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長記憶。這種記憶隨著時間的歷練不僅不會淡忘和消失，還會在生命中形成越來越深的隱秘情結。東西的長篇小說《耳光響亮》就尖銳地觸到了我們這些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出生人的成長記憶。它通過一種喜劇性的詼諧氣質和黑色幽默式的敘述方式，在重現歷史記憶的同時，既揭示了我們這一代人心靈成長的種種悲劇真相，也讓我們深切地洞悉了內心深處的某些隱秘情結。
《耳光響亮》將故事時間擇定在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中期。對于６０年代出生的人來說，這無疑是他們艱難的告別與迷惘的尋找的一種“人生轉型期”。以牛氏三姐弟為代表的６０年代人，正是在這種獨特的社會背景下出場了。東西精心選擇了牛翠柏作為視角，通過這個不諳世事而又必須時刻直面世事的敘述者，為歷史記憶的重現打開了一個獨特的敘事空間。
小說的主體事件是由牛正國的突然失蹤所導致的整個牛家內部的解體。面對父親的消失和母親的離走，牛紅梅、牛青松、牛翠柏三姐弟開始了相依為命的生活。這里，東西徹底拋開了權力話語對人物成長的制約————無論是學校還是家庭，對于牛氏三姐弟都已不復存在。突如其來的災難被無人管束的自由放縱所代替，傳統倫理的正常教育被青春激情的全方位迸射所消解，這使得他們在直面復雜的社會現實時，不僅失去了必要的心靈關懷，也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引導。
于是我們看到，在失去丈夫和家庭重荷的雙重盤壓下，母親何碧雪選擇與金大印結合，試圖以此來挽救瀕于潰散的家庭，肩負起孩子成長的責任和義務。但是，她的所有努力，最后卻被子女們無窮無盡的傷害所取代。牛紅梅希望用少女最為可貴的無畏和純真去尋找自己的情感歸宿和幸福人生，然而，在那個浪漫與溫情早已缺席的年代，現實最終以極為冷酷的手段消解了她對生存的詩意懷想。在愛與欲望的永久性對峙中，她像堂吉訶德戰風車一樣，韌性越強、掙扎越努力，悲劇性也就越深刻。牛青松和牛翠柏的生存經歷，更是充滿了悲劇的震撼力。因為他們不僅僅是被傷害者，同時還是傷害他人的能手————這個“他人”不是別人，而是給了他們生命、愛和成長關懷的親人。他們以少年特有的反叛精神和對自我“尊嚴”的捍衛，陷入了某種可怕的傷害與被傷害的怪圈之中。
在這場青春扭曲的過程中，東西始終將沖突的可能性安置在血緣親情的內部，以骨肉之間不知不覺的殘害來凸現理想、愛和關懷的可怕缺席。在敘事表層，它帶給人們的是強烈的情節沖突，但這種沖突由于超越了常理規范，因而直入人性內部，構成了作者對精神畸變的拷問和質疑。但它又不是從經驗的意義刻意地消解許多人性基質，而是通過這種人性基質的不斷被顛覆，表達了作家對成長記憶中歷史、社會以及人類生命本體的再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面對這一沉重的歷史記憶，東西卻擇取了一種非常獨特的敘事方式：詼諧機智的反諷與細致縝密的寫實相糅合，記憶流程的解構與經驗場景的臨摹相穿插，主流價值的顯在消解與人性主體的潛在呼喚相映襯……一方面，東西大量地借用了那些帶著明確歷史標記的語錄和口號，讓它們潛伏在人物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構成人物表達思想的自然語言，從而折射革命話語對人性成長的潛在規約，將悲劇延伸到更為廣闊的歷史之中；另一方面，他又充分發揮自己的智性特長，將反諷、詼諧、調侃等手段融會在一起，形成一種奇特的喜劇式的敘述風格。這使整部小說在敘述語言上保持著輕松、機智、幽默的鮮活情趣，閱讀起來，意趣橫生，快感十足。
（《耳光響亮》，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家叢書，東西著，華文出版社） □洪治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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