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崇年先生在央視“百家講壇”講的《清十二帝疑案》，引起強烈反響。目前他正在緊張錄制《袁崇煥：明亡清興之鑒》專題，預計下半年播出。4月5日，閻崇年先生在北京社科院的家中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閻崇年說：“我很崇拜像袁崇煥這樣的英雄人物，他身上有中華民族的精神。”
到閻崇年先生家，第一感覺好像是進了書店。閻先生家的客廳里有書櫥、陽臺上有書桌，臥室里有書柜。十幾平方米的書房里更不用說了，書架上堆的、地上摞的、桌子上擺的。就連進門過道，也貼墻改造成一面書墻。閻老講了一件趣事：有一次他搬家，因為書多，就提前對搬家公司的人說可以加些錢，搬家人從50元加到100元，最后閻老主動加到200元，結果那次搬家僅書就搬了八大車。搬家人苦不堪言。
記者面前的閻先生跟電視上的形象一樣，一點不像年過70的老人，思維敏捷，目光炯炯，聲音洪亮。
楊向奎先生的一封信，決定了我一生的研究方向
記者（以下簡稱記）：我打出租車到您家的時候，姓穆的出租司機說他是滿族，祖上是鑲黃旗人。聽說我采訪的是您，他說，閻崇年是北京滿學會會長，是滿族人。
閻崇年（以下簡稱閻）：是嗎（笑）？我是標準的漢族，出生在山東蓬萊解宋營村。也就是現在的解西村。當時父親和哥哥都在北京謀生。我在山東上完小學，等1949年1月31日北京解放后，也就轉到北京六中讀書。讓我最難忘的是我參加了1949年的開國大典。當時天安門廣場雜草有一米多高，凹凸不平，亂石垃圾，滿目瘡痍。我記得我們拔草，搬石頭，邊唱歌，邊勞動。那真是打心眼兒里高興啊！“十一”那天下午3點典禮開始。我聆聽了毛主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聲音。我很幸運，見證了新中國成立的歷史瞬間。
記：您先是見證歷史，后是研究歷史。
閻：新中國成立初期，大部分學生都學自然科學，因為國家百廢待興，需要自然科學人才。我數學全年級考第一，物理化學都是班里的第一。可是我喜歡歷史老師講的課。陰差陽錯地，我考入了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從此跟歷史結緣。
記：您怎么后來專攻清史了呢？
閻：大學畢業后，我對先秦史感興趣。我寫了篇關于先秦的研究論文，去向著名歷史學家楊向奎先生請教。楊先生原是山東大學歷史系主任，那時他剛調到北京中科院歷史研究所，擔任明清史研究室主任。我到他家去，他看后說文章寫得很好。過后，他給我寫了封信。是1963年3月8號寫的。這封信我一直還保留著（閻先生展示出自己珍藏了43年的信，信紙已經發黃。）楊先生建議我研究清史，因為大家都厚今薄古，在中國古代史里，清是“今”啊，清代的檔案、主要文獻、宮廷建筑都在北京，主要專家也在北京。研究清史有便利條件。研究先秦靠考古發掘，西安有便利，北京不便利。
讀到信后，我一個月什么也不干。反復思考，這是個大事情啊，我當時才20多歲，決定一生的研究方向啊，那得好好思考思考。最后，我決定接受楊向奎先生的建議，研究清史，研究方向定下來，43年過去了，沒有一天動搖過。
對歷史，我講求正說、細說和新說，不搞戲說
記：近些年來“戲說”歷史成風，特別是一些清史題材的影視劇泛濫成災。打開電視，就看到男人的大辮子在屏幕上晃悠。您是用“正說”來抵抗“戲說”。
閻：“戲說”的出現，雖然豐富了人們的文化與娛樂生活，但“戲說”太多了，人們分不清歷史和游戲，常把“戲說”當正史，這對青少年正確了解歷史尤其不利。作為歷史學家，主要是搞學術研究，但是也要搞雅俗共賞的東西。到電視上講課，是經歷了由俗到雅，再由雅到俗的過程。就像蜜蜂采了大量的花粉，然后化作蜜給大家吃，這個蜜是花粉的精華。對歷史，我講求正說、細說和新說，不搞戲說。
記：您能具體說說嗎？
閻：“正說”是說歷史，不能當故事講。
