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悅然出生于上世紀８０年代，現在還在念大學，但她已在小說創作的探索中走得比較遠了。她的小說不以故事取勝，但憑靠對外在世界和個人心靈的敏銳體察和聰穎感悟，細細密密地串起了一串串夢想的文字珠鏈，便營造出了一個個五光十色、美輪美奐的奇景。強烈的夢幻色彩使她的小說顯得超凡拔俗而又高貴華麗。她的小說，讀起來既冷颼颼又暖烘烘，既朦朧又明澈，既真切又虛幻。
這些近似夢囈的訴說，來自青春始端的敏感，來自骨子里的郁悒，來自成長的愉悅與茫然，有時尖利，有時低沉———它們，飛揚而又憂傷。同上世紀７０年代人相比，８０年代人成熟得更早。現實的殘酷、信息的圍攻，無時無刻不在牽引他們的焦灼、辨別與思考。他們沒有固定而統一的信仰，所以很早就開始尋找各自心靈的慰藉。這遠非一份好的課程答卷、一所較理想的大學那樣簡單。成年人的友情觀、愛情觀、家庭觀過早地闖進了他們的視野。他們多夢、敏感，很容易受傷，但有時又會表現出驚人的堅強。他們不會情愿過早墮入世俗，所以不會信奉金錢與權勢，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愛情。
所以，張悅然的小說主要是寫親情、友情和愛情。她筆下的愛情，是她用稚嫩而早熟的心靈放飛出去的一只只飄搖而空懸的風箏。愛情成為夢想的惟一附依。這樣的夢想在張悅然的小說中頑強而專注。一個固執懷抱夢想的人必然同時也就懷抱了憂傷，因為現實要泯滅夢想，阻絆它們去飛。因而那些臆想中的愛情，開端都很美妙，發展都很艱辛，結局都很悲慘。無論是離別、破碎還是死亡，這都是絕非空穴來風，是她們感知到的部分現實。她們可以丟掉夢想嗎？答案肯定是不可以。悖謬正在這里：她們的夢幻大多是悲劇。張悅然的筆之所以反復觸及到了種種的“愛情悲劇性存在”，因為夢幻和現實之間存在著永恒的巨大落差，這帶給愛幻想的她們濃濃的悲劇感。但我們會聽到她斬釘截鐵地反駁說：我非悲劇，而悲劇永在我心中！
懷抱愛，懷抱夢幻，懷抱深切的悲楚，這使小說中呈現的他們因充滿憂傷而高貴異常。在他們心中，愛高于一切！包括生命。他們堅守著這樣的信條，為自己鼓著勁，慰藉并攙扶著自己極易受傷的心。可以這么說，張悅然的小說說出了一代人的希冀與痛楚。他們渴望被理解，被關愛———更重要的是，他們需要學會照看好自己，自己的夢及所信奉的一切，一點一點長大。成長，在我們的小說中是一個言之不盡的話題。盡管愛情對他們這個年齡而言是五顏六色的氣泡，蒼白易碎，永遠不可抵達，永遠都在彼岸，不過這沒關系，他們在探索、在辨別、在行進，在一點一點步入成年的營壘。其實對任何過來人而言，這些七彩、繁復、記錄著少年心跳和痛楚的細節，即便容易覆蓋年少時的無憂和傷懷，回憶起來也是美的。所以，張悅然小說的價值在于：記錄了敏感而憂傷的少年們的心理成長軌跡，透射出與這個年齡的心力極為相稱的真實。這種真實來自這代人的心靈深處，其實并不便于隨意示人。他們喜歡什么，厭惡什么，向往什么，抵制什么，這些都能在她的小說中找到答案。
她的文字鋒利、奇妙、簡潔、時髦而且到位。敏感和夢，飛揚的靈感和駕馭語言的熟練技能，顯示著張悅然完全可能成為優秀作家的潛質。相對于她自身的年齡和經歷，張悅然是出色的。她雖被冠名為“新概念作家”，但其實她已從“新概念”所限定的寫作姿態和表現生活的方式中走了出來，已逐步走向“社會化”。《葵花走失在１８９０》是個標志，讓我們看到這個耽于夢幻、沉浸在五顏六色奇想中的小作者，已從強烈的個人化情懷中跳了出來，在走向文化思考，在走向大境界。“我”的愛情所迷戀的對象也已從前衛時尚的少年，走向偏執的、極富個性色彩的成人，這是作者心力所及的范圍已有所拓展的表征。這是一個新變化，無疑也是一個新的寫作方向。不難看到，張悅然在這個方向上給自己留下的發展空間和開拓另外的發展空間的可能性。
（此為莫言為長篇小說《葵花走失在１８９０》所著的序文，本版有刪節。該小說作者張悅然，女，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Ａ組一等獎獲得者，“新概念作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１９８２年出生于山東濟南，２００１年畢業于山東省實驗中學，后考入山東大學英語、法律雙學位班，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攻讀理科。其作《陶之隕》、《黑貓不睡》等作品在《萌芽》雜志發表后，在青少年文壇引起反響，并被《新華文摘》等多家報刊轉載。２００２年被《萌芽》網站評為“最富才情的女作家”。）
□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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