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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高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4年成立了馬列主義新聞班，中國報刊史的研究與教材建設成為該班的重要任務。1956年，由中共中央宣傳部討論通過的《馬列學院新聞班中國報刊史教學大綱(草稿)》為日后新聞史的研究提供了框架，也成為了新聞史教材編寫的依據。以“革命史”為主線研究新聞史，符合特殊時代對于新聞學術研究的需求，因而受到了普遍的認可與贊同。
在這種報刊書寫范式的指導下，中國新聞史通史中的《大眾日報》往往只是作為山東地區一份重要的黨報存在，寥寥數筆，無法深入了解這份報紙在不同時期的發展與變化。個案類的研究成果也往往局限于《大眾日報》在不同時期宣傳的內容以及對革命進程的推動。至于報刊的地域性特點、報刊對社會關系是否產生了“自變量”式的影響，則被研究者忽視了。2015年，有學者提出了新報刊史的理念，這是一種新的書寫范式，側重于“以媒介實踐為敘述路徑”，①考察報刊與社會演化的關系，“新報刊史與既有的報刊史路徑之間，構成復數而非彼此消漲的關系”。②本文在新報刊史書寫范式的框架下，突破“革命史”范式研究的視域，對《大眾日報》早期主流媒體角色的建構和社會影響進行再梳理。
主流媒體的概念辨析
何謂主流媒體？這個話題一直在學界和業界存在著爭議。新華社2004年開展了“輿論引導有效性和影響力研究”課題研究，該課題認為主流媒體有六條評判標準：1.具有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具有一般新聞媒體難以相比的權威地位和特殊影響，被國際社會、國內社會各界視為黨、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意志、聲音、主張的權威代表。2.體現并傳播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與主流價值觀，在我國即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與之相適應的價值觀，堅持并引導社會發展主流和前進方向，具有較強影響力。3.具有較強公信力，報道和評論被社會大多數人群廣泛關注并引以為思想和行動的依據，較多地被國內外媒體轉載、用、分析和評判。4.著力于報道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重要動向，是歷史發展主要脈絡的記錄者。5.基本受眾是社會各階層的代表人群。6.具有較大發行量或較高收聽、收視率，影響較廣泛受眾群。③
如果用這六個標準來衡量革命時期的黨報，很難稱為主流媒體。在新聞史研究中“理所當然”地把黨的報紙列入主流媒體，也未見有說服力的解釋與論證。當前學術界對于依附于“革命史”的新聞史研究的質疑也正來源此。另外，革命時期的國情特殊，評價革命時期的黨報是不是主流媒體不能照搬西方的標準，以閱讀人群是否是主流人群來衡量，也不能完全等同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評價標準。那么，學術界為何會不約而同地把革命時期的黨報視為主流媒體？其評價標準是什么？
本文認為，主流媒體首先應該對時代的關鍵問題做出回應。其次，主流媒體應該對具有歷史推動作用的大多數人發揮其影響力。革命時期的黨報以民族革命為宣傳中心，其輿論方向代表了時代的潮流，弘揚了主流價值觀，并且深入人心，影響力巨大，這是其理所當然成為主流媒體的立足點。
《大眾日報》的媒介實踐與社會影響
1939年1月，《大眾日報》創刊于山東沂水，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敵后抗日革命根據地創刊較早、影響較大的一份報紙。由于抗日根據地建立在廣大的農村，尤其是抗戰的政治領導力量與活動范圍轉入鄉村，因此，《大眾日報》作為黨領導的區域性報紙的代表，其主要的影響范圍是在山東的鄉村，其主要宣傳教育的對象是山東的農民。在抗戰時期，《大眾日報》一直以民族革命為宣傳中心，其輿論代表了時代的潮流和方向，傳統研究范式下對《大眾日報》的研究多半僅限于此，即僅僅關注《大眾日報》宣傳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意義，媒介成為革命的工具。而在革命過程中《大眾日報》作為一種媒介，是否改變了傳統社會的價值觀念甚至是社會結構，歷來新聞史的關注度是遠遠不夠的。實際上，《大眾日報》從誕生之日起就與黨的政治宣傳緊密結合，以民族革命的時代主題為中心，同時摒棄不利于人民解放的舊道德、舊風俗，將集體主義、階級意識、團結意識、男女平等等觀念滲入到群眾中去，新的社會道德和價值觀念成長起來，并且改變了山東農村原有的社會格局。
1.民族革命成為時代的主題
在宣傳民族革命中，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對日軍在山東軍事上的兇殘、政治上的誘降、經濟上的掠奪、文化上的奴役進行了全面、立體的揭露，激起群眾的憤怒、對敵人的仇恨，使農民明白“傾巢之下，安有完卵”“唇亡齒寒”的道理。比如在《清河人民向全國控訴敵殘殺奸淫史無前例》《老人》《敵寇暴行種種》《馬頭莊的血債》等文章中，《大眾日報》通過日軍對婦女、兒童、老人、手無寸鐵的平民所犯下的慘無人道的暴行的揭露，激起民眾的悲憤，從而激發了民眾的抗日激情。另一方面，通過對“減租減息”經濟改革的宣傳，把經濟利益引入政治動員，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各階層民眾抗日的積極性。《大眾日報》重視減租減息的宣傳是在1942年5月之后，報道的形式多種多樣。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同是革命時期的兩大任務，但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階級矛盾讓位于民族矛盾成為次要的社會矛盾，因而《大眾日報》的宣傳中民族革命的斗爭與宣傳占據著主體地位。
