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著名學者、書法篆刻家蔣維崧，因病醫(yī)治無效，于７月２５日１時３９分在濟南逝世，享年９２歲。
蔣維崧先生，字峻齋，１９１５年生于江蘇常州。１９３８年畢業(yè)于南京中央大學，歷任中央大學助教、廣西大學講師、山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教授，曾任山東大學中文系副主任、文史哲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學術委員、《漢語大詞典》副主編、山東省語言學會副會長、山東省書法家協(xié)會主席等職。
蔣維崧先生以文字學研究而聞名于世，是當代著名漢語言文字學家，同時又精于書法、篆刻。他的篆刻熔秦鑄漢，廣納博采，執(zhí)正馭奇，形成了嚴謹、高雅、精巧、含蓄的藝術風格。他的書法諸體皆精，尤以行草和金文享譽海內外。
人物簡介：
蔣維崧先生，字峻齋，１９１５年生于江蘇常州，１９３８年畢業(yè)于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歷任中央大學助教、廣西大學講師、山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教授，曾任山東大學中文系副主任、文史哲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學術委員、《漢語大詞典》副主編、山東省語言學會副會長、山東省書法家協(xié)會主席等職。
蔣維崧先生以文字學研究而聞名于世，是當代著名漢語言文字學家，同時又精于書法、篆刻，為世人所共仰。蔣維崧先生從教六十余年，曾主持《漢語大詞典》山東編寫組工作長達十年之久，為辭書編纂積累了重要經(jīng)驗。蔣維崧先生著有《漢字淺學》及語言文字學專著、論文多篇。２００１年受聘山東大學特聘教授，把自己的智慧和心血奉獻給了教學、科研工作。
早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蔣維崧先生在中央大學求學期間，就曾得到胡小石、喬大壯、沈尹默等大師的親教，三四十年代便以書法、篆刻蜚聲藝林，顯示出不俗的藝術才華，受到了章士釗、徐悲鴻等先生的稱贊。此后，蔣維崧先生便走上了以學養(yǎng)藝、以藝顯學、執(zhí)著于書法篆刻藝術的探索和創(chuàng)作道路。蔣維崧先生的篆刻師承喬大壯先生，熔秦鑄漢，廣納博采，執(zhí)正馭奇，形成了嚴謹、高雅、精巧、含蓄的藝術風格。他的書法諸體皆精，尤以行草和金文享譽海內外。其行草近師沈尹默，遠法二王，清峻含蓄，溫潤可人；他的金文更以其特有的風格，獨步當代。其最可貴之處，是在于將古文字學研究同書法藝術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將數(shù)千年前充滿金石氣息的青銅器銘文寫成富有時代氣息和書卷氣息的書法作品。近幾年先后出版了《蔣維崧印存》（１９９２）、《蔣維崧臨商周金文》（１９９８）、《蔣維崧書跡》（２００１）、《蔣維崧書法集》（２００５）等作品集，并于２００３年向山東大學捐獻書法作品六十余幅，供學校博物館永久珍藏。
文德翰彩 光及北辰——深情回憶蔣維崧先生
歐陽中石先生在評價蔣維崧先生書法時曾寫下“文德翰彩，光及北辰”
八個字。在蔣先生逝世的時候，這八個字又讓人們回想起先生的人品、學品與書品。
·言可誨人光可鑒物
劉廣東(大眾日報社原黨委書記、總編輯)：聽到蔣維崧先生去世的噩耗，我作為他的學生，萬分悲痛。蔣先生是著名的書法家，但他首先是位著名的學者。他對于語言文字學有精深研究，他曾主持《漢語大詞典》山東編寫組工作長達十年之久，為辭書編纂作出了重大貢獻。蔣先生在學術界享有很高聲譽，但他非常謙虛，對名利看得很淡泊，以前就是這樣，并不是晚年才如此。
我1961年入山東大學中文系學習，那時蔣先生是中文系的副主任，大二的時候蔣先生給我們開過語言課，也開過書法講座，我還多次看過蔣先生的書展。我對蔣先生非常敬仰，他的學問和為人都很好，有長者風范，我從先生那里學了很多東西。離開學校之后，因為工作關系向他求教的機會更多了。
