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新聞媒體上，我們處處都能聽到關(guān)于日軍遺留毒氣傷害齊齊哈爾人的近況，也常常可以看到受傷者那被灼傷的皮膚、因病痛而虛弱的眼神以及手腳上可怕的腫泡與糜爛。戰(zhàn)爭結(jié)束整整４８年了，然而禍害遠遠沒有結(jié)束。而在幾天之后的８月１５日，在我國受害子民的呻吟聲中，相信仍會有日本政要去贊美和紀念４８年前埋下這毒藥的倭寇。
長期以來，一提到日本，我就感到困惑不已。在兒時，日本在我眼中就是鬼子，就是“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樣的歌聲所控訴的災(zāi)難制造者，他戴著大耳朵的黃色帽子，端著刺刀，一臉殺氣，嘴巴里唧咕著些“吧噶呀路”之類的鳥語，面目猙獰、血腥暴虐；長大后，了解到日本的文化和藝術(shù)，很為它漆器的精美、詩文茶道的清雅所打動，便覺得匪夷所思。一個踩在木屐上的民族，連他們的衣服都叫做和服，在自己的國土上熱衷于下棋、喝茶、插花、談文論詩，怎么一出國門就成了吃人的惡狼呢？丑惡與唯美、殘暴與溫和，這些不可調(diào)和的極端居然如此嚴密地統(tǒng)一在一個民族身上，這種感覺正如張承志所表述的：“它像一個優(yōu)美的女人又像一個吸血的女鬼。”
想必這種困惑不是我們中國人獨有。戰(zhàn)后，美國控制了日本，打算在日本取消君主制建立一個民主制的、非軍事的新統(tǒng)治體系，然而這個計劃進行的并不順利，于是美國政府請了社會學家本尼迪克特到日本。這位出色的社會學家經(jīng)過多方面的調(diào)查研究很快寫出了一份著名的報告：《菊花與刀》。在報告中，本尼迪克特將日本人的文化性格比喻為一種菊花與刀的雙重人格，菊花代表了他們個性中飄逸清雅的一面，而刀則體現(xiàn)著一種極端的冷酷與堅忍。一個人有兩副面孔（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這不奇怪，奇怪的是，對于大多數(shù)人來說許多時候是掙扎在這兩者的較量中，你總是不斷地以一方去否定另一方。而日軍則沒有這種中間狀態(tài)，菊花奉獻給自己人，刀給其他亞洲人，絕不含糊。據(jù)說，南京大屠殺時在國民政府郵政大樓前將中國平民捆在麻袋中燃燒的橋本在日本也是個善良而勤勞的好公民哩！他們?nèi)绾文軌虬堰@張臉皮應(yīng)付自如地掛出來呢？
一個成年人，不管他生性如何殘暴，也總是有一些普通的良知的，就日軍而言，難道他不知道向一個無辜的人———甚至一個毫無行為能力的嬰兒舉刀砍下他的頭顱是一件罪惡的事嗎？他是知道的。之所以殺人如麻乃在于殺人之前他們首先取消了中國人作為人的身份，在軍國主義的教育中，當時的日本政府首先將“支那人是豬”這樣的觀念鄭重地灌輸給了士兵，難道殺一頭豬會有什么罪過嗎，它下賤而骯臟，天生就該為人所吃。而這種野蠻的教育和嗣后的侵略又打著日本國家利益的神圣旗號，不殺中國人謂之不愛國。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日本政府以國家利益為幌子把這種羞恥感和罪惡感集體收走了，而當每一個日本兵都放棄了做人的起碼良知而盲從于一種野蠻的集體利益時，一個非常黑暗的時代就要降臨了。
正因為此，東史郎的道歉和反省就顯得極為可貴，在右翼的迫害和“日奸”的咒罵聲中站出來，沒有人敢小看這種勇氣。他是在把被集體收走的那分羞恥感尋找回來，重新放回自己的內(nèi)心，使自己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當黑白被顛倒，本該如此的常理就猶如刀叢里的菊花，令人敬佩了。推廣開來，歷史上有許多的浩劫和罪孽都是由于人們在一些貌似神圣的東西的蠱惑下忘記了最簡單的道德原則和最普通的良知所致，責任不僅在發(fā)起者，更在每一個施加傷害的人身上。
８月１５日將至，一衣帶水的鄰邦還有多少刀叢，又開了幾朵小小的菊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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