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０年前，毛主席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向雷鋒同志學習的偉大號召，從此，在中國大地上，雷鋒和雷鋒精神開始深刻地影響一代又一代人。
幾十年后的今天，有人提出了質疑：“雷鋒真的有那么偉大嗎？”“雷鋒的影響是炒作的結果吧？”面對這樣兩個冷冰冰的問題，于是我們奔赴遼寧，去拜訪那些熟知雷鋒宣傳雷鋒的歷史見證人，找尋一個嚴謹有力的解答。
雷鋒不敢不看了，他真改了幾個地方，該劃掉的劃掉，他說這個題目不好，我不要這個模范，劃掉。
陳廣生是軍旅作家，曾任雷鋒生前所在團的俱樂部主任，是雷鋒生前的親密戰友。１９６３年與人合作出版《雷鋒的故事》一書，是第一部以雷鋒為題材的專著。從那時起，寫雷鋒、講雷鋒幾乎成為陳廣生生活的全部。他因此被稱為播撒雷鋒“火種”的人。
拍攝于上世紀６０年代的電影《雷鋒》真實地刻畫了雷鋒在部隊中的生活。雷鋒為災區捐款的事情確有其事，但并不是雷鋒親手將慰問信連同１００元錢送到救災指揮部，而是通過一封信寄到了遼陽市委。這封信至今保留在雷鋒紀念館。而在它旁邊就是遼陽市委發到部隊來的表揚信。同一時期，連隊駐地撫順望花區和平人民公社成立，雷鋒也送去了１００元錢。這樣就有了發自和平人民公社的感謝信。看到這兩封信，當時的團領導韓萬金政委下定決心開始培養雷鋒、宣傳雷鋒。
要理解韓政委這個決定，有必要了解一下當時的社會背景。就全國來說，當時最主要的困難是農業生產遭到很大破壞，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老百姓吃不飽飯，軍糧供應也不足。身居中南海的毛主席已經不吃肉了，周總理到各地視察也嚴格規定不吃肉、不吃魚、不吃短缺食品。在這樣一個年代，２００元可稱是一筆巨款。
雷鋒自己不吃不喝，去支援別人，拿出２００元錢，大家都奇怪，新兵一個月的津貼才６元錢，雷鋒哪來那么多錢，但是想想他工作好幾年才當兵的，用一句話就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他就攢了２００元錢，全部奉獻出來了。
認準了雷鋒這個典型，韓政委開始研究怎樣把雷鋒的事跡展開宣傳，而第一步就是由誰來寫一份上報下發的材料。
陳廣生回憶說：“我一聽挺感興趣的，雖然不是我的職責，但是一聽說要了解了解雷鋒，我說我去。到雷鋒連隊采訪兩天，和雷鋒談了幾次話，到和平人民公社找了黨委書記，我記的錄，搞了兩天材料，大概有萬把字，我給材料起個名，叫‘雷鋒同志模范事跡材料’。團里領導當時要求很嚴格，一是一，二是二，不許有水分，這個事情是真的就是真的，不是真的就不要寫。為了慎重，我叫雷鋒看這個稿子，雷鋒看到有‘模范’兩字不高興了：我模范啥，我哪模范，我還是新兵呢，當兵不到一年，這點事都是應該干的，這有啥模范不模范的。我們很嚴肅地說：“這是首長定的，黨委定的，一定要搞好，馬虎不得，你好好看。”雷鋒不敢不看了，他真改了幾個地方，該劃掉的劃掉，他說這個題目不好，我不要這個模范，劃掉。他自己劃，他寫了兩句話：“‘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親就是黨’。說句心里話，我之所以和雷鋒結了不解之緣，就從這兩句話開始。”
這件事深深觸動了陳廣生，讓他覺得眼前這個年輕戰士不僅表面上可親可愛，性格倔強，而且通過改稿可以看出他的內心世界也相當豐富，并且善于用自己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思想，實在是不簡單。從此，陳廣生便萌生了盯住這位年輕戰友，設法為他寫點什么的想法。后來他寫了《向陽坡上長勁苗》。
但這篇作品并沒有很快問世，不久，因為參與電影《地雷戰》的創作，陳廣生離開了撫順。此時，由于《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親就是黨》這篇材料已經下發上報，雷鋒成了全團指戰員中的模范人物，團黨委決定樹立雷鋒為全團艱苦奮斗的“節約標兵”，號召全團官兵都要像雷鋒那樣克勤克儉、艱苦奮斗，共同度過了上世紀６０年代初期我們國家經濟生活遇到的暫時困難。由此，雷鋒的名字在全團叫得更響了。
