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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青島出版集團策劃的青少年黨史教育讀物《寫給青少年的黨史》正式出版。
《寫給青少年的黨史》由我國著名黨史專家邵維正教授擔綱主編，中央黨校、國防大學的多位黨史專家組成創作團隊，中國史學會會長李捷、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張啟華擔任學術顧問。
”
《寫給青少年的黨史》
邵維正主編
青島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
叢書緊緊圍繞“中華民族是怎樣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這一主旨，突破傳統的章、節、目框架結構，以問答形式展開論述，梳理歸納了當代青少年最為關注的60個問題，突出重點、難點、熱點、亮點，按黨史發展脈絡分編成6卷，依次為《中國有了共產黨》《紅色星火燎原》《戰火中成長》《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春天的故事》《筑夢新時代》。每卷既獨立成書，連貫起來又構成一個整體，能夠系統地反映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概貌。每個問題后設有“名言金句”“讀黨史長智慧”欄目，以幫助青少年更好地掌握主要內容和精髓啟示，引發思考，從中受益。
叢書史料準確，考據嚴謹，敘事親和，語言生動，極富感染力。以黨史故事作為切入點，由淺入深，鞭辟入里，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放在更廣闊的時間和空間進行研究，為青少年讀者展示了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矢志不渝的巨幅畫卷。
近日，《寫給青少年的黨史》座談會在京舉辦，與會專家學者圍繞“紅色基因，薪火相傳”這一主題進行了深入研討。大家一致認為，青少年是未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力軍，為青少年講好黨史、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鑄魂育人，是時代賦予黨史研究者、出版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在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的重大時刻、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的關鍵節點、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當下，出版一部面向未來、培根鑄魂的青少年黨史讀物可謂恰逢其時。
《寫給青少年的黨史》的出版，填補了黨史教育青少年讀本稀缺之憾，創新了黨史的故事化敘述和表現方式，是黨的理論通俗化和大眾化的一次探索與嘗試。
據悉，《寫給青少年的黨史》叢書甫一出版即廣受關注，先后入選2020年度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中宣部2020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中宣部優秀通俗理論讀物出版工程、共青團中央中學（中職）團員黨史學習教育參考書目。
精彩文摘
探索的道路往往曲折
大約 100 年前的中國，急于改造舊中國的人們，特別是充滿熱情、 敢想敢干的學生，組織了多種多樣的社團，研究和運用流行的救國理論，在廣大鄉村和城市中大膽開 展社會實踐，試圖從中找到挽救中國的良方。
五四運動后，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探索救國方案和研究宣傳新思想的潮流。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社會主義”在中國成為流行語，甚至一些軍閥、政客也以談論社會主義為時尚。
然而，當時人們眼中的“社會主義”，既有馬克思主義，也有無政府主義，如新村主義、互助主義、工讀主義等等，甚至無政府主義一度在中國更流行。
一些進步青年就像小馬過河一樣，在比較和試驗中探尋真理，選擇自己信仰的主義。
1918 年 6 月，受新村主義思潮影響，毛澤東從湖南省立第一師 范畢業寄居長沙岳麓書院時，曾和蔡和森、張昆弟等人踏遍岳麓山的各個鄉村，想建立一個半工半讀、平等友愛的新村。他們在這個新村里自學，討論改造社會的問題，自己挑水拾柴，把蠶豆和大米煮著吃。但是，這一實驗很快就因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事情而中斷了。
后來，毛澤東曾設想了一個理想社會的藍圖:創造新學校，實行新教育，讓學生們在農村半工半讀;再由這些新學生創造新家庭，把若干個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創造一種新社會;在這個社會里，設立公共育兒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廠、公共醫院、公共劇院等等;以后，把這些一個個的新社會連成一片，國家便可以逐漸地從根本上改造成一個大的理想的新村。
這是不是有點兒“地球村”的感覺呢?這個設想，即使放在今天， 也是十分超前的。
