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商業文化肇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戰國，成熟于兩漢，在此后的不同歷史階段，又有所發展與完善。作為一種具有悠久歷史的地域文化，齊魯商業文化已成為中國古代商業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中國古代商業文化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貢獻。這在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工商管理政策的制訂與完善，經營之道及商業經濟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等三個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顯現。
先秦秦漢時期，齊魯的商品經濟在全國一直居于領先地位。這種局面的形成，既與齊魯的地理環境、人口因素有關，又同工商管理政策相聯。齊魯之地雖然很早就得以開發，但限于地處丘陵，沙質土壤，農業難以發展起來，而以桑麻、漁鹽見長。這便有了齊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漁鹽”，及魯地“頗有桑麻之業”之說。至西漢司馬遷時，齊魯已出現經營千畝桑麻的專業戶。另外，齊魯地處交通要道，為商賈必經之地，即“吾國（齊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道，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這樣的地理環境就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便利條件。齊國建國之初，“人民寡”。為彌補農業“少五谷”的不足，需因地制宜，擴大商品生產的規模。地廣人稀的“國情”，對擴大桑麻等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是比較有利的。同齊國相比，魯國封土面積較小。隨著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漢時，在洙、泗沖積平原上，已出現“地小人眾”的窘境。人們為了生存，除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外，只得以經營工商業作為出路。于是就有了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記的鄒、魯“好賈趨利，甚于周人”的經商習俗。先秦時期，齊國統治者多實行較為寬松的工商管理政策，這樣就為工商業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據《史記·齊太公世家》等記載，呂尚被封為齊侯，在治國時利用山東半島自然資源的優勢，勸女工，極技巧，通漁鹽，以致“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齊桓公時，為鼓勵貿易，招徠外商，采取了“毋忘賓旅”的優惠政策。即在公元前651年，齊桓公與諸侯在蔡丘會盟，約定諸侯國之間的貿易，都要為商賈提供食宿方便。齊國為外來商人提供賓旅和貨棧交易的場所。對外商貨車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給飼料，五乘的并供給廝養人。這樣“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管仲相齊，整頓士、農、工、商的戶籍，加強了對工商業的控制和管理。另外還實行“官山海”的政策，對山海之利（主要是鹽鐵）實行國家控制，以照顧各方利益。如民營鹽鐵生產由國家征收實物稅，并統一收購銷售，實行專賣，寓稅于價，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如此就增強了國家的綜合實力，使“甲兵大足”，從而為齊國“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奠定了雄厚的基礎。晏嬰為齊相時，為鞏固統治，采取了工商不變，即工商業堅守其業，搞好商品生產和流通的工商管理政策，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直至戰國，齊國重視發展工商業的傳統，使其工商業仍舊十分發達。
齊魯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繁榮主要表現在商品種類的眾多、貨幣的通行、城市商業的繁榮及眾多商賈的出現等方面。齊魯自然資源比較豐富，出產的魚、鹽、漆、布、帛等，豐富了商業市場的花色品種。至戰國時，列國間販運商業的發展，使各地特產如北方的“走馬吠犬”、南方的“羽翮齒革”、西方的“皮革文旄”等，都能在齊魯市場上買到。商品的交換促進了貨幣的發展。春秋戰國時，齊國的刀幣已成為一種“國際”性貨幣，流通于齊、燕、趙等國。齊獻公時（公元前859年），臨淄被立為齊國國都，歷時636年。經過數百年的經營，城市規模宏大，今勘探發現臨淄大小城總周長超過2萬米。統治者對工商業較為重視，促進了城市工商業的發展與繁榮。如管仲為使外來商人到臨淄經商，大搞旅邸設施，甚至在臨淄設“女閭三百”，以招徠商人。到戰國時，臨淄已成為一個工商業集中的大都市。城中居民達7萬戶，經營商業、販運業的有6千戶之多，皆殷實富有。《史記·蘇秦列傳》載蘇秦在齊宣王面前稱：“臨#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如雨。”語雖夸張，但必與事實相去不遠，否則不能達到游說之目的。西漢時增至10萬戶，若每戶以5口計之，則臨淄有50萬城市人口。時人稱其“人眾殷富，巨于長安”。