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楊以增在故鄉聊城建筑了專門的藏書樓——海源閣，后來盛極一時
□清光緒十八年（１８９２年）冬，劉鶚冒雪前往海源閣，竟不能得見海源閣藏書，像劉鶚這樣被海源閣拒之門外的文人學士不在少數
□在海源閣藏書印中有一方“子子孫孫永保用享”，美好的夢想在戰火中隨著諸多珍本星散四方而破滅，為歷代書厄添加了辛酸的一筆
南北之精帙萃于山左一隅
清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開始，就在這一年楊以增在家鄉東昌府（現山東聊城）建筑了專門的藏書樓——海源閣，該樓坐落于城內萬壽觀街路北楊氏宅院內，面南背北，二層四間，楊以增親書匾額。
海源閣建成的最初幾年，其藏書還在一般水平，后來盛極一時歸因于兩次機緣。
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年）楊以增開始到“人文淵藪”的江南去做官。楊時任江南河道總督，不論從聲望、地位，還是資財上都為他廣收書籍提供了極大便利。最直接的一點，他在當地收集的大批書籍可以憑身份借助官方漕運糧船運回老家，聊城當時是大運河“九大商埠”之一，有了這樣的便利，“南書北運”就有了“捷徑”。再有就是當時江南一帶戰亂頻仍經濟崩潰，尤其是太平軍、捻軍在此與清軍作戰，兵燹連年不絕，江南舊家藏書多不能守，大量散失，流入市場，給楊以增大批收購珍貴善本提供了機會。如，號稱乾嘉間文獻之宗王、“三百年來藏書之巨擘”的黃丕烈（蕘圃），晚年家事多艱且病魔纏身，不得不賣書解窘，其所藏盡歸汪士鐘藝蕓書屋，咸豐初年，藝蕓書屋所藏復散出，大多歸于瞿氏鐵琴銅劍樓與海源閣，而以海源閣為最，其中經黃丕烈手校的書籍就達８０余種。除此之外，瞿氏恬裕齋、鮑氏知不足齋，以及韓氏玉雨堂元人集部書等均歸于海源閣，這是海源閣藏書數量質量的一次大飛躍。當時的藏書家江標說：“（海源閣藏書）大約吾吳舊籍十居八九，蕘翁（黃丕烈）之所藏，則又八九中居其七焉。”由此奠定了“南瞿北楊”的格局，海源閣與鐵琴銅劍樓一時并稱于海內。
海源閣藏書在楊紹和手里又得以精進。楊紹和善于鑒別古籍，在北京充翰林時專事收購圖書。時值慈禧發動宮廷政變，顧命八大臣以狂悖被殺，怡親王載垣也在其中，怡府建有樂善堂、明善堂、安樂堂專門庋藏珍貴圖籍，匯聚徐氏傳是堂、季氏靜思堂珍籍，宋版書多至數百種，異常珍罕。事發后楊紹和乘機購得善本不下百本。這樣，海源閣又匯聚了北方王府藏書之精華，正如葉公綽先生所言：“汲取南北之精帙，萃于山左之一隅”，傅增湘先生也慨言：“（海源閣）蔚然為北方圖書之府，海內仰之，殆如景星慶云。”
藏書者的苦心與借閱者的不滿
《老殘游記》的作者劉鶚在一首詩中寫道：“滄葦尊王士禮居，藝蕓精舍四家書，一齊歸入東昌府，深鎖瑯 飽蠹魚。”不言而喻，劉鶚在借詩發泄對海源閣拒他于門外的不滿。光緒十八年（１８９２年）冬劉鶚冒雪前往海源閣，竟不能得見海源閣藏書，掃興而歸，一番牢騷也在情理之中。像劉鶚這樣被海源閣拒之門外的文人學士不在少數，像歷城解元徐金銘為得見海源閣藏書求為楊氏童子師（即給海源閣第四代楊敬夫當老師），而最終也沒能如愿。
海源閣藏書實行絕對的關門主義，外人與戚族一概不能入藏書樓一步。這其中的苦心是外人不易理解的。歷來藏書聚難散易，稍有不慎便灰飛煙滅，況且時值戰亂頻仍，藏書之艱難更是苦不堪言，海源閣藏書搜集于亂世，其間感受更加深切，像楊氏藏書制定的“大亂居鄉，小亂居城”制度就是對付時局的不得已辦法。
楊氏藏書考慮縝密，楊敬夫在《曝書》中說：“我家遵守舊規，每二年或三年必曬書一次，全家共同從事，并預先邀同親友數人幫忙，由清明節起，至立夏止。據先世遺言云：‘夏日陽光強烈，書曝曬后，紙易碎裂，不耐久藏，且時多暴風雨，有卒不得收拾之虞；秋季多陰雨，潮濕氣盛故易襲入書內。清明節后氣候干燥，陽光暖和，曝書最為適宜，立夏后漸潮濕，即不宜曬書矣。”海源閣藏書盡屬珍本，外有木匣，內有錦函，曬書時將每冊書按次序散列案上，在陽光下曬一至兩個小時即移回室內，再按原來次序排列原架隔上，并用白絲棉紙將樟腦面包成許多小包，隨書在函中放入一二，但不得放入書中。此番工作之后，五至七天內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將藏書樓所有門窗悉數打開，以使日暖風和之氣徐徐進入，并將架隔上浮塵撣盡。過此時期即將全部門窗重行關閉，嚴密封鎖，同時封條安藏。
