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在壁爐前的沙發椅上盤腿而坐，像坐在東北大炕上的人對我說：給一個詩人、藝術家立傳，還不如給一個黃包車夫立傳有意義。他說一口鄉土味十足的普通話，話里卻帶著一些文謅謅的字眼——“立傳”，“意義”。
我對語言敏感而又挑剔，雖然當時，我不過是個中文系大學生，而這人據說是一個專家，正在給滬上一位著名老畫家寫傳記。這間帶壁爐的房間，就是老畫家文革結束后給退回的房子，枝形吊燈上積滿黑灰。
這句話在我聽來是新鮮的，和書本上及大學課堂上的話很不一樣，不那么嚴謹，不是一長段推論和實例后的總結，也未經詳細闡述。它像是這個人腦子里靈光一閃后蹦出來的，然后便戛然而止。
這人說了一大堆話，我獨記住了這一句，以及，他說話時那種微微瞇縫著眼睛的表情。他留著黑亮的絡腮長須，穿著破舊的薄而變形的圓領老頭汗衫，像是一個慣于在鄉野水邊喝茶下棋的“高人”，突然被請到上海復興路上這座洋房里。他額頭上不停地冒汗，一把散了邊的蒲扇被他不停地搖著。不時，他的哈哈大笑聲響徹房間，中氣十足。
那時我正對一個老詩人的詩歌發生濃厚的興趣，準備為之寫一篇論文或一部傳記，所以向他特別請教。而這個也在為藝術家寫傳記的人卻對我說不如給一個黃包車夫立傳。我感覺受到了否定或者諷刺。
大學畢業后我還是為那個我崇敬過的老詩人寫了一部傳記，極為認真，以幾次采訪和一大包卡片、資料為基礎，來回幾稿，卻怎么也寫不到讓自己滿意的程度。我把它鎖進了抽屜。我對這件事產生了懷疑。我對寫作和與寫作有關的很多事產生了懷疑。這促使我思考。思考過程中這句話一直在響，從一個笑哈哈的胡須抖動的大嘴里出來。一個黃包車夫，拉著旗袍女和西裝客在跑，跑過很多地方，我不曾想到和關心過的地方，看起來不協調的地方，離我固有的“審美”很遠而離大地很近的地方。這句話終于脫離了說它的人，成為我自己的了。
幾年前我的《榮成別墅三樓》（那時還叫《微弱的火焰》）初稿完成時，一位讀過它的編輯問我：為什么你寫這些事，用這么沉悶的方式？我聽出他的潛臺詞：為什么你不寫那些今天人人都感興趣的，溫情或者火熱的故事，為什么要把這些過去的、殘酷的、令人不快的人和事這樣呈現出來？
我沒有回答。在心里我說：我在給一個類似黃包車夫的普通人立傳，一個小人物，一個卑微的生命，而這人所見證的歷史和生命本身未必沒有偉大。在那一刻，我深深感謝給了我金玉良言的那個人。
□周佩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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