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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6月8日,濟南市歷下區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了前泰山隊球員馮建國、李娜夫婦涉嫌妨害公務罪一案。最終馮建國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李娜同樣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

　　日前，從歷下區人民檢察院獲悉,一審宣判后馮建國夫婦未提出上訴,目前判決已生效。針對有人提出“判決過重”的質疑,承辦此案的歷下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針對相關問題進行了釋疑。

　　沒有證據證明王勇接受了被告人賠償

　　問:馮建國夫婦的孩子只有3歲,是否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檢察官:司法機關對于被告人定罪量刑是根據犯罪的事實、性質和情節以及犯罪行為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來決定的。孩子年幼或者父母年邁等家庭問題,不屬于我國法律規定的量刑情節。

　　在實行強制措施時,司法機關也會對被告人的家庭情況予以關注和考慮,如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可以取保候審。

　　問:馮建國夫婦稱賠償了被害人王勇的經濟損失,是否可以作為一個定罪量刑情節?

　　檢察官:司法實踐中,被告人賠償了被害人的損失且取得對方諒解的,可作為量刑情節。本案庭審中,馮建國、李娜提出,案發后,其家人曾去醫院交給王勇3萬元賠償金。但該辯解沒有任何證據予以證實,沒有王勇的收到條、證詞,也沒有其他相關證人證言予以佐證。正如法院判決書中所述,“被告人馮建國、李娜雖然表達了賠償的意愿,但沒有證據證明王勇接受了被告人馮建國、李娜的賠償,王勇及其所在單位亦未對被告人馮建國、李娜表示諒解,故不能將被告人馮建國、李娜的賠償意愿作為量刑情節。”

　　交警有口頭語問題，庭審未提供相關證據

　　問:馮建國夫婦當庭認罪、悔罪,是否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檢察官:是否認罪、悔罪,反映了一個人對行為社會危害性的認識與否,也從側面反映了一個人需要被適用的刑罰的輕重程度。因此,認罪悔罪可以作為一個量刑情節。庭審中,雖然馮建國夫婦對犯罪細節避重就輕,但基本能供認整個犯罪事實,并且對之前的所作所為表達了悔意,符合認罪態度好這一情節的認定,法院判決書也已經予以認定,“被告人馮建國、李娜認罪態度較好,酌情從輕處罰。”

　　問:馮建國夫婦及其辯護人提出的交警王勇言行不當,是否可以作為被害人過錯,在量刑時予以考慮?

　　檢察官:首先,馮建國夫婦及其辯護人提出,交警王勇在處罰李娜時有口頭語的問題,庭審中未提供相關證據。

　　其次,即使交警王勇在處罰過程中用語不當,被告人也可以向相關督察部門或者申訴部門進行反映,不代表可以不分場合、不分地點,不顧王勇正在執法,便上前進行攔截、撕扯、辱罵、毆打。第三,對馮建國趕到現場后的不理智行為,王勇提出,“你還想打人嗎?”“你還想打警察?”這應當是一個警察在執法面臨人身危險時的正常警告及反應。

　　最后,馮建國夫婦及其辯護人提出的王勇言語不當,指的是李娜要求對其違法行為處罰予以撤銷及馮建國趕到現場要求王勇當眾向李娜道歉時,王勇均果斷拒絕。這種拒絕,是合乎規范的,是為了保證執法權的權威,不存在態度生硬、言語不當的問題。

　　另外,我國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的,從重處罰”這一條款。這也體現了立法部門更加重視維護公安干警的執法權。

　　不會因是公眾人物就作區別對待

　　問:馮建國夫婦的身份是否影響量刑?

　　檢察官:這是一件很普通、簡單并清楚的刑事案件,之所以引起公眾、媒體關注,因該案件被告人馮建國系退役足球運動員,且退役后從事過電視臺足球解說員,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公眾人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求司法機關不會因為該案件被告人系公眾人物,且該案件受到社會關注,作出有別于其他案件的處理。

　　但是,作為一名公眾人物,在獲取高收入、享有普通百姓不具備的社會資源時,必然要承擔更高的社會責任。近幾年,無論演藝界還是體育界,違法違規甚至觸犯刑法的不在少數,如何提高為社會服務的意識及其自身的法律意識,值得公眾人物深思。

　　（濟南市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