被宣布為不能為本民族所接受。”[ ]而此時，與會的美國學者和澳大利亞學者已經離開本土，乘著輪船正在橫渡大洋，接到消息之后，不得不悻悻而歸，這使得會議的籌備帶有一定的鬧劇色彩。

　　1923年的布魯塞爾大會是一戰“勝利者的聚會”，德奧等戰敗國沒有與會。到1928年奧斯陸大會時，德奧學者參加，舊日的敵對國的學者們在一起的情緒如何？《美國歷史評論》記載：

　　大會前后之酬酢與旅行，雖非集會之本旨，但其促進友誼，而使各國史家不受國界畛域之影響，皆具和諧合作之精神，其效力要有非演講廳中之會集所能逮者。大抵史學家多數皆具有和善之本性，而和善者之交識，自能發生愉快。在挪威人殷勤好客之招待，與挪威壯麗景色感染之中，向日之敵人竟亦漸漸成為友人，而其對于過去之觀念，亦且相互理會焉。[ ]

　　可見大會起到了和解昔日交戰國公民敵對情緒的催化劑作用，這樣的記錄也傳達了作者詹姆森對大會氣氛的細微觀察。

　　《美國歷史評論》的這些記載，成為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發展史上的寶貴資料。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漢克在回顧美國與大會的關系時，在前國際史學會主席埃德曼撰寫大會歷史時，他們都頻頻引用當年《美國歷史評論》所發表的這些文章，作為史料引征，或援引相關文章的觀點來支撐自己的論點。

　　三、對早期史學大會的建設性貢獻

　　在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創始階段，一直存在著對大會的反對聲音。以1908年柏林大會為例，德國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大會勞民傷財，反對舉辦。在政府有識之士的力推之下，大會才得以進行。從《美國歷史評論》發表的文章來看，美國學者屬于為大會提供正能量的積極因素，他們為大會的組織、國際史學會的成立、資金籌備、使用的語言甚至材料的發放方式等諸多方面提出了建設性的建議，一些建議被落實為大會制度。

　　《美國歷史評論》對史學大會最重要的貢獻是促成了大會的常設組織——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成立，這一點，美國學者在大會發展史上立下了足以載入史冊的功績。在1926年之前，大會的組織方式、財務來源、會議的間隔期、各討論會的組織方式、大會討論的題目和方法都在試驗階段。雖然一開始就有建立常設機構的想法，終究沒有實現，這樣，各界大會的間隔期就處于無序的狀態。利蘭在報道1926年國際史學會成立的文章中，開卷寫道：“在1923年布魯塞爾大會上，美國歷史學會的代表們提倡建立一個永久性的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對全世界的歷史學者來說，這個倡議已經成為一件嘉惠學林的幸事。”雖然沒有點名說誰，但這里所指的就是詹姆森。他突出美國學者所起的作用，是一個客觀的記載。

　　早在1913年參加了倫敦大會之后，詹姆森就有此動議。他建議應該成立一個代表各國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常設委員會；即便沒有公開出版物的發表，也應印刷大會主席的致辭，大會的情況也應被記錄。有一個關于歷史研究的常設性國際性組織，能夠提升國際共識，創造更多成果。

　　這些意見不僅是詹姆森個人的看法，逐漸成為共識，以后不但引發了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成立，而且該委員會出版發行《公報》，以便與國際同仁進行信息溝通。這項意見在1923年布魯塞爾大會上再度提起，并且促成了20世紀20年代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成立。

　　大會決定，布魯塞爾大會的組委會執行委員會在會后暫不解散，負責與各國史學會聯系，籌建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作為一個過渡性的組織，布魯塞爾執委會起到了國際歷史科學臨時委員會的功能。

