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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趙琳 張依盟

參加在曲阜舉辦的尼山論壇,更像是孔子研究院院長楊朝明的“主場”。

“前不久有人問我,到尼山來過多少次?我在曲阜學習工作了37年,如果算每年來三次,大概有一百多次,但有時候一個月就來三次。這是我比很多儒學研究者幸運的地方。”他幽默地說。

第五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上,楊朝明在大會上發表主題演講。記者對他進行了采訪。

記者:當年孔子有三千弟子,追隨者眾多。如今外國人也很崇拜孔子,現在研究儒學的人越來越多,學者們都力圖從儒學中尋求解決對抗與沖突的答案。能分析一下原因嗎?

楊朝明:的確是這樣。上世紀80年代,有諾貝爾獎獲得者提出:“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我們理應對中華文化的歷史傳統、價值內涵和現實意義有更深入的認識,“文化自信”正是源于充分的“文化自知”。

中國的先民們認知世界,以天地為師,著眼古往今來,關注四方上下。在中華文化的早期典籍中,“天下”“萬方”“四海”之辭層出不窮,這源于中華文明的天下觀、世界觀、整體觀、系統論,在與世界互動中,他們深刻理解“天道成而必變”“道彌益而身彌損”之類的道理,講究注焉不滿,酌焉不竭,當位而行,允執厥中。

看清中華文明的綿延之路,探悉中華文明的深遠遼闊,就會看清:中華“先哲”“先王”站在人類發展的中心點,思考“人心”與“道心”的關系,為人類謀福祉,系統而完備。如果更多走近中國早期文明,看到它的高度和深度,就可以知道: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夢,不僅是嘹亮的呼喚,更是洋溢的動力。

記者:中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從中華文化的智慧中汲取解決全球性問題的智慧,貢獻“中國方案”,很多國內外學者也紛紛探討回應。您認為這種文化自信從何而來?

楊朝明:回顧傳統聚焦當下,在儒家看來是天然之舉,因為儒學本身就是一門經世致用之學。而且在我看來,孔子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自信的大家,他的思想、生平,都體現了這一點。

在“諸子百家”中,孔子最重視對傳統的繼承總結與凝練提升,故而更具有生命力。孔子以后歷代思想家思考世道人心,都在孔子思想的基礎上繼續發展與弘揚,所以,孔子才被尊為“萬世師表”,他創立的儒學才影響更加久遠,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

孔子的自信,源自他對禮樂本質的把握,源自他對人性和人的價值的思考。有弟子問“十世”以后的治世之道是否可知,孔子說別說“十世”,即使“百世”也可以知道。孔子認為,社會治理的根本,無非就是人心的端正,就是在人們心中筑起道德的堤防。夏、商、周三代,禮的形式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損益”,但禮的根本精神永遠不會變。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他治理中都僅一年時間,便成為各地學習的樣板。魯國國君問孔子:用你的辦法治理魯國,怎么樣?孔子說:“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孔子相信自己的為政方略有廣泛的適用性。

由“中都”而“魯國”而“天下”,這是空間的放大；由“三代”而“十世”而“百世”,則是時間的綿延。這顯示了孔子思想的“時空維度”。他的高度與宏闊可見一斑。

記者:您在很多場合說過,“文化自信”源于充分的文化自知。那么您認為目前我們的儒學研究闡發、傳統文化的普及實踐工作,能做到“自知”嗎?

楊朝明:我舉兩個小例子。孔子說過“君子不棄”。有一次我參加一個討論君子文化的學術研討會,有人發言說:孔子排斥器物之學,中國近代科技落后挨打,是因為孔子的學說。前段時間,我參加一個職教教材編寫,有人提到:孔子學說和職業教育格格不入,因為孔子說“君子不器”。

這兩個例子說明什么呢?在儒學的研究、普及這兩方面,都有人存在誤讀。如果“君子不器”是輕視器物之學的意思,那孔子說過“君子藏器於身”怎么理解?“器”的意思,就相當于我們的手機,當善用它,就能幫助我們,如果不善加利用,再好的東西也枉然。

孔子儒家關注根本,將個人的修養放于中心點,反求諸己,從而聚焦于發展,聚焦于成長。擴而充之可保四海,反此甚至不能事父兄。這樣的思維并不東張西望,沒有左顧右盼,而有深邃的動力和發展的持續性。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眾星拱之。”面對紛紛擾擾的多元追求,有德之民族,有德之國度,有德之文明,像北辰燦然居中,這應該正是中國在世界中的文化坐標。我們要認清自己的文化方位,思索中華文化的競爭力,思考中華文明與人類共同價值之間的關系。我們在忙于為“優秀的傳統”制作“得體的時裝”時,還要更多地在認真理解“優秀的傳統”上下功夫。

許多人在世界文明面前感到迷茫、在西方文明面前感到卑微,缺少的是對自身文明符合歷史真實的認知。理解到這一點,才能達至真正的文化自信；惟其如此,才可以與全人類共享中華文化的偉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