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結束后，我家雇用一個小阿姨名阿菊。她媽媽也在上海幫傭，因換了人家，改了地址，特寫個明信片告訴女兒。我叫阿菊千萬別丟失明信片，丟了就找不到媽媽了。阿菊把明信片藏在枕頭底下，結果丟失了。她急得要哭，我幫她追憶藏明信片處。圓圓在旁靜靜地說：“我好像看見過，讓我想想。”我們等她說出明信片在哪里，她卻背出一個地名來──相當長，什么路和什么路口，德馨里八號。我待信不信。姑妄聽之，照這個地址寄了信。圓圓記的果然一字不錯。她那時八歲多。我爸爸已去世，但我記起了他的話：“過目不忘是有的。”
所以爸爸對圓圓頭特別寵愛。我們姊妹兄弟，沒一個和爸爸一床睡過。以前爸爸的床還大得很呢。逃難上海期間，爸爸的床只比小床略寬。午睡時圓圓總和外公睡一床。爸爸珍藏一個用臺灣席子包成的小耳枕。那是媽媽自出心裁特為爸爸做的，中間有個窟窿放耳朵。爸爸把寶貝枕頭給圓圓枕著睡在腳頭。
我家有一部《童謠大觀》，四冊合訂一本（原是三姑母給我和弟弟妹妹各一冊）。不知怎么這本書會流到上海，大概是三姐姐帶來教她女兒的。當時這本書屬于小妹妹阿必。
我整天在“狗耕田”并做家庭教師。臨睡有閑暇就和大姐姐小妹妹教圓圓唱童謠。圓圓能背很多。我免得她脫漏字句，叫她用手指點著書背。書上的字相當大，圓圓的小嫩指頭一字字點著，恰好合適。沒想到她由此認了不少字。
大姐姐教圓圓識字，對她千依百順。圓圓不是識完一包再識一包，她要求拆開一包又拆一包，她自己從中挑出認識的字來。顛倒的字她都已經顛倒過來了。她認識的字往往出乎大姐姐意料之外。一次她挑出一個“瞅”字，還拿了《童謠大觀》，翻出“嫂嫂出來瞅一瞅”，點著說：“就是這個‘瞅’。”她翻書翻得很快，用兩個指頭摘著書頁，和鍾書翻書一個式樣。她什么時候學來的呀？鍾書在來德坊度假沒時間翻書，也無書可翻，只好讀讀字典。圓圓翻書像她爸爸，使我很驚奇也覺得很有趣。
辣斐德路錢家住的是沿街房子，后面有一大片同樣的樓房，住戶由弄堂出入。我大姊有個好友租居弄堂里的五號，房主是她表妹，就是由我父親幫打官司，承繼了一千畝良田的財主。她偶有事會來找我大姊。
一九四○年的暑假里，一個星期日下午，三姐也在爸爸這邊。爸爸和我們姐妹都在我們臥室里說著話。忽然來了一位怪客。她的打扮就和《圍城》里的鮑小姐一個模樣。她比《圍城》電視劇里的鮑小姐個兒高，上身穿個胸罩，外加一個透明的蜜黃色蕾絲紗小坎肩，一條緊身三角褲，下面兩條健碩肥白的長腿，腳穿白涼鞋，露出十個鮮紅的腳趾甲，和嘴上涂的口紅是一個顏色，手里拿著一只寬邊大草帽。她就是那位大財主。
我爸爸看見這般怪模樣，忍著笑，虎著臉，立即抽身到自己屋里去了。阿必也忍不住要笑，跟腳也隨著爸爸過去。我陪大姐姐和三姐泡茶招待來客。我坐在桌子這面，客人坐在我對面，圓圓在旁玩。圓圓對這位客人大有興趣，搬過她的小凳子，放在客人座前，自己坐上小凳，面對客人，仰頭把客人仔細端詳。這下子激得我三姐忍笑不住，毫不客氣地站起身就往我爸爸屋里逃。我只好裝作若無其事，過去把圓圓抱在懷里，回坐原處，陪著大姐姐待客。
客人走了，我們姐妹一起洗茶杯上的口紅印，倒碟子里帶有一圈口紅印的香煙頭（女傭星期日休假）。我們說“爸爸太不客氣了”。我也怪三姐不忍耐著點兒。可是我們都笑得很樂，因為從沒見過這等打扮。我家人都愛笑。我們把那位怪客稱為“精赤人人”（無錫話，指赤條條一絲不掛的人）。
過不多久，我帶了圓圓到辣斐德路“做媳婦”去──就是帶些孝敬婆婆的東西，過去看望一下，和妯娌、小姑子說說話。錢家人正在談論當時沸沸揚揚的鄰居丑聞：“昨夜五號里少奶奶的丈夫捉奸，捉了一雙去，都捉走了。”我知道五號的少奶奶是誰。我只聽著，沒說什么。我婆婆抱著她的寶貝孫子。他當時是錢家的“小皇帝”，很會鬧。阿圓比他大一歲，乖乖地坐在我膝上，一聲不響。我坐了一會，告辭回來德坊。
我抱著圓圓出門，她要求下地走。我把她放下地，她對我說：“娘，五號里的少奶奶就是‘精赤人人’。”這個我知道。但是圓圓怎會知道呢？我問她怎么知道的。她還小，才三歲，不會解釋，只會使勁點頭說：“是的。是的。”幾十年后，我舊事重提，問她怎么知道五號里的少奶奶就是“精赤人人”。她說：“我看見她攙著個女兒在弄堂口往里走。”
圓圓觀察細微，她歸納的結論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正確。“精赤人人”確有個女兒，但是我從未見過她帶著女兒。鍾書喜歡“格物致知”。從前我們一同“探險”的時候，他常發揮“格物致知”的本領而有所發現。圓圓搬個小凳子坐在怪客面前細細端詳，大概也在“格物致知”，認出這女人就是曾在弄堂口帶著個女兒的人。我爸爸常說，圓圓頭一雙眼睛，什么都看見。但是她在錢家，乖乖地坐在我膝上，一聲不響，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
這年一九四○年秋杪，我弟弟在維也納醫科大學學成回國，圓圓又多了一個寵愛她的舅舅。弟弟住在我爸爸屋里。