　　三年之后，利蘭又發表了一篇長文，記載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成立的情況。他認為整個會議期間氣氛熱烈、友好、和諧，各位學者都感受到了與會人員的真誠和信任，同時他們也對未來抱有堅定的信心和殷切的期待。“會議在組建一個永久性的國際史學組織方面成果頗豐，各位代表一致認為我們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已經邁出了堅實而有力的一步，會議的成果將不僅在史學領域而且在所有的學術領域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甚至也會波及到政治領域。”在隨后詹姆森、富林和利蘭所寫的關于奧斯陸大會、華沙大會和蘇黎世大會的報道中，他們都突出了國際史學會在會議組織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第二，從一戰結束到二戰爆發前，《美國歷史評論》的作者們為促進敵對國家的歷史學家們的和解與合作做了大量幕后的斡旋工作，使得大會能夠體現出最大的包容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后，不但交戰的同盟國和協約國雙方在政治和軍事上處于全面對立的狀態，兩個陣營的學術界也成為敵對的勢力。學者們紛紛發明聲明，為祖國的事業而戰。

　　戰爭剛剛結束后，戰勝國主流的觀點是把同盟國排斥在國際組織之外，包括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另一方面，各國有識之士逐漸注重通過國際組織的協商與對話來維護世界和平，非政府國際組織的數量迅速增長，到1920年增加到214個，1930年又增至375個。

　　在歷史學界，主張和解與合作的呼聲來自新大陸，代表人物是約翰?富蘭克林?詹姆森。在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詹姆森就表達了希望：德國人繼續加入國際史學大會的工作，參加既定的各國大使和部長目錄的編纂工作，參加1878年柏林會議的檔案整理工作。他說：“如果沒有德國人的合作，幾乎沒有什么國際性的歷史事業能夠順利完成。”[ ]

　　在1919年年底，詹姆森請美國史學會的負責人肖特維爾接觸比利時著名歷史學家亨利?皮朗，詢問可否在1923年于布魯塞爾召開史學大會。皮朗很有興趣，但是表示與會者只限于戰勝國和中立國的代表。皮朗的意思是只在戰后的第一屆大會拒絕德國人參加，但未來會改變做法。簡單商定之后，比利時即著手辦會，且相當重視，皮朗任組委會主席，比利時國王任名譽主席。

　　到1922年，戰爭已經結束4年了，歷史學家中普世與聯合的思想壓倒了戰時的敵對心態，他們開始對比利時拒絕同盟國的做法不滿。這年12月，牛津和劍橋的一群歷史學家聯名寫了一封抗議信，云：“我們完全理解，如果比利時邀請德國人來到他們的國度，他們將會付出巨大的情感犧牲，但是，我們還是呼吁組委會提供最大限度的真正國際性的一次大會。我們確信，邁出這樣一步是歷史科學的真正利益所在。”簽名的人有恩斯特?巴克爾、喬治?克拉克、查爾斯?費爾斯、喬治?古奇，阿爾伯特?波拉德、哈羅德?田波烈、阿諾德?湯因比和喬治·屈威廉等世界知名學者，這也說明了，“化干戈為玉帛”的國際主義精神在歷史學界沒有泯滅，史學大會普世的火種還在繼續燃燒。詹姆森和利蘭唯恐英國人為此會缺席布魯塞爾大會，忙于從中斡旋，使事態不至于不可收拾。組委會還收到了大量來自意大利、瑞士和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抗議信。

　　挪威史學家哈弗爾丹?科特和美國人想出了一個折衷方案。科特不但是杰出的歷史學家，還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是挪威議員、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之一，也是諾貝爾獎顧問委員會的成員，1926年他當選第一屆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主席，卸任之后做過挪威外長。作為資深政治家，科特與詹姆森、肖特維爾和利蘭拿出的方案是：下屆大會在英、美或一戰中立國召開，不再考慮法國和比利時；邀請德國參加。

