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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士環
作者:華東政法大學華東檢察研究院院長、教授 葉青
2月2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歡送反貪污賄賂總局轉隸同志大會,標志著經中央批準成立于1995年的最高檢反貪污賄賂總局在經過23年的運行歷程后,完成了它所承載的歷史使命。它在反腐上所創制的工作機制與成功經驗必將為國家反腐立法所肯定,它在黨和國家反腐事業上所作出的歷史功績將永載史冊,它的落幕也將開啟新時代我國依法反腐事業的新征程。
法治社會,任何政黨都沒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權。與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要求相比,我國現有的監察體系存在體制機制不暢的問題。一是監察范圍過窄。當前黨內監督已經實現全覆蓋,而行政監察對象主要是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未將立法機關、司法機關、人民團體等公職人員納入監察范圍,形成了事實上的“監督盲區”;二是反腐敗力量分散。檢察機關查處職務犯罪與黨的紀律檢查機關、行政監察機關、政府審計部門職能既分別行使,又交叉重疊,沒有形成合力。同時,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既行使偵查權,又行使批捕、起訴等權利,也缺乏中立的第三方的有效監督制約。三是監察機關反腐的法律人才缺乏。行政監察機關工作人員大多來自非法學專業,調查辦案中罪與非罪的界限與標準掌握、定案證據的取證與審查判斷上,往往局限于行政執法執紀要求與思維,為防止出現行政監察機關取證導致偵查錯失良機,繼而造成執紀證據無法用于司法定案,影響打擊犯罪,行政監察機關常常向檢察機關借人來辦案。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部門的人員一般都畢業于政法高校的偵查專業和法學專業,長于釋法和適法,而實踐中,反腐敗工作特別是查處貪污違法犯罪行為,最需要的人才是既精通法律,又精通審計、會計專業的人才,且具有這方面長期實務操作的經驗,這樣的人才,在行政監察機關又比較多。轉隸無疑有利于由過去的辦案人員“互借”變為“互補”,達到“1+1大于2”的人力資源效果。
在我國,80%的公務員、95%以上的領導人員是共產黨員,黨內監督和國家監督具有高度內在一致性。國家監察本質上屬于黨和國家的自我監督,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外部監督。國家監察機關既不是行政機關也不是司法機關,而是代表黨和國家行使監察權的專責機關。從2016年11月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實施情況看,監察機關在查處涉嫌職務犯罪時所行使的調查權是不同于檢察機關所行使的刑事偵查權。試點省市的反貪污賄賂機構轉隸監察委員會后,在整合反腐敗資源的背景下,改革后的監察委員會將擁有現行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部門依據刑事訴訟法所享有的刑事偵查手段和強制措施,例如搜查、扣押、查封、凍結、鑒定、勘驗檢查等,大大豐富了監察手段。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制定國家監察法,依法賦予監察委員會職責權限和調查手段,用留置取代“兩規”措施。留置作為一種調查措施將由試點實踐上升為監察法的立法規定,并規定嚴格的適用程序,有利于解決長期困擾我們的法治難題,使得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的查處可以完全在法治化的軌道上進行,彰顯全面依法治國的決心和自信。同時,最高檢反貪污賄賂總局轉隸可以很好地實現對反腐敗工作強化法治和全面從嚴治黨的相關要求有機統一。反腐敗偵查機構隸屬監察委并與紀委合署辦公,一方面,有利于堅持黨的統一領導,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反腐立案偵查克服阻力,防止一些地方以黨代法和以權壓法的情況出現。
當然,整建制轉隸還可以進一步明確檢察機關在反腐敗斗爭中將繼續扮演指控職務犯罪、偵查監督、審判監督等重要角色,擔當好新時代公益訴訟的國家公訴人新角色,這對進一步明確檢察工作方向和履行好憲法所賦予的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主責主業是十分有利的,也必將為新時代奪取反腐敗斗爭勝利,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繼續貢獻檢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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