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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后10年，中國電視人威風出盡。電臺老了，報紙蔫了，大批人才棄暗投明，新華社的水均益、蓋晨光、孫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崔永元、白巖松，深圳大學的教師方鴻進，學者楊東平、錢鋼等，絡繹不絕走入那所著名的藍色火柴盒大樓，央視新聞評論部跟抗戰時期的延安一樣，吸引了大批追求理想的進步知識青年。于是，《焦點時刻》、《焦點訪談》、《新聞調查》誕生了，輿論監督的旗幟一次次飛揚；于是，《生活空間》誕生了，它凝聚了很多擁有藝術理想的青年紀錄片工作者；于是，《實話實說》也誕生了，電視開始在老百姓心中生根發芽。正義、藝術、人民的媒體追求，國家電視臺的權力與權威，以及制片人制所創造的靈活的收入制度，這些元素加在一起，讓那些歲月成為中國電視人“陽光燦爛的日子”。
新世紀開始了，電臺突出重圍，鮮花爛漫。在北京，交通電臺的工作人員終于可以高高昂起頭顱，它的收聽率和廣告收入，都足以讓它傲視群雄，尤其是曾經不可一世的電視同行。報紙的春天也來了，公費訂閱被取消，標志著市場的門檻開始公平，資本結構開始多元，民營資本境外資本紛紛加入，它不光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報紙，更帶來了真正面向市場的公司治理結構，報業人才自由流動，一批70年代出生的新銳走上前臺，成為領軍人物，他們所占據的平臺他們的收入他們在市場競爭中如魚得水的感覺，讓與他們同齡的電視人望洋興嘆。電視呢，它當然仍是個龐大帝國，尤其是央視，15個衛星頻道，上萬人的隊伍，70億元的廣告，重大資訊的獨家發布權，以及行政指定的全國覆蓋網，讓中國的任何一個媒體都難以望其項背，但是，中央臺輝煌，不意味著中國其它電視臺也輝煌，不少臺在擠壓之下已經朝不保夕；中央臺廣告收入高，也不意味著電視人的待遇高，事實上，央視剛推出限薪令，臨時工的工資為3500元（稅前），這肯定讓央視人的腰桿沒那么硬了；央視的光芒萬丈，也不意味著制度先進，從1993年開始，中國電視的運作機制就沒有什么進步，很多方面占的不過是壟斷的便宜。
中國電視的問題首先是壟斷。壟斷當然就帶來市場的不公平，帶來人才的單向流動與體制窒息，電視人去哪里，只能從縣往市從市往省從省往中央跑，也只能被人掐著脖子，愛怎么樣就怎么樣。中國電視的另一個問題是事業與企業、行政與產業不分，因此電視人的提升之道只能是官本位，電視人的流通管道也被僵化的干部人事制度堵死了，很多70年代后的傳媒人在報界擔任老總或主編，電視界呢，只能是一聲嘆息。中國電視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國有獨資，資本結構的單一首先帶來“內部人控制”的問題。其次，它無法形成合理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當然也就無法形成先進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因此，優秀的人才很難獲得合理的回報。還有一個問題，是沒有市場的退出和進入機制，一切都在剛性的規劃之中，窮臺退不出，富臺也擴張不了，資本被牢牢制約，因此，也無法形成市場主體之間激烈的人才搶奪。
韶光飛逝，青春難再，一個制度的耽擱，往往意味著一代人的困境。中國電視人的春天在哪里？在電視產業的變革。只有打破壟斷，完善市場，明晰產權，創新制度，電視人才的市場才會真正形成，電視人才會迎來第二個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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