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潤杰
    近日，一位小伙懷揣巨款被大風吹跑、一萬多元被路人撿拾卻沒有歸還的新聞登上了許多媒體的新聞版塊。在對這條新聞的評價中，許多人傾向于“人心不古”的說法，認為做好事的人越來越少、需要加強人們思想道德意識培養等。
    其實，做好事是需要道德支撐的。要求人們“拾金不昧”，是我們國家長久以來的傳統。但是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了，市場經濟的許多原則也為社會所接受，我認為不能單純要求人們盡義務，也要享有權利，至少是做好事時他的權益可以被有效維護。有兩個故事有助于理解這個觀點：
    北洋政府時期，曹錕想做總統，大肆賄選，用銀元收買了不少議員投他的票。有人就期望議員們抵制誘惑、拒絕賄選。張作霖反對這種做法，說：“抵制賄選是好事，可現在做好事就要損失金錢，不公平。現在我出錢反對賄選，如果議員們投票反對曹錕，我就給你更多大洋。讓你既做了好事，又不會有所損失。”張作霖的做法并不十分正確，可它從一個側面說明，如果做好事會讓人出現損失，就很難鼓勵人們去做好事。鼓勵人們做好事，就需要考慮給一定的經濟補償。
    再往前追溯，曾經轟動一時的南京“彭宇案”：南京人彭宇下車扶起來一位坐在地上的老太太，卻反被老太太和家人指認為“撞人者”，法院最后判決彭宇賠償老太太百分之四十的損失。雖然彭宇案的真相未必如此，案子的裁決自有法律審定，但是影響卻由此產生，產生的負面效應頻頻見于報端、廣播、熒屏等，“老人倒地不能扶”“好人做不得”的道德評判也隨之產生，甚至有些地區出現了老年人故意往車邊靠“碰瓷”現象。從一個方面來說，好人做好事得不到鼓勵，甚至要付出代價，是阻礙人們積極主動做好事的重要因素。
    所以說，要促進社會道德向更積極的方向發展，一是需要繼續強調社會主流價值觀，弘揚正能量，讓人人心中存善念，事事弘揚正能量；二就是建立完備的好人保護激勵機制，對做好人好事的行為加以保護，使人們做好事不會感到負擔，利益受損時也能有保障，那么好人好事自然會“越來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