鍾書暑假前來信說，他暑假將回上海。我公公原先說，一年后和鍾書同回上海，可是他一年后并不想回上海。鍾書是和徐燕謀先生結伴同行的，但路途不通，走到半路又折回藍田。
我知道弟弟即將回家，鍾書不能再在來德坊度假，就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得一間房。圓圓將隨媽媽搬出外公家。外公和挨在身邊的圓圓說：“搬出去，沒有外公疼了。”圓圓聽了大哭。她站在外公座旁，落下大滴大滴熱淚，把外公麻紗褲的膝蓋全浸透在熱淚里。當時我不在場，據大姐姐說，不易落淚的爸爸，給圓圓頭哭得也落淚了。鍾書回家不成，我們搬出去住了一個月，就退了房子，重返來德坊。我們母女在我爸爸身邊又過了一年。我已記不清“精赤人人”到來德坊，是在我們搬出之前，還是搬回以后。大概是搬回之后。
圓圓識了許多字，我常為她買帶插圖的小兒書。她讀得很快，小書不經讀，我特為她選挑長的故事。一次我買了一套三冊《苦兒流浪記》。圓圓才看了開頭，就傷心痛哭。我說這是故事，到結尾苦兒便不流浪了。我怎么說也沒用。她看到那三本書就痛哭，一大滴熱淚掉在凳上足有五分錢的鎳幣那么大。
她晚上盼媽媽跟她玩，看到我還要改大疊課卷（因為我兼任高三的英文教師），就含著一滴小眼淚，伸出個嫩拳頭，作勢打課卷。這已經夠我心疼的。《苦兒流浪記》害她這么傷心痛哭，我覺得自己簡直在虐待她了。我只好把書藏過，為她另買新書。
我平常看書，看到可笑處并不笑，看到可悲處也不哭。鍾書看到書上可笑處，就癡笑個不了，可是我沒見到他看書流淚。圓圓看書痛哭，該是像爸爸，不過她還是個軟心腸的小孩子呢。多年后，她已是大學教授，卻來告訴我這個故事的原作者是誰，譯者是誰，苦兒的流浪如何結束等等，她大概一直關懷著這個苦兒。
鍾書帶了女兒到武昌探親之前，一九五六年的五月間，在北京上大學的外甥女來我家玩，說北大的學生都貼出大字報來了。我們晚上溜出去看大字報，真的滿墻都是。我們讀了很驚訝。“三反”之后，我們直以為人都變了。原來一點沒變，我們倆的思想原來很一般，比大字報上流露的還平和些。我們又驚又喜地一處處看大字報，心上大為舒暢。幾年來的不自在，這回得到了安慰。人還是人。
接下就是領導號召鳴放了。鍾書曾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主席的講話，覺得是真心誠意的號召鳴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
所內立即號召鳴放。我們認為號召的事，就是政治運動。我們對政治運動一貫地不理解。“三反”之后曾批判過俞平伯論《紅樓夢》的“色空思想”。接下是肅反，又是反胡風。一個個運動的次序我已記不大清楚。只記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后，提升為一級研究員，鍾書也一起提升為一級。接下來是高級知識分子受優待，出行有高級車，醫療有高級醫院；接下來就是大鳴大放。
風和日暖，鳥鳴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經號召，我們就警惕了。我們自從看了大字報，已經放心滿意。上面只管號召“鳴放”，四面八方不斷地引誘催促。我們覺得政治運動總愛走向極端。我對鍾書說：“請吃飯，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卻，就只管吃飯不開口說話。”鍾書說：“難得有一次運動不用同聲附和。”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說的話都正確。例如有人問，你工作覺得不自由嗎？我說：“不覺得。”我說的是真話。我們淪陷上海期間，不論什么工作，只要是正當的，我都做，哪有選擇的自由？有友好的記者要我鳴放。我老實說：“對不起，我不愛‘起哄’。”他們承認我向來不愛“起哄”，也就不相強。
鍾書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時，已感到將有風暴來臨。果然，不久就發動了反右運動，大批知識分子打成右派。
運動開始，領導說，這是“人民內部矛盾”。內部矛盾終歸難免的，不足為奇。但運動結束，我們方知右派問題的嚴重。我們始終保持正確，運動總結時，很正確也很誠實地說“對右派言論有共鳴”，但我們并沒有一言半語的右派言論，也就逃過了厄運。