蔣先生一生不斷追求，學而不厭，他從來不講自己如何如何，但是能看出他的追求，那就是對自己要求完美，無論做人、做學問還是書法都這樣。他的書法不同時期有不同面貌，總有些新的變化。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特別是八十年代以后有了突變。他對學術和書法界的現(xiàn)狀非常關注，對新發(fā)現(xiàn)的語言文字資料及時加以研究，并運用到自己的學術與書法創(chuàng)作中。蔣先生的篆書，同一個內容的作品寫法卻不一樣，越到晚年，他的作品越耐看，婉約、豪放的風格都有，前期流暢華美，后期含蓄厚重。
蔣先生的作品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書法，學養(yǎng)與文化內蘊豐厚，有鮮明的文人氣質，是他精神的體現(xiàn)。可謂：“言可誨人，光可鑒物。”
作為老師，蔣先生誨人不倦，他對后學總是給予熱情的幫助提攜。對我來說，讀什么書，臨什么帖，用什么工具，蔣先生都給予指導。臨《蘭亭序》時，他看了我的習作，建議我改羊毫為狼毫。我臨了《圣教序》、《九成宮》后，蔣先生又指導我臨趙孟頫的《三門記》《膽巴碑》，每每想起蔣先生對我的教誨，我都充滿感激之情。
·典范的意義是永恒的
陳梗橋(山東省博物館研究員)：就近現(xiàn)代書法藝術來說，蔣維崧先生的去世不僅是書界和學界的損失，而且是一個時代的損失。蔣先生的成就及貢獻是多方面的。我主要談他的書法。
蔣先生是一位十分本色的讀書人，他把書法作為文化的一個很小的組成部分。作品的格調、氣息非常高雅，有一種靜氣。欣賞之余令人心遠，令人肅然起敬。他的字形結體非常講究，技法十分精到，給人一種靜的感覺。
蔣先生是一位博學之士，對祖國傳統(tǒng)文化無限熱愛、無限虔誠，對多學科均有濃厚的興趣、深入的研究。書法作為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左右逢源。蔣先生以遍臨諸體打基礎，由眼到手，由手及心，將書法源流解析清楚，并逐漸納于腕下。蔣先生的行草書，以王字為主線，輔以唐宋諸賢，在行筆中融入了篆書筆意。這在歷代學王的書家中不多見。蔣先生的篆書，古而新。所謂古，他對待古代甲骨、青銅器、刻石等類文字，總要尋根究底，從書法角度，排除假象，探本求源，并充分發(fā)揮毛筆的作用，最終體現(xiàn)一個“寫”字。蔣先生的篆書是寫出來的，不是做出來的。所謂新，除了篆書筆法中融入行書筆意之外，蔣先生所選的字形，總是最新的。作為語言文字學家，他時刻關注著文物、考古學界的新發(fā)現(xiàn)，高年盛名之下仍隨時注意知識更新。由表及里的研究，使蔣先生的篆書吐故納新。蔣先生是一位非常本色的讀書人，做學問較真兒，對名利淡然處之。這一切，都化入書法的格調、氣息，已經(jīng)達到一種很高的境界，自然，充實，凝重，遒麗，高古，清新，包含了諸多美的元素，令人心靜，令人心遠，高雅得令人起敬，樸實得令人可親。
蔣先生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特好。他熱愛生活，平易近人，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寫，寫自己喜歡的內容，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興到筆隨，自由自在。在書壇有些浮躁的今天，這實在難得，尤其值得我們學習。“無所求”不是在藝術上不求提高，而是要虔誠地對待祖國傳統(tǒng)文化，不拿書法作為追逐名利的敲門磚。蔣先生成為一代書家，是一個典范，典范的意義是永恒的。
·不把書法當事業(yè)
梁修(山東省書協(xié)顧問)：得知蔣先生去世的消息，心里非常悲痛。先生與我亦師亦友。先生長我20余歲，雖然從不拿我當晚輩，但我一直以晚輩后學的心情與先生交往。
