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庸俗化，更要力戒形式主義
問:崔社長，請您談談當前娛樂報道中存在的硬傷。
崔:娛樂報道的硬傷:一是形式主義。僅僅炒作明星。對有益的可讀性強的事實挖掘不夠，這是有些娛樂報道中的問題。如果僅僅圍繞明星去炒作，這是形式主義，形式主義會脫離讀者，以為明星就可以吸引人，這是錯誤的。是明星本身的事件性、娛樂圈的新聞事件吸引人，而不是明星個人吸引人。
二是庸俗主義。對緋聞比較關注，完全靠緋聞去吸引眼球，這樣使得報紙的權威性和品位下降了，不能上升為主流媒體，人家說你是一個八卦媒體，是拿來消遣的。報紙是否庸俗的衡量標志可以說是緋聞和八卦新聞等。庸俗是低級的，是小市民意識的表現。庸俗主義能吸引讀者，但代價是報紙的品位下降了。
問:現在庸俗化的娛樂報道很多，有人擔心它會對社會風氣產生很壞的影響，您怎么看？
崔:庸俗的報紙不是一個導向錯誤的報紙。著重報道緋聞和八卦新聞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有不好的作用，但是不能把社會道德的敗壞歸咎于庸俗的娛樂報道。庸俗只是給人們提供了笑料而己。因為讀者是有判斷力的，可以說，現在7歲的孩子就已經有判斷能力了；對于不健康的報道，讀者從中會得出自己的判斷。就像老百姓對緋聞的街談巷議一樣，談論的結果常常是貶低而不是褒揚。而且媒體在報道緋聞和八卦新聞的時候，也不是持贊揚的態度；從人們對信息的需求來看，對緋聞的需求不是時時的，不是必須的，而是暫時的，所以它的傳播范圍是有限的；對報紙來說，庸俗的報道會降低報紙的品位，使得其他報道也不會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社會風氣的下降根本在于教育失當，學校的道德準則教育相對不足。因此，我認為，庸俗化要反對，但更要力戒形式主義。形式主義是中國報業存在幾十年的頑癥，形式主義害死人。現在的情況是“邊緣報紙闖市場，主流媒體守舊營”。千報一面，缺乏特色也是形式主義的后果。
問:您認為娛樂報道的形式主義體現在哪里？
崔:主要體現在對同一明星的事翻來覆去地炒作，連手法都一樣，毫無新意，千報一面。當某位明星走紅時，家家報紙都爆炒，而且天天報道雷同的信息。其實對于這位明星來說，更應該挖掘的是他（她）的成長之路和背后的故事。不要過分宣揚諸如一曲成名之類的個案，應該看成功的底蘊、明星所付出的努力。舉個例子，張國榮在拍攝《紅色戀人》時，有一場戲要求戴著手銬和腳鐐站在雨中，導演只要求他在出場時戴一會兒，但他堅持一直戴著，不久手和腳就磨出了血。這種敬業的精神、職業道德是我們更應該通過報道去體現的。其實對于明星來說，他（她）不只是有演出活動和緋聞等，作為一個立體的人，他還有其它的信息可以被報道。而且往往是那些信息更應該被報道。
問:我記得《青年記者》雜志有一期的刊首語中有人說，傳播的本能是娛樂，娛樂的一極是釋放，另一極是給養，給養生活的智慧。您怎么看？
崔:對，給養和釋放兩方面都有，比如說我自己喜歡看一些歷史劇像《雍正王朝》等，看的時候會有意地注意劇中的人物協調關系、解決矛盾的方法，這可以說是我從娛樂中獲得的給養，但是如果這些片子以給養為目的的話，就很容易出現說教味濃的狀況，影響觀眾的收視興趣；反過來如果是以釋放為主，觀眾在娛樂中釋放，才能在釋放中得到給養。可讀性和娛樂性較強，讀者就有想看的欲望，讀者想看了才能夠接受教育。所謂“寓教于樂”而不要“寓樂于教”。娛樂報道的立足點應該是傳遞信息，而不是教育人。而且是可以讓讀者自己去判斷的信息，這種信息應該是有可讀性的，教育不能直白地說，而是蘊藏其中的。
問:怎樣避免娛樂報道中的形式主義？
崔:娛樂報道也要遵循新聞的基本規律。娛樂新聞也是一種社會新聞，引人關注的娛樂事件，就是重大的社會事件，避免娛樂新聞報道中的形式主義也應該堅持三貼近的原則，貼近群眾，貼近實際，貼近生活。可多以嚴肅的態度報道一些具有人情味的內容。
