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可被掛在懸崖上,也別掛在都梁的舌頭上。 都梁的《血色浪漫》(長江文藝出版社)是先有電視劇的本子, 然后有了小說。一個電視劇的寫作者通常會變成“話癆”,他必須鋪 張浪費,必須用無窮無盡的聲音填充昏昏欲睡的無聊夜晚,必須把世 界簡化為“說”和“看”,而不能“想”。所以,當他把他的大說特 說轉化為“小說”時,他面臨一些特殊的困難,比如,在電視劇的“ 大說”中可以輕快地滑過的地方,當聲音和圖像的海水退去,卻暴露 出粗糙、荒涼的灘涂,小說要求更豐盛、更深入的感受,小說或文字 對世界的理解更精細、更復雜,小說不僅是饒舌或低語,更是沉默。 這就是為什么我相信小說獨特的力量,相信文字永不消失。 但是,《血色浪漫》恰好就是一部“掛在舌頭上”的小說。 一個人,從1968年穿越漫長的時間,來到現在,他經歷了當代中 國的歷史,他始終是時代旋渦邊緣上一個特立獨行的細節。1968這個 年份是當代中國精神史上隱秘的轉折點,對此,我們已經看到食指的 詩,看到朱學勤對“六八年人”的回憶,看到潘婧在那部《抒情時代》 中對“白洋淀”詩派的吟詠,而《血色浪漫》提供了另一種敘述:那 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的父母曾是高官和將軍,他們曾是滿懷激情 的紅衛兵戰士,但是到了1968年,這個群體正在殘酷的青春中茫然游 蕩,他們穿著從家里的箱子底兒翻出來的將校呢軍服,在北京的街頭 成群呼嘯,他們身懷利器,隨時為微不足道的理由大打出手,他們“ 拍婆子”,他們看白皮書或灰皮書,他們有自己的一套儀式、禮俗和 黑話,在“革命”的廢墟上,一種獨特的青少年亞文化悄然形成,他 們是那個時代的周杰倫,但沒有人請他們拍廣告。 而《血色浪漫》保存了這一切。都梁的敘述態度驚人的正常,他 不懺悔,他不故作傷感,他更不假正經,他的態度是,不管有理無理, 反正我們曾經那樣,我們曾經那么笑那么哭那么沒心沒肺沒正形,時 過36年,都梁居然保持著記憶和經驗的質樸,這部小說意興飛揚的那 些段落好像直接出于那囂張少年之手,而沒有歷史和時間已經賦予他 的同輩人的老成持重和老謀深算。 在這種質樸的敘事態度中隱含著都梁對于1968年的意義的解說: 那是自由精神的源頭,是“在路上”的起點。小說一開始就將1968年 的北京與1968年的巴黎相比,令人不禁疑惑,在北京那些飛揚跋扈不 著調的少年與巴黎那些反抗資本主義體制的大學生之間究竟有何聯系? 慢慢的,我才看出來,在都梁筆下,這是有聯系的,而且是一種 確鑿的聯系,鐘躍民此后至今的全部生活都證明了一種桀驁不馴的自 由精神,他拒絕成為“精英”,拒絕成為“成功人士”,他拒絕裝孫 子,他拒絕歷史為他安排的命運和提供的機會,他拒絕在任何一個地 方、一個社會位置上安居,他一直是一個背叛者,一個離家出走者, 他一直保持選擇和放棄的權利和勇氣,他決心永遠“在路上”。 然而,鐘躍民依然是我們的文學中前所未有的人物。中國當代小 說中幾乎所有“自由者”都有或多或少的《局外人》血緣,他們是不 行動的,他們以不行動確證自由,而鐘躍民在行動,他一直在行動, 他足夠的強大,以至于他可以主動地向外探索自我的邊界,他不認為 自由就是吊著臉子凡人不理,相反,他喜歡這個世界,他熱愛生活, 他必須喋喋不休地與人說話,在對話中,他與這個世界保持著有來有 往的緊張關系。因此,我愿意原諒他和都梁精彩的、有時是過度的饒 舌,在這個特例中,當世界被掛在都梁和鐘躍民的舌頭上時,他們把 舌頭變成了懸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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