與先生初識在上世紀70年代末，當時他和殷煥先先生到山東美術出版社編學習字典，住在出版社招待所。我那時在齊魯書社從事古籍整理工作，從此有機會與先生相識交往。由于愛好相近，脾氣相投，談得來，我們接觸越來越多。
蔣先生平時說話謹慎，從不隨意臧否人物。與相熟知的人卻能放言長談。談起學問、書法來，常常興致很高。
去年，蔣先生生病住院時，我到醫(yī)院看望，他說，古人從不把書法當成一項事業(yè)，只是興之所之，情之所至，自然而然地書寫，所以才品位高雅，留下了許多優(yōu)秀的傳世佳作。蔣先生也有這樣的境界，所以他的書法清雅飄逸，讓人一看即能醉心其中。
蔣先生書法創(chuàng)作態(tài)度極其嚴謹。比如他書寫金文，古雅而不失流麗，這源于他對古文字卓有研究。他常說，從事書法創(chuàng)作要在治學方面下功夫，把寫的東西弄清楚了才能下筆。蔣先生為學為文極嚴謹，但絕不刻板。我曾約蔣先生到家里玩，中午到街上買水餃吃。飯后，他躺到床上休息，隨手打開電視找體育節(jié)目看。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樣。
有一次，我們一起談到考他的博士生還要考外語，蔣先生哈哈大笑：“那都是他們搞的啊！”這件事讓我印象特別深刻。
·先生筆下的線條是活的
劉紹剛(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還在山大歷史系讀書，蔣先生是中文系教授。當時我剛開始學習篆刻，水平很差。我拿著十來方自己的印章給他看，他沒說哪方不好，而是指著一方說：“這方刻得非常好。”現(xiàn)在看，其實不過是在那些印里面顯得好一點而已。我知道蔣先生是在鼓勵我。
上世紀90年代，我已經(jīng)跟蔣先生讀研究生了。跟著先生學了這么多年，感覺自己文字學有了一定基礎。我編了一本《篆書詩詞名句選》，說起來汗顏，剛開始里面有很多錯別字。這時候，先生已經(jīng)不像對待初學者那樣寬容了，對我要求很嚴格，他給我一一指出哪個字應該怎么樣寫，出處在哪里，寫法為什么不一樣。毫不客氣。
2000年，濟南市園林局想立一塊刻石，上刻《尚書·舜典》，原本要請蔣先生寫。但他表示自己已經(jīng)80多歲，難以完成，于是推薦我來寫。我那時可以說是無知者無畏，心想，這還不能寫嗎？但當真寫起來，才體會到難度之大。這不單純是去寫，首先要對《尚書》的各種版本進行校訂。這其間，蔣先生每一步驟都給我指導。剛開始，我想用戰(zhàn)國時的“秦系文字”，后經(jīng)仔細推敲研究，感覺用“六國系古文”書寫更合適。等我寫完第一遍，蔣先生一字一字地看，指出其中舛誤之處。等到我寫到第三遍，蔣先生還在推敲，哪個字還寫得不太好。先生對學問、藝術之嚴謹，由此可見一斑。
蔣先生篆書堪稱大家，至晚年他仍在不停地追求新與變。我在北京工作，每年回來看望先生，每一次看他的字，都感覺又有新意。他曾不止一次講：“寫字要有追求，有追求才有提高。”所以他年逾八旬，書藝仍不斷有進境，這在中國書法史上也是鮮見的。黃苗子先生就曾經(jīng)說過，蔣先生的篆刻為什么好？看那線條，是有感情、有生命的，是活的。
蔣先生是文字學家，他對新出土的文字資料吸收很快。這么多年他一直訂閱《考古》等雜志。我從北京回來，問他要帶什么東西，他也總是會問：“又有什么新書？”像郭店楚簡，他五本楚簡都有，里面的文字特點，他也都吸收到金文創(chuàng)作里。這一點，現(xiàn)在能做到的人很少。蔣先生生病前，還要我為他買中華書局出版的《商周金文集成》，如今書已經(jīng)買回來了，但先生卻仙逝了，讓我倍感遺憾。(記者 逄春階 于國鵬 實習生 李敏 《大眾日報》)
詩似冰壺見底清 ——在蔣維崧先生最后的日子里 
今年3月底，我從美國探親回來，第二天就去看望蔣維崧先生，兩個月沒有見到先生，想說的話實在太多。臨走的時候，先生又加說了一句：“明天上午要是有時間的話，你再過來，電視臺要來給我拍電視。”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先生家，一看先生已經(jīng)穿戴整齊，正等著大家了。先生很少接受采訪，這破例的一次他是很重視的。先生面對電視鏡頭的時候還很“靦腆”，當時我坐在先生的斜對面，先生說完一段話就看看我，我就笑一笑，豎豎大拇指，算是給先生打氣。采訪結束了，先生迫不及待地問我：“談得還行嗎？”我說：“您思路清晰，每句話都很到位，不要說面對一個記者，就是開個記者招待會也沒有問題。”后面一句話逗得先生會心地笑了。