　　最終，1923年的布魯塞爾大會成為一場“一戰勝利者的聚會”，到1928年奧斯陸大會時，真正的歷史學家的共同體才再次得以實現。

　　1938年蘇黎世大會開幕之前，德國和意大利已經建立起了法西斯體制，德國吞并了奧地利，并且陳兵捷克邊境，戰爭一觸即發。盡管大會不能避免當前國際局勢的影響，但其精神依然是理性、和諧和相互尊重；大會的討論中有時會出現比較尖銳的觀點分歧，但它們總能理性表達，沒有引發沖突。參會的美國學者利蘭評論說：“我們應該認識到，全世界的史學家們依然真心希望能夠和諧、友善地共事。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可以引以為豪的一項成就是，在世界歷史上最為艱難的十二年里，它促成了各國史學家的真誠協作；在這個充滿了觀念碰撞和意識形態沖突的年代，歷史學研究仍然能夠像十六、十七世紀的宗教思想爆炸一樣在短時間內取得豐碩的成果。”

　　第三，在大會組織的組織工作方面，《美國歷史評論》就大會組委會的構成、大會分組、使用語言和材料發放等具體工作提出了建議。

　　關于倫敦大會的組委會運行情況，詹姆森在與柏林大會對比之后，認為倫敦歷史科學大會的組委會并不團結高效，它由來自84個學術機構的約100人組成，執行委員會的成員有60多人。柏林大會在大會舉行15個月之前就開始進行會議準備，而倫敦會議僅在會議前7個月才開始準備，許多會議通知并未送達，直到外國專家到來時才收到，而且沒有臨時的名單可以使用。

　　美國學者富林認為華沙大會的許多專題都可以歸類到過去舊的大專題下，宗教史、哲學思想史及文學史的研究均為一般性的全體討論提供了重要素材；沒有必要為了照顧到數量眾多的論文而增設大量的專題分會場，也無必要去宣讀每一篇論文，許多論文只需打印出摘要分發給大會成員即可。

　　富林建議應該簡化繁多的專題討論，對于古代、中世紀和近現代史等專題應該撤消，對于文字史、宗教史、法律史或者希臘文明、拜占庭文明，抑或是法國史、意大利史、德國史等具體而又有明確時間界限的專題，應該統一放到“文明與文化”這一題目下討論。富林認為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應該抵制這種分裂的傾向，提升視野的廣度，把人類文明史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和評價。一旦專題討論減少，大會成員可以更多地相互熟悉和交流。

　　語言的不同從巴比塔之困時就一直給人們造成麻煩，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這樣一個大型國際會議始終面臨著與會者在溝通方面的語言問題。《美國歷史評論》的各位作者也格外注意到語言障礙給大會帶來的不便。倫敦大會論文中，三分之二的是英文，35篇法文，25篇德文還有2篇意大利文，俄語被排除在外，俄國學者對此表達了強烈的抗議。俄國首都圣彼得堡被選為1918年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舉辦地。詹姆森認為大會必須考慮將俄語列入1918年史學大會發表論文和會議討論的官方語言。

　　在奧斯陸召開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意大利語的論文數量極少。而1933年在華沙，意大利人很多，有些專題的論文主要是用意大利語寫成的，并且一些學術討論也集中在講相同語言的人當中。僅有一些來自印度的學者將英語作為第二語言。富林說道：“語言的巴別塔是一件尷尬的事情。通常，一篇文章的宣讀人無法回答批評，因為他聽不懂提出的問題所使用的語言。很久以前，學者們都說拉丁語，那時多么美好啊！”

　　第四，《美國歷史評論》的作者為國際史學會學找到了資金贊助。在籌備國際史學會成立之時，如果國際史學會在基本需求上的資金問題得不到保證，那么在最初幾年內不會取得重要的成果。鑒于當時一戰結束不久，又遭遇到經濟危機，大部分歐洲國家的財政狀況不佳，就委托美國史學家J.T.肖特維爾和W.G.利蘭負責籌集資金，并且很幸運地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慷慨巨額贊助。贊助是以美國歷史學會的名義申請的，并被授予了該學會，因此由美國歷史學會負責這筆資金的使用。

