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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學者已經注意到，在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原來有人曾經預測過的西方文化也會一統天下的局面并沒出現。相反，文化多元化的勢頭在明顯增強。盡管，在“勢”的層面，基督教文化依然咄咄逼人，儒家文化依然被懷疑，但是杜維明幾年以來一直強調，儒家參與各個文明平等對話的契機已經到來。參與對話的基礎，就在于儒家深厚的人文主義。　　　

　　杜維明近年來積極參與世界范圍內的文明對話，并大力倡導“對話”文明，和各個宗教的世界領袖都有交往，這些宗教領袖和其他不同背景的有心人士對于儒家和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均得益于杜維明的大力推介。同時，杜維明也認為儒家文明和中國文化，應該有更大胸襟向世界各個文明學習。

　　“新人文主義”思潮

　　張豐乾：杜先生，祝賀您獲得人文主義杰出成就獎，我們覺得您獲獎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儒家或者整個中國文化有很厚實的人文主義資源。我們對于西方啟蒙思潮以來的人文主義也比較熟悉。但是，如果考慮到美國社會仍然是一個宗教社會，在美國討論人文主義是比較容易的，而宣稱自己是“人文主義者”而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則有些“非同尋常”（unusual）。目前為止，在美國的國會議員中，只有一位公開宣稱自己是人文主義者。從另一方面來看，獲得美國人文主義者協會和哈佛人文主義者牧師會所獎勵的，都是美國本土知識界、文化界、和政界的精英以及其他宗教和文化背景中的代表性人物。根據您的觀察，在美國本土興起的“新人文主義”思潮，其背景是什么？　　　

　　杜維明：以哈佛為例，1838年，愛默生在神學院發表了著名的“神學院演講”，他說耶穌只是一個偉大的人，并非神，人應該按照道德律令而不是宗教教條生活，在他演講的中間，有一半的神學家和牧師退場抗議。在他發表演講的禮堂，我曾經和著名的神學家考夫曼（Gordon Kaufman）有一次關于創造性的耶儒對話。可以說美國的人文主義一直是在成長中，一方面是美國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人文主義者的組織也在不斷增多。在思想界，比較徹底地否定宗教的思想傾向也出現了，比如愛德華·威爾遜在美國科學界和思想界都有很大影響，他從社會生物學的角度，希望科學人文主義可以取代宗教，被稱為“新達爾文”。　　　

　　張豐乾：我注意到哈佛人文主義者牧師會現任牧師格里格·愛潑斯坦對您的觀點還有不同看法，比如，他說對于您公開批評“凡俗的人文主義”有些難以理解。我推測，“凡俗”是西方文藝復興以來所苦苦追求的生活方式，而在漢語語境中，“凡俗”或者“世俗”一直是一個貶義詞。　　　

　　杜維明：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他們雖然給予我這個獎項，但是我覺得有些不安。我在受獎辭的開始就說明我所理解的“人文主義”和一般意義的“凡俗的人文主義”有很大不同。“凡俗的人文主義”是啟蒙以來發展起來的大傳統，有很多資料證明，18世紀前后歐洲的啟蒙主義多方面受到中國思想的影響，當然主要還是從歐洲思想界內部，對于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的批評中發展出來的，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對于基督教神學的反感是非常強烈的，有時候不惜使用血腥的字眼。因為啟蒙思潮是從反對宗教和神學權威開始的，在批判荒謬的宗教信仰的同時，不僅消解了神圣性，把人的最高的精神追求和價值訴求也切斷了。凡俗的人文主義或者說舊的啟蒙思潮有兩個盲點，剛才說的是一個，另外一個是相信知識就是力量，相信人類可以把握自然，了解自然的目的是征服自然，宰制自然。把自然界只當做人類發展的資源。這兩個盲點，哈貝馬斯的哲學里面已經涉及到了，他提出啟蒙還沒有完成，但是在他目前的思想體系中，宗教幾乎不占重要的地位。　　　

　　另外一方面“凡俗”是和“神圣”相對的，儒家的思想特點是最高的人文理念，要在最平實的日常生活中體現，僅僅從“凡俗”的角度，是不足以理解“人文主義”的完整性的。所以我們提出，對于“人之為人”的理解不僅要超越人類中心主義，也要超越人類學意義上對人的理解。1967年，林·懷特(LynnWhite)發表過一篇著名的文章，批評基督教的信仰和神學，是生態危機的根源，因為基督教主張人類中心主義。目前基督教神學家仍然需要回應基督教是人類中心主義的挑戰，很明顯，基督教是對自然抱著宰制的態度，目前有一些神學家試圖從生態環保的角度，把宰制改造為“愛惜”和“保護”，但是這種轉向并不是很容易。　　　

　　基督教與儒家的比照

　　張豐乾：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從“人文主義”的角度批評基督教由來已久；而儒家又長期被批評為“缺乏宗教性”。　　　

