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閱讀當年國民黨方面留下的“戰斗詳報”等檔案材料，我們仍能從字里行間感受到當年紅軍將士浴血苦戰的悲壯場面和不屈精神，找到紅軍長征越走越強的原因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蔣芳

　　從1934年10月中央紅軍最初踏上長征路，到1936年10月下旬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長征勝利結束，英勇的紅軍官兵經過兩年的浴血奮戰，不僅一次次突破重圍險阻，同時也給予圍追堵截的國民黨軍以沉重打擊。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以下簡稱“二檔館”）比較完整地保存了國民黨軍隊對紅軍長征進行圍追堵截的檔案近千件，內容涵蓋國民黨中央軍政機關關于“追剿”紅軍長征的戰略部署、計劃和作戰方案；“追剿”軍各路將領及有關地方軍政官員的人事安排、任免命令；蔣介石與各省軍政要人的來往電報、文件（包括命令、指示、會議決議、軍事報告、戰斗詳報）、講話等。

　　在這里，檔案從另一個角度揭示了勝利的原因。

　　從敵方戰斗詳報 

　　窺見紅軍浴血苦戰 

　　紅軍長征中的經典戰役，敵人究竟如何記錄？如何分析？今天，閱讀當年國民黨方面留下的“戰斗詳報”等檔案材料，我們仍能從字里行間感受到當年紅軍將士浴血苦戰的悲壯場面和不屈精神。

　　突破烏江，是紅軍面臨的生死之戰、傳奇之戰，也被譽為長征十大勝戰之首。這一仗在國民黨留下的檔案中是如何呈現的？

　　二檔館館藏中，有一份《剿匪軍追剿總司令部二十四年元月東日起至二月宥日止剿匪工作軍事報告》。翻閱這份戰斗詳報，很難找到紅軍成功的詞句，反而記載了“朱毛股匪，由贛東南方面經湘、桂境竄入黔中，經我追剿軍節節痛剿，受創極巨，賀、肖兩匪，竄擾湘西，亦被我軍迭次擊潰……”

　　“突破烏江等我黨的重大勝利，在敵人的作戰報告中大多輕描淡寫。即使國民黨軍隊在潰敗后向南京發去的求援電報，也只會夸大自己戰績，強調自己作戰英勇，比如國民黨軍隊將自己的失敗逃跑說成‘轉進、撤退’等。”二檔館研究員戚厚杰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但歷史不會遺漏真相。在二檔館館藏檔案中，研究人員還找到了另一份《侯之擔關于紅軍突破烏江的電報（1935年1月10日）》。國民黨二十五軍副軍長兼剿匪后備總指揮侯之擔在潰敗后，用大篇幅描述自己作戰英勇的同時，也記錄下紅軍英勇作戰的細節。

　　這份電報稱“該匪竟猛攻三晝夜，片刻未斷。各渡均以機炮集中轟擊，強渡數十次……匪于冬日午后五時，突過烏江。……該匪渡江后，節節進攻，連日激戰肉搏。擔部雖傷亡過重，仍以孤軍固守遵義至虞晚……”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奇生認為，國民黨軍隊將領虛構戰情、虛報戰績、虛領軍餉等情形十分嚴重，勢必給后來的研究者帶來極大困擾。南京地方志研究人員胡卓然近日通過史料對比研究發現紅軍在長征過程中曾斃俘四名國民黨將領的史實，然而這些“重要人物”的被俘、擊斃事件，不僅在檔案中鮮見，有些人甚至莫名其妙地就消失了。

　　從“殘匪”到“強寇” 

　　紅軍長征越走越強 

　　“據飛機報告：匪大股由大庚北約二十余里之鐵司山、龍王山一帶，向西北移動，似有繼續西竄模樣。”……在國民黨相關檔案中，對于紅軍“匪”的稱呼貫穿始終，前期多稱之為“殘匪”，如在《匪情記錄》中記錄紅軍“僅殘部三數萬人，槍支不過萬余”，到后期稱之為“匪部”，甚至出現了“強寇”的字眼。

　　“字詞上的轉變體現出紅軍由弱走強的趨勢。”戚厚杰說，眾所周知，在突破湘江封鎖線后，中央紅軍從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為3萬多人，但依然軍紀嚴明，戰斗力不減，依靠打土豪得到補充，依靠分田地得到民眾的擁護等，最終取得了勝利會師。在《陸軍第六十二師二十三年十二月份剿匪軍事工作報告書》中，就留下了有關紅軍的這樣的記錄：“初出發時，每連有八九十人或百余人。瑞金的百姓，自十五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的，均集中起來了。或編在連上，或編為擔架兵。因為兩月以來，總是晝夜趕路，且沿途的百姓都走了，買不到糧食，全靠打土豪來吃。有時一天一餐，都不得飽。餓死的、拖死的、跌死的很多。……”