王莽時稱臨淄為東市，成為與長安、洛陽、邯鄲、宛、成都等齊名的大都市。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齊魯經商之人不斷增加，出現了不同類型的商人。其中，既有眾多從事一些“坐列販賣”之類小本生意的中小商人，也不乏為史書有所記敘的大商人。如《史記·貨殖列傳》等中就載有經營鹽業的大商賈魯人猗頓；“逐漁鹽商賈之利”的齊人刁間；“富至巨萬”，經營鐵業，兼營貰貸業、販運業的曹邴氏等。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商人曾以經商致富，并參政為官，由此就使經商活動獲得了端木生涯和陶朱事業的稱譽。端木，復姓，名賜，字子貢，春秋時衛國人，孔子的弟子。在出仕入孔門之前，是個大商人。曾相魯、衛兩國，后經商于曹、魯之間。善于預測市場行情，孔子稱他“臆則屢中”；后人說他“好廢舉，與時轉貨貲”。由于他善于經營，故經商致富。后世便稱經商為端木生涯。越國大夫范蠡棄官后，“游于江湖”，到齊國經商，后“之陶為朱公”，經商“三致千金”。后世就把經營商業稱為陶朱事業。
工商管理政策是統治階級出于一定的目的，對工商經濟進行調控的行動指南，為商業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上面已對戰國以前齊國工商管理政策多有記敘，現僅就戰國時期齊國的工商管理政策簡而論之。戰國時期齊國推行較為放任的工商管理政策，這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臨淄城7萬戶，“揮汗成雨”、“舉袂成幕”的盛況，當與這種工商管理政策有一定的聯系。不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私營工商業不加限制地放任發展，就會促使富商大賈大量地分割封建國家和百姓的財富，減少國家的財政收入；同時，其對農民的瘋狂盤剝，嚴重地損害了新興封建政治的統治基礎；另外，經營商業較好的收益，還會誘使農民棄農經商，影響農業經濟的正常發展。這些都對兼并戰爭極為不利。如果說戰國以前的工商管理政策使齊國逐漸走向富強的話，那么，戰國時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則極大地削弱了齊國的綜合國力。與之相反，秦國推行商鞅制定的抑工商政策，即大力發展農業經濟，在國家的干預下，有限度地發展商品經濟。雖然這種工商管理政策有一定的消極作用，但卻增強了秦國的綜合國力，促使秦“國以富強，其后卒并六國而成帝業”。戰國時期齊、秦兩國號稱東、西二帝，原本都有統一全國的實力。但不同工商管理政策的采用，加之其它因素，便造成了齊衰秦強的局面。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商業文化對歷史發展進程的重大作用與影響。
戰國秦漢時期是齊魯商人形成經營之道的一個重要時期。他們在長期的商業經營活動中，在繼承前人，特別是春秋時期自由商人較為豐富的經商經驗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一套主要包括預測分析、經營謀略、業務作風等較為完善的經營之道。這些行之有效的經營方法，不僅為“當世”和后世的人們從事商業經營活動提供了參考與指導，而且還為我國古代商業經營管理理論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構成我國古代商業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前面提到的子貢就是一個有較強預測分析能力的商人。范蠡在這方面則表現得更為出色。他不僅預見到市場上商品“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的變化趨勢，使自己處于有利的位置，而且還預見到“居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的定陶，為經商的好去處。故到此經營，取得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經濟效益。商人為取得經營的成功，還需對經營的商品和在經營中形成的各種關系采取一定的計謀策略，予以妥善處理。要關注商品的質量，貯藏好貨物，即“務完物”，使商品在市場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另外，還要針對不同商品的自然屬性，加以適當管護，如對易“腐敗而食之物勿留”，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對商業經營活動內部關系，要以“能擇人”的方式予以解決。良好的業務作風是商業經營活動的保障。其中，吃苦耐勞的精神、熱情周到的服務，為商人走向成功鋪平了道路。而善于處理主仆關系，會充分調動部下的積極性，上下精誠一致獲得經營的成功。刁間就喜歡在商業經營活動中使用奴虜，并大大提高他們的待遇，以致出現了寧做刁氏奴，不為國家自由民的怪現象。由此，刁間積聚起“數千萬”的商業資本。
社會經濟，特別是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必會在思想領域有所反映，促使各種經濟思想的產生。先秦秦漢時期，齊魯商品經濟的較高發展水平，為經濟思想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戰國諸子百家競相著書立說，就把這種可能轉化為現實。無論是儒家賤利貴義的義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國思想、輕薄稅斂的賦稅思想、黜奢崇儉的奢儉思想，還是空前絕后，洋洋灑灑十萬言的經濟學巨著——《管子》，都為我國古代經濟思想的構建作出了重大貢獻。對我國經濟思想以至我國古代經濟本身的發展，起著深遠的影響。
總之，內涵豐富的齊魯商業文化，是中國古代經濟文化中的一份寶貴遺產。