2.集體主義成為抗日軍民的行為原則
為強調集體主義原則，《大眾日報》特別注重宣傳個人為了集體犧牲自我的奉獻精神，樹立英雄形象，比如王金如、希伯、劉信、李三等都是《大眾日報》樹立的典型。同時，《大眾日報》也特別注重對群體力量的宣傳。在這類宣傳中，個體的力量或許是微不足道的，但如果每個人都最大限度地貢獻力量，就可以做出偉大的功績，就可能成為英雄，正如古斯塔夫·勒龐所說的“在群體中，每種感情和行動都有可傳染性，其程度足以使個人隨時準備為集體利益犧牲他的個人利益”。④抗戰時期，《大眾日報》塑造出許多群體英雄。提到山東抗日，人們都會想到鐵道游擊隊、地雷戰、沂蒙紅嫂，像《十八壯士抵抗五百多個鬼子兵》《鋼鐵的連隊》《白山周圍群眾全部搬光決不“維持” 民兵日夜守衛山頭敵軍寸步難行》《黃石板坡群眾三百支土槍抗擊千余偽軍》《這是咱八連救下的朱村》《十勇士》《八十勇士對一千五百獸兵——何萬祥連又一英雄創造》等文章樹立的都是群體英雄形象，這些群體英雄依靠共同合作的精神完成了許多難以想象的任務。通過長期一致持續的宣傳，集體主義成為山東抗日軍民的行為原則。
3.階級屬性成為劃分社會群體的新標準
“減租減息”運動的宣傳，破壞了傳統鄉村社會的地緣意識和血緣意識。《大眾日報》關于減租減息的宣傳是在1942年5月之后，要晚于其他地區，這源自于山東獨特的社會文化環境。山東是圣人之邦，封建傳統濃厚，這也使山東地緣意識和血緣意識較其他地區更加根深蒂固，接受新的思想、新的觀念更加困難。1942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劉少奇，從中共中央山東分局返回延安途中，經過湖西地委到達冀魯豫區黨委所在地，對邊區發動群眾的工作和對敵斗爭策略問題做了重要指示。他把認真實行減租減息看成堅持和鞏固抗日根據地、不被敵人擠垮的根本一環。因此，從1942年5月《大眾日報》開始重視“減租減息”的宣傳，從5月1日發表社論《紀念“五一”切實進行減租減息改善雇工生活》開始，至7月28日，《大眾日報》發表本省關于雙減增資的報道114篇，平均每期4篇多，這是《大眾日報》創刊以來第一次系統地集中力量報道群眾運動，大大加強了報紙的黨性、指導性和群眾性，沖淡了農村傳統社會的宗族血緣認同和地緣認同意識，培養了農民的階級斗爭思想。
4.改變了“男尊女卑”的傳統價值觀
中國社會是個男女有別的社會，“男女有別意味著在行為上按照一定的規則經營分工合作的經濟和生育事業”，⑤生下來就已經決定的社會關系不會創造新的形式，從而保持了社會的穩定。《大眾日報》不僅鼓勵婦女動員親人參戰，積極參加生產，支持抗戰，并且也鼓勵婦女成為像男子一樣的國民，參加抗戰，奮勇殺敵。在這些報道中，女性的性別被忽視，或者作為改變傳統女性形象的例子出現。《七個婦救會員為國壯烈犧牲》中塑造了七個為祖國、為民族、為千千萬萬受壓迫的姐妹們壯烈犧牲的英雄形象。據統計，“山東省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女烈士達277人”。⑥人對自我的認知部分來自于生活經驗，在與男子共同抗戰的過程中，山東根據地的婦女認識到女性巨大的潛力，改變了“女子不如男”的觀念，以積極自信的姿態加入革命的陣營。她們積極參加各種婦女救國會組織，踴躍參加縣、區長和鄉、村長的競選，一方面在民主革命的進程中爭取婦女的自由，另一方面也通過革命實踐證明了婦女的力量。
結 語
1939年山東的農村地區產生報紙的社會條件并不成熟，革命是《大眾日報》發展壯大的社會基礎和直接推動力。在革命戰爭時期誕生的《大眾日報》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形態，并且也代表了今后一段時期內中國報刊的發展方向，那就是地方化、通俗化、大眾化。同時《大眾日報》通過在革命戰爭時期的宣傳改變了鄉村傳統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格局。在革命的邏輯中，這種革新是歷史的必然，合情合理。
【本文為2017年度山東大學人文社科重大項目“中國新聞人史料學建設研究”（批準號：17RWZD11）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黃旦：《新報刊（媒介）史書寫：范式的變更》[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年第12期
②陳力丹 陳輝 朱至剛：《2015年中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國際新聞界》，2016年第1期
③《主流媒體如何增強輿論引導有效性和影響力之一：主流媒體判斷標準和基本評價》[J]，《中國記者》 ，2004年第1期
④【法】古斯塔夫·勒龐著，馮克利譯：《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M]，中央編譯出版，2004年版，第17頁
⑤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 鄉土重建》[M]， 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46頁
⑥王國敏：《20世紀的中國婦女》[M]，四川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頁
（作者為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山東建筑大學藝術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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