由于與社會的頻繁接觸，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雷鋒、熟悉雷鋒，雷鋒的影響已經超出了部隊走進地方，但是這畢竟是小范圍的影響，真正把雷鋒精神推向全國還要依靠其他力量，比如媒體的力量。
就我們初步印象，雷鋒在人們的心目中，簡直像親戚一樣，像自己家人一樣。
在沈陽，兩位新聞界前輩接受了我們的采訪，他們就是把雷鋒精神從報紙上傳播開去的李健羽和佟希文兩位老人。二老是當年新華社駐沈陽軍區的軍事記者。
他們兩個回憶道：“１９６０年１０月份，有一天《前進報》的總編輯嵇炳前，也是沈陽軍區政治部宣傳部的副部長，就是管我們的，給我們打電話，說到他那兒有事情，我們就去了，去了后他向我們交代一件事情，說最近報社收到了一篇自由來稿，說沈陽軍區工程兵部隊有一個遼陽來的戰士叫雷鋒，說遼陽那年發生大水災，他就自己拿出１００元錢，救援災區，這個事情很不簡單，總編輯說這個事里面可能有點挖頭，你們做些準備。”
機會很快就來了，從沈陽軍區工程兵政治部那里聽說雷鋒要到沈陽師范學院來做憶苦思甜的報告，這不正是一個現場采訪的好機會嗎？
“我們的采訪就這么從聽報告開始的。雷鋒一進來，大家出于禮貌都站起來歡迎，他從中間的道路進去，個兒比較矮，所以有些大學生站在凳子上看他，但是他一走到講臺上，一開始發言，用現代的語言來講，就把大家鎮住了。一個是他的形象，個兒雖然不高但很英俊，很瀟灑，看來也很樸素。另外，他看起來是很沉穩的一個年輕人。開始一句話我們還記得，是這樣說的：‘領導，老師，同學們，我不是來給大家做報告的，我要給大家匯報一下我是怎么當兵的。’他這一講就不一般。”
雷鋒果然是從怎樣當兵開始講的，將當初報名參軍由于不符合條件，就做了一些小動作，比如為了增加體重加大飯量，為了湊身高踮起了腳后跟，后來說到纏著征兵干部講自己的苦難家史，引起全場一片哭聲。
“講得很簡練很清楚，一下子把自己勾出來了，也把我們心里面裝明白了，這個戰士果然是不一般的戰士。報告完了以后，我們就覺得這個人物很值得一寫，我們就急不可待地跑到機關找到嵇炳前同志，把初步的感想說了一下。他說你們準備吧，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典型。所以我們老說嵇炳前同志對宣傳雷鋒是功不可沒的。我們回到分社，向魯蠻老社長匯報了這件事情，他的話很簡單，他說你把工作都放下，就抓這個人，抓這個典型。”
兩天后，我們和雷鋒一起登上了回撫順的火車，打算去雷鋒的連隊了解更多的情況，在車上邊走邊交談著。可是不大好談下去，因為一會兒過來一個少先隊員，行禮問候雷鋒叔叔好，過一會兒過來老紅軍問雷鋒哪去了，很多人都熟悉他，后來車長就給我們解釋說：“這是你們在跟他談話，不然的話，雷鋒早閑不住了，不是打掃衛生，就是給旅客倒水，再不一到哪個站，他就扶人下車，扶人上車。所以這里的人都熟悉他。”就我們初步印象，雷鋒在人們的心目中，簡直像親戚一樣，像自己家人一樣。
這不是原來已經計劃好的，學習雷鋒的活動收不住了，對雷鋒的報道收不住了。
正如影片所反映到的，在當時，雷鋒的想法和做法并非得到了戰友們的完全理解，李健羽、佟希文兩位記者來到連隊進行采訪的時候，在不絕于耳的贊譽聲中，他們也聽到了不同意見：
“有人說他是為了出風頭，這是不同看法。熄燈號吹過以后，大家都就寢了，他仍在燈底下看書，我們聽了故事都很感動的，但也有一種看法，說他不遵守條令。比方，他經常幫廚，很體會炊事班的苦累，因為他跟地方的工人師傅都很熟了，就商量怎么給炊事班搞個電動切菜機，果然工人師傅很幫忙，一起研究，大概在接近成功的時候，趕上禮拜天，他又去進一步研究，他請了假，中午應該回來的，沒回來，到晚上了，點名的時候他回來了，他受了批評，那是很嚴厲的。兩種意見爭得厲害，有人說明明是做好事卻被批評，另一種人說他有什么特殊，一樣得批評。”
