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完全可以操作，只是政府愿意下多大決心的問題，是國家的錢怎么花的問題。”朱鴻民說。他是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生態(tài)工程學院院長，曾在日本東北大學工作15年。根據(jù)日本的《教育公務員特例法》，凡是按照有關規(guī)定設立的國立、地方公立學校的校長、副校長、幼兒園長、教師、專職教育研究人員以及各地方教育委員會的教育長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員等“通過教育為全體國民服務的教職員工”為日本的“教育公務員”。
朱鴻民說：“日本能夠做到，為什么我們就不能？”
能夠做到這一點的還有其他國家，如韓國和法國。法國早在120年前即1889年就通過立法確定小學教師為國家公務員，其工資由國家財政負擔。
法國在19世紀末以前，其小學教師的狀況與我國目前的農村教師的處境相似：由市鎮(zhèn)政府雇傭，社會地位不高，工資待遇低下，市鎮(zhèn)之間差別很大，而且常常得不到保障。法國小學教師國家公務員身份的確立，有效地保障了教師的社會地位和各種合法待遇，對教師隊伍的穩(wěn)定和質量的提高發(fā)揮了明顯的作用。
在今天的午餐時間里，有兩位來自大型國企的委員坐在劉經南委員的身旁聊天，幾個小時前，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要提高1200萬中小學教師的待遇，中央財政為此將投入120億元。“有人說，這個錢投到教育上干什么？又不能保證公平的使用，應該拿到國外去收購資源。”原武漢大學校長劉經南委員在小組發(fā)言時表達了一種擔憂，他說：“我們叫得這么厲害，希望國家增加對教育的投入，但某些領導是否能真正意識到教育的先導地位？”
因此，在劉經南看來，教育的先導地位就需要由立法提供硬性的保障。他贊同朱鴻民委員的意見，認為將中小學老師確定為公務員“是應該逐步實現(xiàn)的理想政策”。“ 公務員地位高、待遇好，應該通過這樣的身份來體現(xiàn)教師的地位。”劉經南說，實現(xiàn)這一點，配套的是要對教師的準入考核更加嚴格，以確保其能力、素質和責任感。
全國政協(xié)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鐘秉林認為，教師身份是不是公務員，“不是問題的實質”，關鍵是要按照國家有關規(guī)定，確保教師的實際收入。
全國政協(xié)委員、天津市河西區(qū)教育局副局長孫惠玲對朱鴻民委員的建議持謹慎態(tài)度。“這畢竟是個大問題，我覺得需要理性的思考。”她說，對這么一個龐大的隊伍，不是想解決就能解決的，要有充分的調研論證其可行與否。
“如果能落實績效工資，教師的地位和吸引力，也沒必要通過公務員身份來落實。”孫惠玲說，不過，教育作為最重要的基礎工程，“投入多少都不為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