鍾書只愁爹爹亂發議論。我不知我的公公是“準右派”還是“漏網右派”，反正運動結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運動雖然層出不窮，鍾書和我從未間斷工作。他總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讀書；我“以勤補拙”，盡量讀我工作范圍以內的書。我按照計劃完成《吉爾·布拉斯》的翻譯，就寫一篇五萬字的學術論文。記不起是一九五六年或一九五七年，我接受了三套叢書編委會交給我重譯《堂·吉訶德》的任務。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學術論文在刊物上發表，并未引起注意。鍾書一九五六年底完成的《宋詩選注》，一九五八年出版。反右之后又來了個“雙反”，隨后我們所內掀起了“拔白旗”運動。鍾書的《宋詩選注》和我的論文都是白旗。鄭振鐸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難，就不再“拔”了。鍾書于一九五八年進城參加翻譯毛選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詩選注》批判，都由我代領轉達。后來因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環樹等對這本書的推重，也不拔了。只苦了我這面不成模樣的小白旗，給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決心，再也不寫文章，從此遁入翻譯。鍾書笑我“借尸還魂”，我不過想借此“遁身”而已。
許多人認為《宋詩選注》的選目欠佳。鍾書承認自己對選目并不稱心：要選的未能選入，不必選的都選上了。其實，在選本里，自己偏愛的詩不免割愛；鍾書認為不必選的，能選出來也不容易。有幾首小詩，或反映民間疾苦，或寫人民淪陷敵區的悲哀，自有價值，若未經選出，就埋沒了。鍾書選詩按照自己的標準，選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選文天祥《正氣歌》，是很大膽的不選。
選宋詩，沒有現成的《全宋詩》供選擇。鍾書是讀遍宋詩，獨自一人選的。他沒有一個助手，我只是“賢內助”，陪他買書，替他剪貼，聽他和我商榷而已。那么大量的宋詩，他全部讀遍，連可選的幾位小詩人也選出來了。他這兩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幾人曾理會到。
《宋詩選注》雖然受到批判，還是出版了。他的成績并未抹殺。我的研究論文并無價值，不過大量的書，我名正言順地讀了。我淪陷上海當灶下婢的時候，能這樣大模大樣地讀書嗎？我們在舊社會的感受是賣掉了生命求生存。因為時間就是生命。在新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都由國家包了，我們分配得合適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全心全意愿為人民服務，只是我們不會為人民服務，因為我們不合格。然后國家又賠了錢重新教育我們。我們領了高工資受教育，分明是國家虧了。
我曾和同事隨社科院領導到昌黎“走馬看花”，到徐水看畝產萬斤稻米的田。我們參與全國煉鋼，全國大躍進，知識分子下鄉下廠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散三處。我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放農村，十二月底回京。我曾寫過一篇《第一次下鄉》，記我的“下放”。鍾書當時還在城里定稿，他十二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陰歷年底）回京。阿瑗下放工廠煉鋼。
錢瑗到了工廠，跟上一個八級工的師傅。師傅因她在學校屬美工組，能畫，就要她畫圖。美工組畫宣傳畫，和鋼廠的圖遠不是一回事。阿瑗趕緊到書店去買了書，精心學習。師傅非常欣賞這個好徒弟，帶她一處處參觀。師傅常有創見，就要阿瑗按他的創見畫圖。阿瑗能畫出精確的圖。能按圖做出模型，灌注鐵水。她留廠很久，對師傅非常佩服，常把師傅家的事講給我們聽。師傅臨別送她一個飯碗口那么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見的像章中數這枚最大。
鍾書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憐。我曾到昌黎“走馬看花”，我們一伙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區。鍾書下放時，“三年饑荒”已經開始。他的工作是搗糞，吃的是霉白薯粉摻玉米面的窩窩頭。他陰歷年底回北京時，居然很會顧家，帶回很多北京已買不到的肥皂和大量當地出產的蜜餞果脯。我至今還記得我一人到火車站去接他時的緊張，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還需回去。
我們夫妻分離了三個月，又團聚了。一九五九年文學所遷入城內舊海軍大院。這年五月，我家遷居東四頭條一號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間寬大的辦公室，分隔為五小間。一家三口加一個阿姨居然都住下，還有一間做客廳，一間堆放箱籠什物。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