　　杜維明：陳來的觀點就是中國早期宗教有一個人文轉向，而梁漱溟先生則認為中國文化的理性和人文精神“早熟”。而另外的批評就是儒家只有“內在超越”，沒有“外在超越”，造成很多缺失。按照韋伯的批評，新教主張世俗社會和上帝的分離，因為分離，所以從“上帝”的角度，對世俗社會有很強的轉化力量。而儒家則是因為認同現實社會，所以和現實政權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比較缺乏批評現實和轉化現實的能力。我和一些基督教神學家的爭論也是在這里。如果你把儒家對于現實社會的認同當做是對于理想的放棄，那是很大的誤解。比如，儒家常常把堯舜作為圣王的典范，作為君主，不僅在理論上應該學習圣賢，而且在歷史現實中，就出現過這樣的典范。因此，儒家的君主理想不是建立在烏托邦的基礎上的。這樣，它的轉化的能力可能更強，甚至構成“非如此不可”的壓力。另外，很多儒家學者不僅是入世的，而且當過地方官，每天都要處理訴訟、稅務、河道、建筑、軍事、民族、祭祀等各種問題，接觸大量最丑惡的現象，他們對于復雜的現實社會的理解遠遠要超過在象牙塔里的知識分子。你不能說他們沒有莊嚴的理想，他們更不是“膚淺的樂觀主義”。我也不同意中國儒家傳統中壓抑了“幽暗意識”的說法，儒家的“憂患意識”對于人性的有限性、破壞性以及人的存在條件的陰暗面有充分的認識。以前我們對于這一方面的了解可能太過簡單了。

　　張豐乾：另外，愛潑斯坦也強調他們的“新人文主義”依舊非常堅持自由、民主、人權，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是不可剝奪的。而儒家歷來和專制整體是相輔相成的。這個質疑是很有代表性的。我注意到梁漱溟先生指出過，中國是禮讓社會，希望能建立“政黨綜合體”，如果中國推行西方式民主，會導致“選災”。　　　

　　杜維明：我同意他們關于“新人文主義”的說法。至于儒家的思想，則沒有那么簡單，比如，思孟學派就是有很強的抗議精神。但是，我也很擔心所謂“新左派與儒家結盟”的趨向。關于民主，在美國大致上有兩種理論，一種是認為民主是可以量化的，比如有多少公民可以投票，有幾個政黨競爭政權等等；另外一種是認為選舉不能解決問題，而是要盡可能擴大公共空間，使政府的決策透明，有效率，不能一意孤行。兩種理論各有長短。哈耶克（F.A.Hayek)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徹底的自由主義者，但是他對于民主有深刻的憂慮，因為他自己是貴族出生。埃塞亞·柏林（Isaiah Berlin）關于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區分也值得注意。

　　張豐乾：我另外還注意到梁漱溟先生關于“和解”的思想，內容很豐富。目前世界上各種意識形態的尖銳對立還比較普遍，各個宗教中極度排斥“異端”的力量還比較強大，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杜維明：這中間有自我文化身份的認同問題。沒有身份認同，精神沒有歸宿，而狹隘的自我認同，必定會導致沖突和矛盾。認同是和適應相呼應的，適應越好，說明認同越有價值。一般認為，理性程度越高，越寬容。但是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原教旨主義也很有市場。這里面的分寸很難把握，但是需要自覺的自我認同的兩面性。從長遠來看，還是需要文明對話。阿瑪蒂亞·森甚至認為任何認同都會導致沖突，最好不要強調任何身份。

　　儒學的宗教性

　　張豐乾：我們在美國也接觸到一些華人基督教會，他們的組織形式很發達。而儒學或者儒家的宗教性要落實下去可能會有很大挑戰，對于知識分子而言，通過閱讀經典，參加討論等等，實現對于終極關懷的追求大概沒有問題，但是對于民眾而言，儒學的宗教性或者儒教意味著什么？　　　

　　杜維明：這個問題的確非常重要。我個人對于祭孔、塑像、建廟、漢服等形式化的儒教理解不夠，所聞所知很片面。但是，儒教在印尼、韓國等地已經是成形的宗教，在中國民間，我想也有多樣的形式。要注意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經過啟蒙思潮的沖擊，很多中國人對于傳統的價值觀念在形式上都有抵觸情緒，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些觀念的實質在生活中也消失了，比如“孝”、“中庸”等。現在，在觀念的層面，也有很大變化。另外，文革時期，關于孔子和孟子的很多文物都是靠當地的農民或工人所保護的。中國傳統社會的農民是受尊重的，代表了最基本的美德，而西方則是長期鄙視農民。

　　張豐乾：您的意思是說，除了知識界、學術界的努力以外，也要注意民間資源和呼聲。　　　

　　杜維明：不僅如此，在文化中國地區，因為長期的反傳統運動，現在某些知識分子成了思想資源貧乏，創造力蒼白的群體。反而是更廣大的人民，包括企業家、商人，他們身上有豐厚的思想資源和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活力，也包括民間宗教的信仰。所以，到民間去，不是向他們傳教，而是向他們學習。我們最怕的是無知但是又傲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