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國馬上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地位’,顯然是弊大于利。”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今天在此間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當年,中國加入WTO的談判桌上,就是戴著中國絲巾的巴爾舍夫斯基與龍永圖代表美中兩國簽署了協議。
巴爾舍夫斯基的回答大大出乎很多在場記者的意料。記者們本來希望她能對中國如何盡早爭取到這一“地位”提出好的建議。
巴爾舍夫斯基是在出席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第37屆國際大會時作出上述表示的。事實上,在今天的午餐會上,巴爾舍夫斯基已經讓來自各國的參會代表們驚訝過一次了。
“在你們想得到某種東西之前,千萬得小心。”她說。她這句話的意思是,建議中國在希望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地位”之前,好好考慮一下,獲得這個地位到底是利大,還是弊大。
“如果馬上就獲得這一地位,將使中國同時陷入歐美的反傾銷控訴和反補貼控訴的雙重威脅中。本來你們只需要面對其中的一個。”巴爾舍夫斯基說。
巴爾舍夫斯基以美國的“反補貼法案”為例解釋說,根據有關法案,反補貼法不適用于非市場經濟國家,但可以適用于市場經濟導向的行業。也就是說,作為貿易救濟手段之一的反補貼調查,對目前被認定為非市場經濟國家的中國并不適用。這對美國來說就意味著,針對中國可以合理使用的貿易救濟手段就只剩下了反傾銷調查一種。
一旦中國被認可為“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就不僅要面對歐美的反傾銷法案,同時還要應對反補貼法案。
“中國被認為是非市場經濟國家,它的行業可能會在反傾銷應訴時受到更為苛刻的待遇,是不利的一面。但較之被認可為市場經濟國家后在反補貼上遭到的損失,仍然是后者為大。”巴爾舍夫斯基說。
巴爾舍夫斯基認為,這種法律后果(反傾銷與反補貼相互累加)對中國的影響將非常大,而且影響范圍廣泛。這實際意味著,中國任何享受了政府補貼的行業和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在出口時將首先面對這個問題。
在對反補貼調查進行應訴時,必須把那些補貼的價值算出來。“但由于中國現在很多領域尚有行政控制因素,所以,無法確切地算出來這個補貼的價值到底是多少。”巴爾舍夫斯基進一步指出,在中國,很多國有企業都享受到政府給予的特別待遇,比如用水、用電、土地租金、稅收等。“中國非常希望自己的發展和市場能被國際社會認可,可以理解。但具體到‘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地位’這個問題時,我仍然認為,中國應該從務實的角度仔細考慮一下其中的利弊關系。”巴爾舍夫斯基說。
此前,國內媒體報道了前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的觀點———“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不需要別國承認”,引發了學界的一場廣泛爭論。“我同意龍永圖的觀點。”巴爾舍夫斯基鮮明地表示了對當年談判桌上“老對手”的支持。
“我不同意巴爾舍夫斯基的觀點。”今天,獲知巴氏的觀點后,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所長李曉西教授對本報記者說。李曉西被認為是中國政府爭取“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積極的民間推動者之一。
李曉西認為,這并不是簡單的利弊計算問題,而是有關中國在國際貿易中能否得到公平對待的問題。他舉例,彩電業是中國市場化程度最高的行業,居然被美國判定為非市場經濟行業,導致在反傾銷訴訟中屢屢敗訴。“如果因為害怕反補貼控訴而放棄了爭取,是否有違WTO要求推行公平貿易這一最基本原則和精神?”李曉西反問道。
李曉西認為,歐美近期給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地位”惟一可能引發的不良后果是,國內有些人會因此產生一種誤解,認為我們已經是成熟的市場經濟了,不需要繼續完善和推動改革了。
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張漢林則支持巴爾舍夫斯基和龍永圖的觀點,并同意巴氏的利弊比較。作為研究WTO的專家,張漢林曾在中國政府的入世談判中提供了大量的民間支持。
張漢林說,在入世協議里根本就不存在所謂“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地位”這個名詞。事實上,由于各國實行不同的貨幣政策和經濟政策,世界上根本找不出一個完全統一的“市場經濟國家”標準。
“市場經濟國家”這個概念僅僅在企業遭到他國反傾銷時適用。張漢林認為,這個問題應該被謹慎地局限在反傾銷中,而不應該放大到整個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改革層面對待。
數據顯示,即便是被歐美視為市場經濟國家的日本、韓國、印尼、俄羅斯等國家,其企業在應對反傾銷控訴時的勝訴率也不超過40%。“最重要的是,我們努力爭取獲得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反而可能給我們帶來更大的損失。”張漢林強調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