　　二戰之后，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國際史學會就國際史學會的機構性質問題發生了分歧。基金會傾向于把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辦成一個國際歷史學交流中心，成為一個研究實體。而國際史學會的元老們都不贊成這一主張。其結果是，國際史學會不能再從洛克菲勒基金會獲得贊助，轉而求助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并且國際史學會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的國際哲學和人文科學委員會（ICPHS）的成員。

　　四、為美國史學尋求國際話語權

　　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其歷史學的根基也淺。19世紀末，美國史學主要受德國史學影響而成長起來，在國際史學界不受重視。與此同時，美國一躍成為頭號資本主義強國，美國的史學地位與其國家的地位相比嚴重不相稱。美國學者承認大會的學術水準很高，值得自己學習。例如，美國歷史協會的早期領導人之一哈斯金斯在報道1908年柏林大會時，說：“柏林大會的論文有的枯燥，有的薄弱，但它們整體上代表了比我們美國的會議所能夠達到的更高的水平。”[ ]他和詹姆森都主張把大會組織方面一些好的做法借鑒到美國歷史協會的會議上，如會前分發論文提要。另一方面，《美國歷史評論》在對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報道中，從美利堅民族本位出發，在各國史學家的活動中，突出體現的還是本國史學家的參會情況和大會有關美國史的議題，以此尋求美國史學能夠在國際講壇的一席之地。在這方面，《美國歷史評論》所做的工作有三項。

　　第一，《美國歷史評論》的稿子都報道本國史學家出席歷屆大會的規模，并且與其他國家的人數作一比較。1903年的羅馬大會，蓋伊是旅居意大利的美國學者，他撰文特別指出，從美國本土來參會的只有威廉?羅斯科?泰爾一人，作為美國歷史協會和哈佛大學的雙重代表。他說：“這個事實表明，美國和意大利的學者們之間幾乎完全沒有智識方面的交流，美國沒有意大利研究。而在意大利，和在美國及其他地區一樣，德國思想和德國的科學方法發揮了巨大的影響。美國人只滿足于經德國渠道轉來的二手資料，而這些資料都打上了德國標簽。”[ ]羅馬大會本可拓寬兩國學者之間極其狹窄的交流渠道，蓋伊不無惋惜地指出，除了泰爾先生之外，其他人都錯過了這個寶貴的機會。

　　1908年的柏林大會，美國學者由駐德大使希爾率領出席，但人數之少，令“大會組織者失望”。哈斯金斯逐一列出了6位發言的美國學者的名字及其所屬單位，又列出了12位沒有發言但已注冊了的美國人名字。詹姆森在記敘倫敦大會時、利蘭在報道布魯塞爾大會時，也是如此做法。利蘭記載參加1938年蘇黎世大會的美國學者共26位，也逐一列出名字。

　　中國自1980年參加布加勒斯特大會開始，都要在《光明日報》、《世界歷史》或《中國歷史學年鑒》等書刊列出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名單，彰示這是一種極高的榮譽。若以美國史學界的做法來看，這也是一種常見的行為。

　　第二，《美國歷史評論》也特別關注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出現的美國史方面的議題和文章，并且積極推動增加美國史方面的討論，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哈斯金斯說1908年的柏林大會一個明顯的現象是，在所有的分組討論中，沒有任何與美國史相關的內容。詹姆森出席了1913年倫敦大會，說：“在英國人提交的100多篇論文中，只有一整篇與美國史相關，另有一篇部分相關，世界上說英語的人有三分之二在美國。美國人不禁認為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實。”[ ]歐洲史學家對美國歷史的忽視和另眼看待深深刺痛了他。他的報告提到，英國沒有一個人“對美國歷史真正感興趣”。大會上，其他歐洲史學家也沒有對美國發生的事情表現出絲毫興趣。