庸俗化吃香，還是有格調吃香
問:您剛才談到娛樂報道庸俗化會使報紙品位下降，那么信報是怎么進行娛樂報道的？
崔:《北京娛樂信報》實質上是一張綜合性新聞紙，不是專門針對娛樂圈的消遣休閑的新聞紙，它是嚴肅的、面向北京的主流綜合新聞紙，這是它的方向；在內容上以新聞為主，娛聞為特色，還有消費服務指南，三位一體。以娛聞為特色是因為它的前身是《戲劇電影報》。
信報在娛樂新聞報道中高揚主旋律，嚴肅負責，立足于為讀者提供娛樂信息，豐富北京讀者生活，對娛樂圈中的不良風氣進行監督披露，弘揚正氣。比如對張國榮的報道，更應該看到他在香港是一個德藝雙馨的演員。對劉曉慶涉嫌偷稅案事件的報道，要通過報道啟示和引導人們遵紀守法，如果將對劉曉慶的報道理解為炒作明星，那就是一個低級的毫無新聞常識的人的思維方式。再比如對于張鐵林“性丑聞”的報道，娛樂圈有些人通過低級的手段宣揚自己，那么《北京娛樂信報》應該高舉旗幟披露這種陰暗面。披露本身就是弘揚正氣。
問:庸俗化吃香，還是有格調吃香？
崔:從長遠來看，當然是有格調的吃香。庸俗化會使報紙品位下降，這是一個規律，因為那樣做必然傷害品牌，而品牌是商譽，商譽是報紙的生命，說到經營上，就吸引不了有品牌的廣告。有格調的市場化的報道能夠大量吸引廣告，它的讀者無論藍領還是白領都是屬于準市民層，而庸俗化的報紙的讀者可能是休閑層或是其它層次的。重視品牌的廣告像名牌車、表、房地產等都不會與緋聞為伍。從讀者需求層面上來看，對庸俗的信息的需求只是信息需求的一個方面，或者說是獵奇信息需求的一個方面，是可有可無的，對生產生活有益的信息才是必須的、有用的。新聞紙的基本功能就是傳播有用信息，讀者看報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為獲取有用信息，尤其是對生產生活有益的信息。人們都有獵奇心理，但這只是人們心理的一部分，或者說是一小部分，它并不等同于人們實際的信息需求，并且獵奇心理還會受到實際需求的限制。比如你到商場去購物，商場門口有人打架，你可能出于獵奇心理會關注它，但這只是暫時的，你更關心的是商場里賣什么、價格怎么樣。所以說，就算是關注小道消息的人也不希望報紙上全都是小道消息。如果不能滿足讀者更重要更常態的實用需求，廣告額就上不去，報紙經營就會受到制約，長久下去，惡性循環就會出現。庸俗化，還是有格調地操作，是報紙自己的選擇，但對于報紙，市場會做出自己的選擇。中國記協自律維權委員會負責人近期呼吁新聞媒體抵制庸俗之風，提高娛樂報道品位格調，這從另一層面上來講是代表市場來說話，代表了讀者的呼聲。一直以來，政協委員、中宣部、執法機關對此的呼吁都是市場行為在各部門的體現。
問:有的學者提出以前是媒體主動，受眾被動，現在受眾主動起來了，媒體反而比較被動了。比如為了迎合受眾獲得市場出現了新聞娛樂化、娛樂新聞庸俗化的現象，您認為應該怎樣處理受眾和媒體的主被動的關系？
崔:我同意這個說法。但是媒體被動并不是壞事，這個轉化說明了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化，體現了市場競爭，而且市場會發揮作用制約媒體的被動程度。庸俗化的娛樂報紙銷量不大，比如說賣出一萬份能產生多大的影響呢？爭相低俗化就會走向垮臺。
問:作為一份綜合性日報，在競爭中怎樣體現娛樂報道優勢？
崔:搶先報道，在難以得到獨家新聞的情況下更強調獨家視角。對重大的娛樂新聞用多個版面、大照片進行全面的報道。加大信息量，講究包裝，提高記者編輯的寫作編輯水平。
問:《北京娛樂信報》常常對一些娛樂新聞進行重點報道，您認為重點報道和炒作的界限在哪？
崔:界限是有沒有事實根據和新聞“水分”。事實是一，炒成十分，這是炒作。從基本事件出發，在報道中畫龍點睛、沖擊有術，這是突出重點，搶讀者的眼球。娛樂報道也是新聞，不要有惡意炒作的成分。
“偷拍”是罪嗎
問:在進行娛樂報道時，應該確定什么樣的采寫標準？