5月4日，先生的學生劉紹剛從北京來看先生，先生留下他和我在家中吃晚飯。其間，劉紹剛說起今年要給先生出三本書，一是由中華書局出版《臨商周金文》和《歸網(wǎng)室點評歷代璽印》，再就是出版一本《行書字帖》。先生欣然同意。劉紹剛說：“《行書字帖》的任務就交給常誠吧？”先生說：“好的！”
5月6日早上6點40分山東電視臺播出先生的專題片，先生早早坐在電視機前等候。看完片子后我問他感覺如何，先生玩笑著說：“還沒有太對不起觀眾。”讓人想不到的是，這是我最后一次聽先生開玩笑了。5月8日午飯的時候，先生忽然就病倒了，緊急送醫(yī)院搶救，但腦血栓已經(jīng)讓他左側身體不能動彈了。我見到先生的時候，先生頭腦還清楚，但語言表達比較困難，先生就要紙筆寫，他寫下的一行字是：“楊寶森《洪羊洞》。”原來，先生想聽京劇。在被病魔擊倒的時候，先生想用他愛好了一輩子的京劇撫慰自己。
先生是個足球迷，在他生病前曾和我說：“過幾天找個賓館住下看世界杯。”但等到世界杯開幕的時候他已經(jīng)不能看電視了。干記者的我平時很忙，但下班以后，只要有時間我就去醫(yī)院看先生，給先生讀報，給他講世界杯。世界杯八分之一比賽意大利與澳大利亞一戰(zhàn)，中央電視臺體育播音員黃健翔在轉播時有不冷靜言語，我讀報時先生忽然說：“黃健翔不是第一次了，米盧當國家隊教練的時候，他批評米盧就不對。”世界杯八強產(chǎn)生了，我分析形勢給先生聽，我說：“八強中烏克蘭弱一些。”先生卻說：“舍甫琴科很厲害。”我問先生：“德國和阿根廷比賽誰能贏？”先生說：“阿根廷踢得好，但德國會贏，它是東道主。”先生多年看意甲聯(lián)賽，對意大利隊很了解，當我問他誰能得冠軍時，先生說：“意大利很全面。”當意大利真的得了冠軍的時候，我湊上去告訴他，當時他的意識已經(jīng)不很清楚了，只是點頭，表示知道了。那時，我佩服先生不愧是真球迷，他能從八強中看好意大利得冠軍，怕是沒有幾個人能有這樣的預見。今天，我回頭想想這些“昨天”的事，心里有說不出的滋味。先生生病以后說話很困難，已經(jīng)很少開口了，足球似乎是個例外，那是他最有興致的話題了。
6月16日，先生當選為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篆刻藝術院名譽院長(去年成立的中國書法藝術院名譽院長是啟功)，這是很高的榮譽。當我將這個消息告訴先生的時候，先生點頭表示明白了，但隨后又擺擺手，把心中的遺憾與無奈表達了出來。
上周末出差，電話里得知先生病危，趕到醫(yī)院的時候先生已經(jīng)被送入重癥監(jiān)護室，無法見到先生。在門外等了兩天后，我才在24日下午到監(jiān)護室看了先生一眼，大約兩分鐘的時間，那時先生已經(jīng)聽不見我在他的耳畔呼叫了。
先生去世的那一刻我與山東省書協(xié)顧問梁修先生通電話，梁先生說他一下子擬出了一副挽聯(lián)：“言為士則，行為士范；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下聯(lián)的意思是說，至清的水，任憑你再澄清也不會更加清澈，任憑你再攪動也不會變渾濁。蔣先生一生以道德、學問為立世之本，游塵不到，清意自生，其清流雅望讓世人仰慕。所以，在強忍著寫下這點文字的時候，我想到了韋應物的兩句詩：“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見底清。”回望先生的生命歷程，其“清”字本色始終不變，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也是那么自然清澈……(記者 常誠 《大眾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