　　1923年，布魯塞爾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并沒有準備進行單獨設立美國史專題會議如此激進的一步，只是嘗試著增設了“美洲大陸史”的分組會議。這也許反映了，歐洲人并不情愿安排任何他們認為狹隘的主題，如美國史，也不愿討論他們沒有準備的題目。在分組會議上分發的雜亂無章的學術論文一定使出席會議的少數美國人相信，歐洲學者對美國歷史知之甚少且缺乏興趣。

　　在1928年奧斯陸大會，美國史題目仍極少。詹姆森發現，由于美國政治經濟地位的重要性，當地報紙對美國的現實狀況卻津津樂道。

　　利蘭也指出，1938年的蘇黎世大會只有5篇論文涉及美國歷史，這恐怕是因為歐洲史學界還沒有從對美國歷史某些階段的嚴肅研究中獲得啟迪和樂趣。“然而，在美國學者自己提交大會的16篇文章中也只有3篇是研究美國歷史的，所以我們也就沒有什么理由抱怨其他國家的同事了。”

　　1974年，漢克在回首美國史學與大會關系史的時候，引用最多的是詹姆森和哈斯金斯的話。但此時，美國史學的國際地位亦非20世紀早期的情況可以相提并論，漢克的演說也充滿了自豪：“這次人類的偉大會議（按指史學大會）將影響國內和世界的歷史研究與教學……當這一天真正來臨時，我們也許就達到了詹姆森所期望的兩點共識：如果國外史學家不給予美國歷史更多的關注，那么當代世界的歷史就不能被充分理解；如果美國孤立于世界歷史，那么美國歷史也不能被充分理解。”“如果詹姆森可以拜訪今天的我們的話，他一定會非常高興地看到，在英國、歐洲大陸和其他地方的大學、研究所、專門協會中，包括歷史在內的美國研究日益發展。”

　　漢克還說道：“我希望在這項偉大的事業中——它的規模已經到達我從未想象過的地步——組織起來的美國歷史學家將扮演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一國學術事業的進步，絕非一日之功，需要幾代人堅持不懈的長期努力。作為后輩的漢克，自覺地把當時的成就和前人的耕耘聯系起來，本身就充滿了歷史的厚重感。而且，漢克作比較的舞臺，還是國際歷史科學大會。

　　第三，《美國歷史評論》還為美國謀求到了在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一席職位。因洛克菲勒基金會對國際史學會的贊助資金由美國歷史協會負責具體支配，來自華盛頓卡內基協會的沃爾多?G.利蘭是美國歷史協會的代表，在1926年成立的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執行局成員中，司庫為利蘭。雖然他不是雜志的成員，但此時雜志已經成為協會的會刊，二者是一體的關系。1938年，利蘭成為國際史學會主席，直到1947年辭職，成為國際史學會任期最長的主席。

　　雖然從1950年起洛克菲勒基金會停止了對國際史學會的資助，但從該組織創立至今，執行局一直有美國學者任職其中。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國史學的國際地位。

　　從本文分析的《美國歷史評論》與國際史學大會自1903年至1938年35年關系發展歷程中，我們可以總結出如下三點經驗：

　　第一，包括像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這樣規模的學術會議和學術活動，需要被學術期刊持久地報道和分析，才能更廣泛地受到專業人士和社會公眾的關注和支持。在互聯網時代，資訊傳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普及，大會理應能夠被有效地推廣到社會各個階層和各個地區。第二，學術期刊的生命力除發表高水平的論文之外，也應能夠及時反映一個時代的學術組織、學術會議和學術活動，準確判斷出學術發展的脈絡和趨勢，為學術事業發展的大勢起到推波助瀾的積極作用。第三，自近代世界體系誕生以來，學術事業因具有了開放性而日益國際化，學術成果需要在國際講壇得到交流和檢驗。歷史學也是如此。雖然歷史學家有特定的國籍和文化背景，但歷史事實和歷史規律是客觀的，真理是客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