“戲說”是說故事，不是歷史，別當真。這個“度”要給觀眾分開。你禁止人家戲說也不行。過去咱們的歷史書比較粗，教科書和史學著作通常是概括地梳理歷史發展脈絡。比如光緒皇帝的死，就一個“崩”字。但這些小事件往往是觀眾、讀者關注的重點、熱點和疑點。我就把有關光緒帝死因的五種說法詳細列出，從以前的檔案、文獻、口碑、論著的觀點與資料出發，分析綜合，加以解說。這樣，歷史就變得有血有肉，聽起來就有味兒了。這算是細說吧。
既然講清史，當然要講新東西，也就是要有“新說”。比如，我講慈禧政變，或叫北京政變、辛酉政變。傳統講法是北京集團和承德集團兩種政治勢力的較量，1：1，勢均力敵，給觀眾簡單講，講不清楚。我干脆將原來的二元分析改成三元分析，即第一股是帝后（慈安、慈禧、同治）勢力，第二股是帝胤（恭親王奕?）勢力，第三股是朝臣（8名顧命大臣）勢力。斗爭結果是帝后勢力和帝胤勢力聯合起來對抗朝臣勢力，2：1，朝臣勢力必敗無疑。政治斗爭就是力量的對比啊。政變后，垂簾聽政從此開始。這樣講觀眾一下子就懂了，專家也覺得三元分析很新穎。又比如鴉片戰爭，以前中學教科書突出“落后就要挨打”，我講“落后可能挨打”，我認為鴉片戰爭失敗的責任主要由道光帝承擔。當時英軍入侵，后方在大西洋那邊，如果號召“勤王”，道光皇帝是有可能打敗敵軍的。弱勝強，少勝多的例子，歷史上是很多的。道光皇帝的祖先，當年進行的薩爾滸之戰、松錦之戰，八旗軍都是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再比如，以前教科書上說的是“張勛復辟”，而我講是“張勛兵變，宣統復辟”。“復”是恢復，“辟”是帝位的意思。張勛是安徽督軍，不過一個地區司令，怎么能說“張勛復辟”呢？
記：您能不能講一下跟“百家講壇”的緣分？
閻：在我之前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已經辦了三年了。它的特點是每個人講一講，或者是一個人講幾講。開始他們是想請十二個人講清朝十二帝。要我講第一講，我跟電視臺的人也不熟悉，他們給我打電話，說我們開一個欄目，講十二帝，請您講第一講，我說您怎么知道我的，他說您寫過《努爾哈赤傳》啊。
我講完努爾哈赤，反響很好。電視臺的人就說要接著講。我說不行，北京專家多啊，每一朝都有專家。他說沒事，這樣吧你加一講行不行，加皇太極好不好？我說那可以。皇太極我研究過，我就把皇太極給講了。講完他說順治你也得講一下子，順治也還了解一些，就講了順治。順治完了就加康熙，康熙我也“摸”過，康熙的“實錄”和“起居注”我都看過。康熙講完加雍正，雍正完了加乾隆，就這樣加下來的。講到乾隆之后，他們說閻老師你還得講，觀眾一致要求你講。我說怎么辦？十二皇帝講完了，就講總說吧，串起來講。原來是一朝一朝橫著講，現在是豎著講，講幾個專題，講完還不行，觀眾還要求講，就答疑吧，于是又有了答疑系列，總共講了38講。我這一年，就做了這一件事兒。
要透過袁崇煥的品格與事跡，敬仰英豪，知榮知恥
記：聽說您要在“百家講壇”講袁崇煥？
閻：（閻先生取出一摞演講稿，記者看到第一講是“崇煥之死”。）現在已經錄了二十講了。預計下半年開講。總的題目初擬是《袁崇煥：明亡清興之鑒》。
我這么多年重點研究了兩個人，一個努爾哈赤，寫了《努爾哈赤傳》；一個袁崇煥，寫了《袁崇煥傳》。我是把他們兩個對立人物進行比較著研究的。因為你研究袁崇煥，是從對立面看努爾哈赤，你會看得更清楚。同樣，你從努爾哈赤方面研究袁崇煥你也就看袁崇煥看得更清楚。研究必須比較著研究。在明清之交，兩個人都了不起。
袁崇煥工作和生活的所有地方我都去了。他老家是廣東，后來上學在廣西，做縣令的時候在福建，在兵部做官的時候是在北京，打仗的時候在興城，當時叫寧遠。他守衛的寧遠我多次去考察過。他打仗的古戰場，過去叫覺華島，今名菊花島，那島上長滿菊花。我在島上拉皮尺測量明屯糧古城遺址城墻城門的具體數據，確定了遺址的方位和尺寸。
記：可不可以這么說，正說清十二帝更多的是側重于梳理陳年舊事，而講袁崇煥更多的是面向未來？
