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９年春，我們家接連發(fā)生了幾件大喜事。我正在大學讀中文，家里人為了早一刻讓我享受喜悅，夜里１１點把電話打到了學校傳達室。電話里哥哥告訴我，這一個電話撥了兩個小時。喜從天降，夜不成寐，自然要浮想聯(lián)翩的。當時的古典文學課，正講《山海經(jīng)》《淮南子》，頗能催促學生去虛構(gòu)、去狂想、去寄托，用當今流行的話說，很容易讓人們走上“第二條岸”、“第三條岸”……那一夜，我就幻想著一種電話，它應該是無繩的、袖珍的、隨身的。
１０年后，我在大街上見到了這種電話，通俗的稱呼是“大哥大”，樣子像塊青磚。手握“大哥大”的人，都是大腹便便、油頭粉面、走路牛皮烘烘、手上金光閃閃。再加上一部機子幾萬元，讓我們這樣的工薪人士望而生畏、不寒而栗。秋天里我和另一位作家由北戴河南下，在火車上有了急事，要借對鋪的人的手機用，并講明要多少錢給多少錢。對鋪的人把手機在我們面前晃了晃，說：“這不是隨便什么人都可以用的，看一看還可以。”我的伙伴十分惱火，罵了一路，再三用阿Ｑ的精神安慰我，他說：“‘大哥大’是什么？是壞人的標志，就像當年的墨鏡和鴨舌帽。”
１９９５年春節(jié)，老家的朋友送我一部中國移動手機。返回濟南的途中，我一直把玩著它，想像著它的扶危救困，也還有了即刻驗證的沖動。“天遂人愿”，車子開到曲阜———泰安之間拋了錨，前后寂寥無人。我的手機隆重出場，很快聯(lián)系到了救援車。等車的時候，全家都到地里挖野菜，妻子還用手機與嫂子通話，詢問了幾種野菜的顏色、形狀、滋味、做法，一講便是半個多小時。這是我第一次使用手機，也是迄今為止最有價值的一次。至于妻子與嫂子的通話，實在是過于奢侈了，那月的手機費是６２０元，叫我們驚詫不已。我對妻子說：“那包野菜要值８０元了，好東西不可多用啊！”
１９９５年用手機的人并不算多，我在冬天偶爾帶在身上。要用的時候，先看看四周有沒有熟人，生怕被人發(fā)現(xiàn)。想起６年前我那位作家朋友說的“手機是壞人的標志”，心里還便有些忐忑不安。
去年３月份在北京，作家余華邀我去他家做客，我混淆了“北太平路”和“北太平莊路”，在挨門搜尋的時候，一位自稱來自河南的婦女向我借手機，說她來北京看病，錢被盜了，要給家里打個電話。我本能地拒絕了，這種本能源于社會對河南人的傳說，也源于對盜賊的警惕。那位婦女尾隨央求，我給了她兩塊錢，匆忙走開。想起這件事，心里就感覺愧疚：我不是也曾經(jīng)向人借手機遭受過羞辱嗎？她如果真是壞人又怎么能實話實說自己是河南人呢？河南人什么時候傷害過我呢？
現(xiàn)在的中國移動手機遍地都是了。國慶假日，我騎車去了干涸的微山湖上游。經(jīng)過湖心的鎮(zhèn)子，看到許多人身上都有手機，有商販有漁民，也有賣菜的老漢。經(jīng)過另一個村子時，正巧遇到一位青年與他的老父老母對罵。青年腰上的手機忽然響了，他打開手機就講道：“現(xiàn)在我正給俺家里一對老混賬爭房子……用不著你幫忙，我收拾他們像收拾一只鵝！如果要你幫忙，我給你打手機！”
舊時王榭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手機不再是任何標志，不是貧富、貴賤的標志，也不是善惡的標志。手機只是普通的工具，像自行車，也像鋼精鍋。當然，手機是具有裝飾意味的工具、討人喜歡的工具。
（李貫通 著名作家 山東省作協(xié)副主席） □李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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