而團政委韓萬金同志對雷鋒看得更透徹，針對各種非議，他鮮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見。他說：“毛主席講一個人做一件好事容易，一輩子做好事可就難了，雷鋒做好事，可不是一件兩件，而是看見別人有困難就幫，看到國家有困難就上！”韓政委的話，為兩位記者打開了腦筋。
“我們在那里的時間，前后不到三天。材料是不少的，就是怎么寫。寫的時候，晝夜兼程，你不寫你也受不了，因為實在感動。李健羽同志一面寫一面流淚。正好稿子快寫成的時候，雷鋒１１月８日入了黨，導語里，就講了一下。我們那時候起的名字，不是見報后的名字，叫‘黨的好后生’。”
通訊稿首先送嵇炳前總編審閱，后來又轉給軍區副政委杜平同志，杜平政委把文章標題改成了“毛主席的好戰士”。稿子發了以后，震動不小，很快發起向雷鋒學習的行動，緊接著軍區也發出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學雷鋒、趕雷鋒、超雷鋒。所以雷鋒一下子就在軍區范圍內是個響亮的名字了，是個響亮的典型了。那稿子后來也發給解放軍報，更主要的是發給新華社，新華社發了通稿。這不是原來已經計劃好的，學習雷鋒的活動收不住了，對雷鋒的報道收不住了。
我沒別的心情，就是想好好干，做點實際事，報答黨對我的撫育之恩，沒別的事，就這么簡單。
陳廣生老人如今關于雷鋒的著作，已經出版了１１本之多，報告文學《向陽坡上長勁苗》后來改編成《雷鋒的故事》，這是全國第一部完整介紹雷鋒生平事跡的專著。但是，關于這部作品的出版經過，對于陳老來說，卻是一段傷感的往事：
“《向陽坡》當時沒發表，到北京工作一年回來后，我們政委就說，你的文章得想辦法發出去，但你在外工作一年多，你知道一年多雷鋒啥樣？你現在別干工作了，我建議你到雷鋒班去，再生活幾天，你把這一年來雷鋒是怎么當的班長，怎么成為撫順市的人民代表，怎么受到撫順共青團優秀輔導員的獎勵，怎么參加軍區首屆設備代表會議的這些事，都補充到里面，給部隊做個讀物。”
陳廣生聽從領導的安排，去找雷鋒。當時雷鋒在鐵嶺單獨帶著一個班執行國防施工任務，帶著五輛車、十幾個戰士組成的加強班，為施工部隊拉糧拉菜，做一些后勤保障工作。由于工作特別忙，陳廣生去了幾次都撲了空。有一天，終于趕上雷鋒和喬安山要出車執行任務，他跑了過去。
陳廣生回憶道：“我抓到車門敲敲窗，跟雷鋒出趟車，我坐上了副駕駛，從山區到市里的路特別不好，山區都是盤山路，雷鋒小心翼翼開車，也不說話，我就把我的意思說了，我說你把這一年的事給我說說。他不吱聲，走到平路上，走到很寬的路上，他說主任別再寫了，別再寫了，我都怕了。我說你怕啥。他說你瞅瞅現在出名以后，軍隊地方誰一開會，就要去陪會，坐在主席臺上，成一景了，你看我領了一個班，也不是我一個人，我手下十來個人呢，五六臺車，你看看這路，萬一哪個戰士我管理不善，哪臺車子一翻出事了，你看我還先進不先進，我真怕了，我提心吊膽，你說我干點事，我干啥了，你寫了一大篇子，我干了別人沒干嗎，不都干了嗎，你看看把我的照片也登在報上，把日記也偷去了。他說主任我說心里話，我不愿意出什么名，有啥名可出，如果不是新中國成立，不是共產黨救了我，我早死了，能活到現在嗎，我沒別的心情，就是想好好干，做點實際事，報答黨對我的撫育之恩，沒別的事，就這么簡單。我也沒話說了，后來我就沒寫了，我說算了，人家都說不愿意我寫了。政委說不行，他不愿意寫他自己，我做黨委書記我不能這樣，我認準了，這個事就得宣傳，有的人想出名卻出不了名，他不出名是我的責任。我就按照這個指示，到營口寫這個報告文學，改了一半接到電話雷鋒犧牲了……”
陳廣生沉痛地回憶：“一個戰士，在區政府的禮堂里開追悼大會，軍區有花圈，市里有花圈，市里領導干部還要出席，人裝不下呀，沒請那么多人，院子里卻滿了，臨時不得不設一個喇叭在樹上，但你只能管院子里頭，街上都滿了，老百姓自己扎白花。萬人空巷。”……
（作者鄭曉寒，摘自《傳記文學》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