閻：袁崇煥是大仁大智大勇大廉啊。我們現在不是講八榮八恥嗎？八榮第一榮就是愛國啊，第二榮就是愛民啊，熱愛祖國熱愛人民，袁崇煥做到了。第三榮是崇尚科學呀，袁崇煥的紅夷大炮是當時最先進的科學技術，他是第一個將大炮用于戰場上的。明末到袁崇煥以后才開始在遼東打勝仗，以前一直是打敗仗的。袁崇煥不僅是文官的楷模，也是武官的楷模。武官是不怕死，勇敢啊。自己親自帶兵打仗，身先士卒，盔甲上中的箭像刺猬皮一樣。自己負傷以后，把戰袍撕破了，裹著傷口騎馬作戰。他掌握成百萬兩銀子，軍餉糧餉啊，他一文不貪。死了抄家，四個字：家無余資。他在邵武任知縣，縣衙門旁邊老百姓家著火了，自己親自爬墻上房給老百姓救火。《邵武府志》記載：袁崇煥“嘗出救火，著靴上墻屋，如履平地”。這說明身為縣令的袁崇煥，不擺官架子，不搞特殊化。這很不簡單啊，我所見到的材料，他是惟一的一個。
我很崇拜像袁崇煥這樣的英雄人物，他身上有中華民族的精神。我把袁崇煥的精神概括了四條，第一愛國愛民；第二勇敢拼搏；第三善于創新；第四清正廉明。我這次講袁崇煥就是突出袁崇煥的精神，我們中華民族樹立起“大仁大智大勇大廉”的精神，就無敵于天下。
透過袁崇煥的品格與事跡,了解先賢,敬仰英豪，知榮知恥，激勵來者。在這次講的時候我還將鞭撻一些古代的貪官、庸官，也有打仗逃跑的將官，一看到敵人來了，就跑了，退了。孬種！
家務事從來不管，我滿腦子是清史
記：看您的講座，佩服您的記憶力。比如對清代旗人的編制，官銜，還有歷史、地理、年代，您講起來如數家珍。
閻：其實也沒什么，就是熟了。學歷史就是從基本材料入手，年代啊，地點啊，張口即來。43年，家務事我從來不管，我滿腦子是清史。
(記者翻開《中國歷史年代簡表》隨便翻到一個清代皇帝的紀年“考”閻先生，閻先生不假思索，凡記者提到的與皇帝年號對應的公元紀年他都能脫口而出。記者問不需要換算嗎？閻先生笑答：熟了，不用換算）。
我平時都是4點鐘起床，寫文章到7點，這算第一個單元，從8點開始到12點是第二個單元，中午休息一會兒，從下午1點半，到6點是第三單元，晚飯后從7點到10點半是第四單元，除了出發在外，我天天如此，包括節假日。
記：錄節目一定非常辛苦。
閻：講清十二帝時是一個禮拜錄一次，禮拜一到禮拜四準備，一天寫五千字，四天寫兩萬字。星期五我自己再把稿子串一下。星期五晚上給家里人或來的朋友，給他們念叨一遍，類似試講，他們就提意見，這些人都很直爽。說這地方不行，聽不懂，太專業；這地方不行，沒意思，太平淡；這地方很重要，多說一點。等等。星期六我就進行修改，星期六晚上自己到外面空場里消化一下，想一想。星期天去錄，錄完了，星期一就再接著。
記：講清十二帝時有沒有遺憾？
閻：當時有個不足，因為沒想到我自己講完十二個皇帝。他們彼此之間的關聯沒有一個統籌的規劃。開始一個皇帝一講，后來同治就講三講。同治才十一年，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也是一講，這怎么行？后來就協調了。現在我講袁崇煥，就有個整體布局了。
記：你最喜歡讀的書是哪些？
閻：司馬遷的《史記》。還有《十三經注疏》，文革期間，我偷著讀，在《十三經注疏》上包上書皮，寫上“毛主席萬壽無疆”作掩護。
記：您最近回過老家嗎？
閻：1987年回過。當時蓬萊的縣委書記來了，他說您對家鄉做點事吧。我做點什么呢？我又不能投資，我是個學人，那就擴展一下蓬萊文化的知名度吧。我想到了戚繼光，他是山東蓬萊人，1987年是他逝世400周年，我們就搞了個紀念活動。名字是“紀念戚繼光逝世400周年學術研討會”，全國性的學術活動。
山東出了兩個圣人孔子和孟子，這不單是中國人的驕傲，也是全世界華人的驕傲。我想也是人類的驕傲。因為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也是全人類精神文化財富的一個重要部分。
我在北京50多年啊，但我出去不說我是北京人，我說我是山東人，我的孩子現在在美國定居，他們填表也都是填山東蓬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