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個人有這樣的感受：千辛萬苦上了大學，學不到多少東西，即使上了名校，也未必學到很多，學東西簡直就是次要的了，學生對大學的美好向往，進校不久就變得現實了，越變越簡單，最后的目的就是混一張文憑走路。家長說學校就是要收錢，教書育人，師資力量夠嗎？教授副教授的數量倒不少，可讓你沮喪的是，那只是他們飯碗的標志，不一定說明他們教書的質量。老師們卻說，在大學里學東西，已經不能靠老師來灌輸了，如果你被考試考煳了而失去學習的活力，怎么能怪老師呢？
那么學不到東西究竟怪誰？要討論大學里的收獲問題，我們尤其不應漏掉大學的氛圍，這是比師資好壞更能進入學生記憶的。沒有工作壓力的自由地學習，自由地接受熏陶，這種呼吸，在讀中學時不允許有，跨入社會以后也難再有，惟有在大學這個階段有這么一個“養氣”的氛圍。但是這種氛圍，其時段也在縮短，讀大一時，剛從高中轉型，尚未舒展，讀大三大四時，腦子里就在考慮未來的就業了，所以務實的氛圍更是當今大學里的主旋律，務虛的氛圍在其前后夾擊下，很快消滅，也別談養什么氣了。
學有用的，以便在將來的就業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這是我們從小學到大學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可是這個目的到頭來并不能夠實現。最實用的知識總是末梢的知識，是更新很快的，如果逐時而學，課程跟著變，誰來教？很可能教授只會教過時的，教授的淘汰要是跟知識的淘汰同步，那要有多少人失去飯碗？誰又敢來做這個過不過時的判斷？
于是越追求有用，越感覺虛無。當教育的外在空間在轟轟烈烈地做大，它的內在質地卻日益單薄，學校這棵大樹好像掏空了樹干的營養，拼命長葉子，樹冠很大，可葉子怎么長，長在哪邊風調雨順，這個難以預測的問題鬧得家長和學生人心惶惶，惟一的安全感最后只能落在一紙文憑上，這是多么外在的一個寄托，就像婚姻的成功要靠結婚證來保證一樣。
教育改革，年年折騰得改，卻并沒有越改越好的跡象，反而像戒煙戒不掉，越戒越兇。為什么？因為自工業化以來的現代教育已經不是奢侈的事了，在人的需求層次上，它滿足的不是精英們自我實現的需要，而是大眾化的安全感的需要，這個安全感目前可以由文憑來保障，所以人們就死抓文憑。所以無論對于教育者還是被教育者，教育都成了一個與飯碗的物質質量有關的東西，這就使教育帶有了外部強迫的性質，而把教學雙方的愉悅降到了次要位置。素質教育所倡導的注重育人，注重精神上的無形資產，應該是教育的“本”，現在成了教育的“末”了，這個“末”也起作用，就是時刻敲敲警鐘，讓這個系統悠著點，不要逼人太甚，弄出些兒童自殺、殺人，或犯神經病之類，但是教育系統的重頭還是那個抓文憑的“本”，對于這個環境的治理我們該有清醒的認識，不要指望顛倒的本末還能顛倒回來。
說了那么多揪心的話，最后必須閑扯一下。我國的大教育家孔子很有意思，小人樊遲請學稼，請學為圃，他說吾不如老農、老圃，樊遲出，他說了比這些“小知”更為根本的東西：禮、詩、義、信。這樊遲聽沒聽到，我始終猜不出，總之這里沒有強灌，只有兩可之間。孔子之后的墨子就主張教育大眾化，要教農工商方面有用的知識了。孔子既認為學生有君子和小人（細民）之分，又主張有教無類，只要來學，他都會教，但是你不來，他也不去教，墨子主張來者可學，不來者亦去教。想想這個孔子真是派頭。
□劉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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