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看到齊濤先生主編的十二卷本《中國政治通史》（泰山出版社
2003年5月出版）時，我感到驚喜和振奮，佩服主編和作者們的眼光
與魄力。這套書自遠古寫起，一直寫到2002年中共中央十六大，是名
副其實的通史、政治通史。
選題新穎，填補空白，這當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以與時俱
進的思想和體例，寫出新意、新論。編著者對此有清醒的認識，避開
了以往部分通史著作的習慣性模式，采取敘述體的寫作方式，寓論于
史，使可讀性和學術性有機地融為一體。
與體例創新相比，全書的理論體系更有創新意義。主編撰寫的“
總論”，是全書的理論綱要。首先是視“調諧與對抗是政治的兩大基
本要素”，中國政治的核心是王朝變遷史。關于王朝變遷史，極其重
視古代政治地理（以往多探究經濟地理、軍事地理、文化地理等等），
將其劃分為六個區域：關中、中原為政治中心區，北方游牧區是政治
輻射區，西北、河東、河北是政治過渡區，西南是政治緩沖區，黃淮
地區（即山東、江蘇北部）為政治附加區，南方（長江以南）為政治
自保區。清楚了這一政治區劃和政治地理問題，有關中國歷史的千頭
萬緒也就易于把握了。
對政治制度和政治事件，不局限于一時一地的分析，而做縱橫多
角度的考察。即如對商鞅變法，指出它走的是“軍國主義的強國之路”
，使秦國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接著敘述秦漢歷史發展的地理環境
和生態條件，認為秦人對黃土高原森林植被的破壞，負有不可推卸的
責任。因為商鞅變法鼓勵耕戰，導致毀林開荒、亂墾濫伐，人為地造
成了生態平衡的失調，加劇了水土流失。商鞅變法的強國，的確是以
破壞自然環境為代價的。以往只看到秦國暴政對民眾之暴、對文化之
暴，卻忽視了其對環境之暴，而這是一種貽害無窮的暴政。
在以往的通史著作中，看到的多是制度的變遷以及圍繞制度變遷
的種種歷史現象，《中國政治通史》則獨辟蹊徑，把政治人物看做是
人類歷史進程中最富有影響力的彈性因子，重點加以研究。在這方面，
最能體現“史識”的，當數對李林甫的評價。宋人修《新唐書》，將
李林甫列入“奸臣”的行列，史家對李林甫差不多均持全盤否定的態
度。齊濤、馬新在《繁盛中轉型的隋唐五代政治》一卷中，也指出了
李林甫“口蜜腹劍”排斥異己、擅政專權，但并沒有只停留在舊結論
上，而是獨具慧眼，結合唐玄宗晚年不理政事的歷史事實，肯定了執
政19年的李林甫的政績，以翔實的材料，說明李林甫執政有三大優點：
一是“循制行事，有較強的制度意識”；二是“為玄宗開邊提供了行
政與制度上的支持”；三是“條理經濟制度”，“做了許多文人雅士
所不愿齒及的錢谷俗務”。據此對李林甫做出了客觀的評判，認為他
是唐代開元天寶政治轉折中的關鍵人物，知世論人，頗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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