然而，在北洋軍閥的殘酷統治下，中國鄉村的封閉落后與這種理想社會的現實差距豈止隔了十萬八千里? 不過沒關系，既然田園新村建設有困難，富有熱情的革命青年又把目光投向城市。
1919 年底，28 歲的少年中國學會執行部主任王光祈發表了《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提出在全國各大城市建設“工讀互助團”的設想。這個倡議得到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等思想界和教育界名人的廣泛支持。
不到半個月，北京大學、北京工業專門學校、北京師范學校和女子高等師范學校附近就開設了 4 個工讀互助團，經營日用品、食堂、 縫紉、刺繡、洗衣等項目。
不久，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廣州等地先后成立工讀互助團，試圖按照“人人做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過“共產的生活”， 然后“用工讀互助團去改造社會，改造社會的結果，就是一個頂大的工讀互助團— 工讀互助的社會”。
恰在此時，毛澤東率領代表團來到了北京，向北京政府請愿，要求撤換湖南督軍兼省長張敬堯。在此期間，毛澤東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還饒有興趣地參觀了王光祈試辦的女子工讀互助團，對新村式的改良表現出了熱情。同時，在與李大釗的頻繁接觸中，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也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他白天四處奔波，晚上在一盞小油燈下伏案讀書。他讀了許多有關俄國革命的書，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介紹共產主義的圖書。
毛澤東對各種思想特別是馬克思主義都進行了研究，思想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對那些未經過自己深思熟慮和透徹了解的問題，他是不肯輕易地做出判斷的，所以在給好友的信中，他說自己對于“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
在社會時尚潮流的影響下，青年毛澤東于 1920 年 5 月在上海親 身體驗了工讀互助團的生活。他和幾個同學租了幾間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讀書，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毛澤東承擔了洗衣服和送報紙的工作。經過親身實踐，他很快察覺到這種團體生活有難以克服的現實弊端，便停止了試驗。
同樣，各地的工讀互助團也很快遇到了很多無法克服的困難。辦食堂的，因為“事少人多，入不敷出”，連組織社團的 8 個人自己都沒得飯吃;開洗衣局的，“辦了兩個多星期，僅僅收入七十幾枚銅子”。
特別是一些青年學生，加入工讀互助團就是想躲進“世外桃源” 過共產生活，企圖以此脫離家庭、脫離學校、脫離婚姻。這很快在社會上引起了激烈爭論，各地的工讀互助團也隨之解散。
事實教育了人們，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尋求救國救民的新出路。
然而，馬克思主義要從當時流行于中國的種種“主義”中脫穎 而出，為我們的革命前輩所認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1919 年 7 月，曾經參與發起新文化運動的胡適發表了題為《多 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主張用實用的態度，一點一滴地去改良社會;認為談馬克思主義沒有什么用處。這種觀點聽上去很務實，但根本錯誤就是李大釗、陳獨秀所指出的— 如果 沒有共同的理想和主義，不對社會做根本變革，具體問題就沒有根本解決的希望。
后來，張東蓀、梁啟超等人也發表文章，認為中國經濟落后，大多數人沒有知識，不能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也不能建立共產黨，只能發展資本主義，靠實業富國。這種觀點似乎既務實又重長遠，卻正如李大釗、蔡和森等指出的— 帝國主義國家只想把中國作為剝削 的對象，并不會允許中國發展真正強大的實業和成為強大的國家。
無政府主義者則更為激進和具有迷惑性。他們主張“滅除資本 制度，改造共產社會，且不用政府統治”，實現“無地主、無資本家、無首領、無官吏、無代表、無家長、無軍隊、無監獄、無警察、無裁判、無法律、無宗教、無婚姻制度之社會”的“十三無理想”，追求“社會上唯有自由，唯有互助之大義，唯有工作之幸樂”的社會目標。這個主張聽上去很革命、很美好，卻因為在現實中根本實行不了而成為嚴明組織紀律的阻礙，渙散了革命斗志。
真理越辯越明。通過多次論爭，不少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了進一步了解，一批青年人逐步認清了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界限，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改造中國社會的必然選擇，從而堅定地集合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