　　這些檔案除詳盡地反映了紅軍在川西北艱苦的戰斗歷程外，還曲折反映了當地少數民族群眾對紅軍由誤解到歡迎的轉變過程。由于國民黨當局的宣傳誤導，最初川西北群眾誤信紅軍是“紅色魔鬼”，逃入深山躲藏。但在朱德總司令和廣大紅軍指戰員的艱苦努力下，紅軍以嚴明的軍紀和大量實際行動，贏得了當地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擁戴，他們踴躍支持紅軍、參加紅軍、組織蘇維埃政權。康定葛壩成立了由當地群眾王蘭廷、卡古娃為主席，趙國安、王耀廷等為委員的蘇維埃政權，為紅軍送來糧食和日用品。

　　檔案也留下了紅軍軍紀嚴明的記載。例如，“據報，前朱毛匪部竄川南時，對人民毫無騷擾，有因餓取食土中蘿卜者，每取一頭，必置銅元一枚于土中；又，到敘永時，捉獲團總四人，僅就內中貪污者一人殺斃，余均釋放。”紅軍入川前“南岸各縣荒旱之余，征調布防，民眾已不堪命”，紅軍“到川之日即實施不進民房，不拉民夫，賑恤貧乏”。

　　與之相比，國民黨方面軍紀政紀敗壞則暴露無遺。《剿匪軍追剿軍第一兵團二十三年度十二月份剿匪工作軍事報告書（1934年12月）》中記錄，在湖南省通道縣縣城至白沙鋪一帶，“蓋赤匪盤踞該地，不過數日，而其所需，均取自財主之家。對于一般窮苦民眾，并未予以不利，且多數為其宣傳所動。故國軍到時，民眾多相率逃避，在家者均系老弱。民心如此，隱患良深。”“我剿匪軍經過荒旱區域，少數官兵不無借征發便利拉夫價，風聲所播，愚民嗟怨，故有‘寧遭共匪殺，不愿官兵扎’之說。”

　　敵方擁兵自保紅軍巧妙周旋 

　　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雖然在1928年12月底號稱統一了全中國，但這只是名義上的統一，實際上許多地方的軍閥仍然保持著半獨立的狀態。

　　“蔣介石與地方軍閥在追剿紅軍時各自打著小算盤，蔣希望通過追剿達到既消滅紅軍、又吞并地方軍閥的目的，地方軍閥則千方百計阻止蔣的軍隊進入自己的‘防區’，地方軍閥之間也為此相互攻訐，這些在檔案中都留下了記錄。”戚厚杰介紹。

　　最為典型的一個事例，就是云南軍閥龍云與四川軍閥劉湘，龍云想要把紅軍“送入”四川，劉湘則想阻擋紅軍入川，使之入滇，為此雙方之間互相指責。劉湘要求滇軍進駐川南會同川軍共同“防匪西竄”；龍云則指責劉湘命令川軍死守長江，說“似此剿共，正不知何日始能肅清”，表示滇軍“只宜掩護滇東”，進駐川南“有所不能”。這說明，龍云、劉湘二人從各自利益出發，難以互相配合，反而都企圖把中央紅軍“送”到對方地盤上去。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晧認為，劉湘則不但防共，也在防蔣。劉湘決定：“如果紅軍的目的在于拿四川，那么川軍拼命剿共；如果紅軍的目的只是在假道，那就更不成問題”。但是無論怎樣，都“要阻止蔣派兵入川’。基于這一決定，劉湘斷然拒絕了蔣介石擬派10個師入川“助剿”的要求，并同中央紅軍簽訂了《紅川桂秘密協定》，給紅軍以過境的便利。

　　國民黨并非對自己的問題認識不清。在二檔館館藏的《四川剿匪軍第三路軍軍戍區民眾勞軍代表團的快郵代電（1934年12月28日）》中，代表團負責人這樣總結：“我軍亦非不能勇戰，只因內部團結不堅，擁兵者宅心不盡純潔，而負統一指揮之責者，又難以行使職權，遂不免有圖保實力，藉匪自重者，良由防區惡制相沿已久，強弱稍異、權力不均。……”“蓋各部平日不相膠附，聚景搏沙，早為匪所窺破。一旦以大部來撲，風雨驟至，遂至陷于孤立莫能支撐。事后互相推諉，果誰尸其咎歟……”。

　　“正如檔案中所總結的，中央紅軍能在那樣艱難險惡的環境下，之所以能夠取得戰略轉移的偉大勝利，原因諸多，其中之一就是充分利用了國民黨軍的內部矛盾，選擇不同的地區作為我戰略轉移的落腳點，并巧妙利用沿途各地軍閥同蔣介石的矛盾，將敵人各個擊破，一步步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戚厚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