今天看來，藏書者的苦心與借閱者的不滿都是文苑中的佳話，盡管當時他們是那樣格格不入，但假以歷史的眼光，都十分可愛，而且值得尊重。
三次遭劫摧毀“子孫永保”夢想
民國十八年（１９２９年），軍閥王金發糾集殘部進駐聊城，其所從書記官蘭山樊天民、堂邑楊道南將海源閣之宋元秘籍、金石書畫擇優掠去，海源閣藏書慘遭損毀。
民國十九年，土匪王冠軍占據聊城，海源閣再次遭劫。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６日《中央日報》報道：“王匪除將楊氏藏書運走大批外，焚毀者尤居多數，甚至做飯用書燒火，睡覺用書作褥，吸大煙用書，擦槍、拭燈、擦桌子、擦鼻子無不以書為之，致價逾連城之古書，幾破壞凈盡……院內室外書籍滿地，廁所馬廄亦無地無之，院內書籍盡為大雨淋爛……”事后，楊氏點驗，計經部損失十之七，史部損失十之四，子部損失十之四，集部損失十之三。
此后，楊氏將殘存書籍部分運往濟南，剩留部分與楊氏用以刻印《海源閣叢書》的全部刻板、木活字、鐵范等則運往聊城西南田莊楊氏祖塋之旁的“弘農丙舍”。１９３８年日寇攻陷聊城，“盡遭火焚”。此為海源閣三次劫難。
在海源閣遭劫前的１９２８年，其末代主人楊敬夫先后兩次將海源閣珍善書籍運存天津，第一批２６種宋元珍本運津后，除宋本《會稽三賦》未售外，其余２５種先后為國內藏書家所購。第二批運津１１９種宋元本書籍，其中９２種經平津人士王紹賢、常耀奎等努力，１９４６年２月５日由北平圖書館正式收藏，另外２７種由山東省圖書館收藏（現存省博物館）。二次遭劫后的運濟之書經濟南人士辛鑄九、苗蘭亭、張蔚齋等努力，時任山東省立圖書館代理館長羅復唐斡旋，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歸入山東省圖書館收藏，共計２３００余種，其中元版書兩種、明版書３６８種，省圖辟海源閣書庫專藏，并配“奎虛書藏”閱覽室供讀者使用。
海源閣藏書起于戰亂，最終又大部分毀于戰亂。在海源閣藏書印中有一方“子子孫孫永保用享”，美好的夢想在戰火中隨著諸多珍本星散四方而破滅，為歷代書厄添加了辛酸的一筆。但它還是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劫后余珍”，以及為傳承中華文化自強不息的一個個身影與一段段往事。
·相關人物·
楊以增
楊以增（１７８７—１８５６年），清東昌府（今聊城）人，字益之，號至堂，晚號東樵，死后謚端勤。道光二年（１８２２）進士，歷官貴州、湖北縣、府、道知事，再授河南開河道，轉兩淮鹽運使，后擢任甘肅按察使，陜西布政使，權陜甘總督，總理糧臺，轉江南河道總督。楊為官能體察民情，在河道總督任上曾于除夕夜冒風雪暮宿河上，自備柴炭鹽米而不占用河工開支。林則徐對他人品非常欽佩，贊揚他“乃圣賢門中人也”，并在陜西巡撫任時薦舉楊代替自己接任。１８４０年，林則徐于廣州燒毀鴉片、抗擊英國侵略之時，楊以增建起了“北方名樓”海源閣，一位為維護國家利益同外敵浴血斗爭，一位在戰亂之際為傳承中華文化嘔心瀝血，兩位摯友以不同的方式為國家與民族竭盡自己的力量。
在《海源閣珍藏尺牘序》中，海源閣第二代主人楊紹和寫道：“林文忠公（指林則徐）與先君同宦楚、豫、秦、隴，投分最密，丙午（１８４６年），文忠撫關中，將引疾歸，適先君擢藩兩陜，遂舉以自代。有‘誠正清勤，明敏練達，實臣所不及’云。古所謂知己者非歟！”１８４６年，林則徐被調任陜西巡撫，楊以增調任陜西布政司，在這期間，許多奏折都是林、楊聯署的。在海源閣收藏中有林則徐寄給楊以增的親筆信札１７件，內容有論學問的，有論政治的，也有論及家庭瑣事的，不僅可以看出兩人道義之交的深厚及彼此政治見解的一致，而且可以了解到林則徐晚年政治生涯和精神面貌的一些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