崔:根據明星人物的重要性和事件的社會影響力來確定是否采寫，凡事物構成新聞就作為新聞來報，報道讀者想知道的，而不是專家想知道的，也不是取悅明星，并且這些內容要全面地報道，對于揭露性的報道出發點應該是嚴肅的。對讀者負責，能給讀者以啟迪，而不是跟著明星走。此外，還要注意到社會影響，比如對“綁架事件”的報道就要慎重，要考慮時機，過早的報道可能對受害人造成危險。《北京娛樂信報》就有過一次教訓。吳若甫被綁架期間，跑社會新聞的記者就作了報道，幸好第二天吳獲救。這就是忽視了社會影響和事件的復雜性，差一點好心辦了錯事。還有揭露當事人不良行為的報道，當事人行為本身并沒有觸犯法律，危害很小，然而揭露會給當事人帶來很大的影響，這樣的批評報道也要慎重考慮。
問:對揭露性報道應采取什么樣的方法？
崔:首先對事實要核實，要找當事人雙方核實，要追蹤報道，有始有終，例如在對張鐵林“性丑聞”的報道中，要完整地報道“性丑聞”的起因、進展和結果，完整的報道中就能暴露出一些演員利用一些低級的手段制造一些由頭來抬高自己。涉及官司的最好在結果出來以后再報道，不過在這方面娛樂報道可適當放寬。如果在判決之前進行報道，更要注意采訪雙方當事人，在報道過程中要考慮到輿論，考慮到法庭的判決，要客觀公正，不能自己做出有隨意性的結論。
問:最近，發生了若干起娛樂記者“偷拍”影視劇劇照及記者被劇組人員毆打事件，4月7日，“娛樂江湖英雄會”在紫禁城、保利華億等影視公司的負責人和《北京娛樂信報》、《瀟湘晨報》等報社的娛樂記者間展開，這是一次名為“偷拍無罪”的對話活動。您認為“偷拍”是行使監督權利的必要手段嗎？
崔:在這次對話活動中雙方各執一詞。“偷拍”是否有“罪”現在比較難界定，但我認為“偷拍”不符合道義。即使是確實為尋找不得己而為之的取證也必須經過司法機關的允許，通過司法機關來進行。因為“偷拍”只能是屬于一種司法機關才能運用的偵破手段。有的記者設局布套，不但“偷拍”還制造障礙，比如請“托兒”在街道上演騎自行車被撞的一幕，攝像機架在暗處，偷拍騎車經過的路人的態度，是救還是不救，扶還是不扶，要是給扶起來了，這是好人，要是走了呢，說人不好。如果我去救，有人說我故意給撞倒的，那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因此用這種方法判斷路人的道德是不妥的。還有的記者甚至采取誘人犯錯的方式，你為什么要給人制造犯錯誤的機會？
問:現今在娛樂報道方面，電視娛樂報道似乎更為紅火，對緋聞也關注得比較多，您認為電視娛樂報道對報紙娛樂報道有什么可資借鑒或警示的呢？
崔:兩種媒體各具特點，其娛樂報道因此也各有長短。電視媒體報道時效性更強，更加直觀形象，因此，電視娛樂報道對娛樂新聞的表現具有天然的優勢，在娛樂的表現形式方面更多。報紙更具有傳播信息的特征，因此娛樂報道可以更重視服務性、指導性的東西，報紙還具有可保存性，有據可查，其報道應該更追求準確和權威。
娛樂報道與文化報道分部而設
問:人們在談到文化報道時常說娛文報道，似乎是文化報道依附于娛樂報道而被提及，文化報道的地位能被娛樂報道所覆蓋取代嗎？
崔:文化藝術報道較為高雅，是有底蘊的，不是大市場的。它可以提高報紙的品位，娛樂報道則是吸引關注，更具有大眾性和全民性。信報是分設兩個部門，一個是娛聞部，一個是文化部，如果合并為一個部門，熱門的娛樂報道容易淹沒文化報道。對信報來說，今后還將會增加文化報道，但是增加一個印張（8個版），一年就要多投入3000萬元。所以，從總體的趨勢上來說，文化藝術報道不太可能超過娛樂報道。
問:《北京娛樂信報》以后將朝什么方向去做？
崔:“新聞＋服務”是成功的綜合日報的做法。我們將加強生產、生活包括娛樂的服務性資訊，滿足讀者的信息需求，做成“傳統的新聞紙＋精品購物指南”。娛樂報道力求權威和豐富。但不管怎么變，都始終堅持做一份嚴肅的負責任的新聞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