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國封建社會經濟文化高度繁榮的歷史時期，也是中原地區葡萄種植業和葡萄釀酒業的快速發展時期。貞觀十四年 (640年)，唐朝大將侯君集率領大軍平定了長期以來對唐朝陽奉陰違的高昌王國，使得西域和中原地區的交通再度暢通起來，雙方政治文化及經濟貿易交流日益頻繁。高昌種植葡萄歷史悠久，南北朝時就曾經向梁朝進貢。高昌的馬乳葡萄粒大飽滿，鮮食味美，釀酒亦別有風味。當侯君集把馬乳葡萄帶回長安，唐太宗不但把它種植在御苑里，還親自參與釀酒，并賜給群臣。此事在《太平御覽》卷844中有詳細地說明，唐太宗“及破高昌，收馬乳葡萄于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上自損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醒盎。既頒賜群臣，京師始識其味”。關于內地如何學習西域地區的葡萄酒釀造技術來釀制葡萄酒及其效果的記載，這還是第一次見諸史書。唐太宗善于學習和改進西域的葡萄酒釀造技術，竟產出八種具有不同風味的葡萄酒，讓人們贊嘆不已。

唐太宗李世民

　　在唐太宗的大力提倡下，西域地區的馬乳葡萄品種和釀酒工藝引人到中原，推動了內地葡萄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工藝的發展。葡萄和葡萄酒也常常成為文人雅士吟詠的對象，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佳作。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是王翰的《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色澤殷紅如鮮血的葡萄美酒和戍邊將士慷慨悲壯的豪情交相輝映，成就了一代之絕唱。號稱“斗酒詩百篇”的大詩人李白對葡萄酒亦情有獨鐘，甚至在《襄陽歌》中幻想：“鸕鶿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江鴨頭綠，恰以蒲萄初酦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曲便筑糟丘臺”。根據對相關史書和詩文的考證，我們大致可以了解當時中原地區葡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的分布區域等情況。

　　長安是唐朝重要的葡萄酒釀造產地之一。據柳宗元《龍城錄》言，唐太宗時名臣魏徴善于治酒：“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醽淥、翠濤，常以大金罌內貯盛十年，飲不歇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醽淥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公此酒本學釀于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長安臨近地區無疑深受其影響。雍州始平縣從漢代就開始釀造葡萄酒，至唐代有了很大發展。詩人喬知之在《倡女行》中描述：“石榴酒，葡萄漿，蘭桂芳，茱萸香”，由此可以推測喬知之生活的同州馮翊縣也是葡萄酒產地之一。

　　河東地區出產的葡萄酒名氣更大。這一地區的乾和酒足以躋身當時的名酒之列。《唐國史補》中評價：“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葡萄，嶺南之靈溪、博羅，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郎官清、阿婆清。”乾和葡萄酒因而成為太原府進貢的珍品。劉禹錫作《蒲桃歌》道：“野田生葡萄，纏繞一枝高。-------有客汾陰至，臨堂瞪雙目。自言我晉人，種此如種玉。釀之成美酒，令人飲不足。為君持一斗，往取涼州牧”。詩人王績嗜酒如命，時人稱之“斗酒學士”，其在《過酒家》詩中吟誦：“竹葉連糟翠，葡萄帶曲紅。相逢不令盡，別后為誰空。”王績一生大多時間生活在故鄉絳州龍門縣，可以推斷河東的絳州也出產優質葡萄酒。

　　唐朝東都洛陽也是葡萄酒的重要產地。洛陽葡萄酒的釀造歷史比較早，三國時魏文帝曹丕曾對葡萄和葡萄酒大加褒揚，推動了洛陽葡萄種植和葡萄酒業的發展。據段成式《酉陽雜俎》記載，南北朝時長安、洛陽、鄴城三地都普遍地栽種葡萄。延至唐代，洛陽種植的葡萄仍然十分有名。這一點可以從韓愈詠贊洛陽葡萄的詩篇中得到明證，他在《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中描述：“柿紅蒲萄紫，肴里相扶檠。”

　　唐代出名的葡萄酒產地還有江南道的金陵。李白在《對酒》詩中吟詠：“葡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 他又在《金陵酒肆留別》一詩中寫道：“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這兩首詩描繪了金陵的葡萄酒和侍酒美女，道盡了江南的旖旎風情。山南道的郢州和荊州也生產葡萄和葡萄酒。劉復的《春游曲 》描述了郢州葡萄酒：“細酌蒲桃酒，嬌歌玉樹花”。寓居荊州的韓愈在《題張十一旅舍三詠》之《葡萄》篇中勸告主人對院中栽種的葡萄善加培育，“新莖未遍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復扶。若欲滿盤堆馬乳，莫辭添竹引龍須。”

　　王賽時先生認為，由于唐朝的經濟發達，且西域已經被囊括于大唐本土之中，從而使西域的葡萄酒能夠源源不斷地進入內地，同時也促進了中原地區的葡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的發展。唐代內地葡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的分布區域主要在隴右地區，長安地區，河東地區，洛陽地區，江南道，山南道等地。當然，唐代葡萄種植和葡萄酒的釀造產地遠不止上面所說的這些地方，陳習剛研究員就此問題考證后認為，“唐十道中種葡萄的達九道，只有嶺南道未見葡萄種植的記載”，以上列出的只不過是我們目前可以從文獻資料中加以查證的部分產地。【中國葡萄酒探源系列報道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