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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要論述的《副刊》，是指狹義的副刊，即文學性質的副刊。
第一，副刊編輯要有較強的政治敏銳性。文學副刊歷來是一個敏感窗口，社會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反映到文學作品中，受作者的立場、觀點所影響，必然要帶上一定的政治色彩。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從歷史上看也是非常密切的，文學的高潮期往往就發生在政治矛盾最尖銳化之時。
第二，政治敏感并不等于讓編輯放棄個人的理性思考。任何一個時代的精神產品，都有它強烈的時代特征。我們曾經歷過理性眩暈的荒唐歲月，也不乏認真的反思與檢討。既然副刊有它相對獨立性，那我們就應該在這里，讓我們的人格和良心連同我們所辦的副刊一同接受歷史的檢驗。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要求副刊編輯的政治素質，應該說是更深了一個層次。當年北京晚報副刊開設的《燕山夜話》雜文專欄，曾使它的編者和作者同時背難，而歷史卻最終確認了這個副刊名專欄的地位。時值今日，那些文章依然會引發讀者的強烈共鳴。使我們不能不為編輯高度的政治鑒賞力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所折服。
第三，副刊編輯不一定是思想家，但要有思想家的眼光。優秀的文學編輯是要有思想上的超前性。這一點，既適用于新聞界，也適用于出版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在大多數作家和編輯面對精神產品監督崗不知如何舉步之時，莫應豐寫下了徹底否定“文革”的小說《將軍吟》，韋君宜看過書稿后，認為該作品具有較大的思想價值，便冒著風險出版了。這是我國第一個全面否定“文革”的作品，受到讀者的廣泛歡迎，并榮獲首屆“茅盾文學獎”。
第四，副刊編輯不是宰相，但一定要有肚里能撐船的宰相雅量；副刊編輯也不會是大海，但必須有海納百川般兼容并蓄的胸懷。作為編輯肯定有自己的喜好，但一定不要因此斷送了那些與己趣味相異的優秀作品。魯迅的《孤獨者》與《在酒樓上》被認為是頹廢文學的代表作，假如碰巧稿子投到一個不喜好文學的編輯手中，那可就有點麻煩了，關鍵是編輯要寬容，要能超越自己的喜好而簡拔真正優秀的作品。蔡元培辦北大，講求兼容并蓄，我們的副刊編輯辦的是文學的聚會與盛宴，也應該講求兼容并包。如果飯桌上的菜只是一個滋味，那是很蕭條單調而無趣的。好多副刊編輯錯在一個人辦副刊上，一個人的思路，一個人的水平，一個人的見解，總是有限的。而成功的副刊編輯應該是發動全社會來辦副刊，應該是發動全體讀者來辦副刊。
第五，副刊編輯不一定是學者，但一定要學養深厚。副刊編輯不是文學史家，不是文學理論家，不是文學批評家，但是，副刊編輯對文學史要有粗略的了解；要用基本的和最新的文學理論及其研究成果充實自己；要有對作品進行有理有據的批評的能力。不具有這些方面的修養，怎么衡量作品的價值從而決定取舍？從創作的角度而言，編輯水平可能低于作家；從鑒賞、評論的角度而言，編輯水平似乎應該高于作家。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就是因編輯學識的平庸或低劣，而被降格處理或使其胎死腹中。張潔的《從森林里來的孩子》多次遭遇退稿，要不是駱賓基的舉薦，這篇為讀者廣泛傳讀并得到了全國短篇小說獎的作品的命運，還不知是什么結果。設若這篇小說被扼殺，會不會同時也扼殺了張潔？在出版界的文學編輯中，也有類似情況。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就曾被一位“特別謙恭忠厚”的編輯刪改成可以“在每個旅游點兜售的小冊子”。筆者一直戲稱編輯的這種行為為“過失犯罪”。想想也真是不寒而栗，如果讓一個才疏學淺的副刊編輯在他的位置上占據十年，會給那一方的文學事業帶來什么樣的損失可想而知。
第六，副刊編輯不一定是作家，但有機會有條件也不妨搞一些創作。作家和編輯，經常有互不理解甚至互相指責的時候。編輯像個理發師，作家作品像是理發師的工作對象，再杰出的作家，到了編輯的理發刀底下，都得老老實實俯首折腰。在某些作家眼里，編輯是有眼無珠的人，作家往往認為編輯無非只是編輯字號，搞一些匠人的活計，這顯然是對編輯工作缺乏理解。另一方面，編輯若不懂創作規律，也可能誤解作家，他可能會把魯迅的“在我家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的特有氛圍，簡化成“我家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棗樹。”巴金曾說過，他當作家的時候，誤解過編輯；當編輯的時候，也誤解過作家，既當了編輯又當了作家，對二者的關系才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大意)。遙想“五四”時期造就的一代大家如魯迅、茅盾、葉圣陶、林語堂等等，多有作家和編輯的雙重身份，當他們作為編輯時，發現、扶持幫助了許多諸如巴金、蕭軍、蕭紅等作家。值得注意的是，現在好多報紙副刊編輯同時也是省作協會員或中國作協會員，《農民日報》的劉震云、《中華工商時報》的邱華棟、《光明日報》的韓小蕙等等，好多人既是副刊編輯，同時也是比較有名的作家。
(濟南) 朱春娃
朱春娃：女，《濟南日報》文藝部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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